“朱金原来是你，就是在俄罗斯组织屠杀犹太人的那个家伙？ ”
“黑百人团”团长还是那么安静地回答说：‘终于有人认得我啦！”
人家把他押上飞机，送到莫斯科。于是，他这个一辈子梦想当飞行员的人便在贝尔格莱德到卢比昂卡的航线上，接受他的空中洗礼。 接着就是对他进行侦审……
他直截了当地告诉那侦审官说：“你何必跟我浪费时间呢，把我放到一个单人牢房里，我就把我的历史和我反对苏联的罪行全都写出来。”
他把几百页纸写得满满的。每一次他被传去受审，房子里都挤满了军官来听他的“报告”，居然也有一种侦审是有教育意义的！朱金对十月革命前俄罗斯的历史作出了与众不同的贡献。作为‘黑百入团”团长，他同其他两个人参加了各党派的代表团去要求沙皇逊位。尼古拉二世当时正在下棋，不愿受到干扰。但他一听到来访的目的，他就放声大笑，‘好啦，总算完啦！”
“有什么办法呢，”朱金又说，“这是俄罗斯王朝的最大一个混蛋！”
朱金的政治思想确实古怪。他常常发表议论，谈他最喜欢的题目：俄罗斯的伟大。
“在斯大林的领导下，我们的国家成了一个全球帝国，它实现了俄罗斯人世世代代渴望的目标。共产主义象个疣子，是要消灭的，但是帝国将留存下来。可惜斯大林不是一个真正的沙皇，他却具有沙皇的一切品质！你们这些共产党人不懂得俄罗斯的灵魂。人民差不多象需要宗教那样，需要有一个他们能信得过的父亲来带领他们。唉，要是斯大林不是个… 布尔什维克就好了！”
朱金把他的全部希望都放在斯大林帝国的伟大上面。
“我不愿得到释放，”他说，“因为无论什么地方，人家都会象你那样对待我的。我希望给我一个牢房，让我可以继续写书，论述我们国家的历史。”
他这个顽固的反犹分子，鼓动屠杀犹太人的家伙却比共产党战士早得多获得释放。当局在一个乡村里拨给他一座别墅，直到今天他仍在那里继续他的工作，不知疲倦地歌颂斯大林政权……
在这漫长的黑暗的旅途上，以上的相逢不过是一些歇歇脚松口气的地方，是单调日子的一点调节。在几页的篇幅里，我回顾了这些浪费我生命的岁月……关于我的铁窗风味，我就只记得一些奇奇怪怪的事情。其余的千篇一律的千百个日日夜夜，却在我脑子里溶化了。希望随着岁月而消逝，每天千百次地重复同样的举动，忧心忡忡地看着时间无可挽回地损失掉，这就是囚犯永恒不变的生活。有什么可讲的呢？这一段时间给我们打上了永不磨灭的烙印，但是我们在这一段时间里并没有生活，所能顾得到的只不过是怎样能够死里逃生。
第七章 获释
1953年3 月初，卢比昂卡的制度突然变得更加严厉起来。
牢房的气窗给封死了。有十天时间，散步也取消了。看守们摆出一副丧门神的脸。我们互相询问：是不是爆发了新的战争呢？ 有一天，礼炮响了。我们牢房里的军官听得出这是举行官方仪式放的炮。是喜事呢？ 还是丧事？ 看看我们看守的那副嘴脸，我们认为是第二种情况居多。然后，一切又恢复正常。一个星期一个星期过去了……有一天，一个新来的囚犯告诉我们说斯大林死了。囚犯们的反应各有不同。这儿没有一个人怀念斯大林，但是有些人害怕制度会变得更加严厉。
这种担心加剧了，因为又把我们迁到勒福托沃去。5 月，我被召到监狱长那里去。
他告诉我说：“你可以给上级当局写信，要求修改‘三人委员会’的决定。”
我提出了申请，就在监狱长的办公室里写了报告，送交中央委员会书记贝利亚，他是负责国家保安口的。两个月过去了。7 月份，我又写信给监狱长，问他为什么我得不到答复。第二天，他叫人把我喊到他的办公室，把我的申请拿在手里……
“我接受你的申请，但是为什么要送交贝利亚呢？ ”
我茫茫然瞧着他，说，“可是，照例不是那么办吗？ 我应该向谁写申请呢？ ”
“向内政部长或者向中央委员会书记处……” 我回到牢房里，带回来这条新闻：贝利亚失势了，他不再领导保安口了！囚犯们猜测纷纷，估计前途。8 月份，我们又给带回卢比昂卡，又过了两个月，到了1953年底，我被召到部里去。我又重新走那条我走过好几次的路，当时是到阿巴库莫夫的办公室去的。
多么想不到啊：坐在桌子前面的是个老将军，秃顶，蓄着胡子。我走进去，他便站起来，十分友好地同我打招呼：“请坐，卢·扎查雷维茨。”
我吓了一跳，多少年来谁也不这么称呼我了！
他用和蔼可亲的口吻问我道：“这几年来，你看到报纸吗？ ”
“报纸？ 不，当然看不到！ ”
“请让我自我介绍一下：我几周前才当上内政部副部长。
我是捷尔仁斯基的亲密战友。但是我放下了这工作，因为我不适应。我给你准备了几份报纸，你先看看，然后告诉我你有什么想法。请忘记你是个囚犯。”
老将军叫了茶和三文治来，还递给我一份1953年1 月13日的报纸。头一页的标题是：《卑鄙的间谍和凶手伪装为医学教授》。下面是编辑部的一篇文章。最后一页是塔斯社的一条公报，概括了“白衣战士的阴谋”。
“一个时期以来，国家保安机关发现了一个医生搞的恐怖组织，专门用毒害的办法来缩短苏联领导人的寿命。”接着是九个名字，包括六个苏联著名的犹太教授。公报指出说：“这个恐怖组织的大部分人是同国际犹太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组织有关系的。”
老将军很注意我的反应，等我看完了就问：“坦白地说，你对这个问题有什么看法？ ”
“滑稽，如果有人要暗害领导人，他们应该去找专家，而不是去找大夫。”
“一点不错！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已经查明了真相，可是，唉，太迟了……”
他把1953年4 月4 日的《真理报》递给我。第二页上刊登了内政部的一份公报，宣布，“现已查明，被告的口供，承认犯有被控的罪行，是前国家保安部的调查人员逼出来的。他们使用的侦讯办法是苏联法律所不允许和严格禁止的。”
老将军把报纸拿回去，然后给我指出用黑边框着的那一期报道斯大林逝世的标题。我把报纸推回去，没有说出我们已经知道这消息了。
他又拿出1953年7 月的一份《真理报》来，上面说：贝利亚这个“人民的敌人”已被开除出中央委员会，驱逐出共产党，解除他在内政部的一切职务。
老将军对我说：“部领导决定要重新进行调查被囚禁的人，你名列于第一批复查的人的名单，因为我们知道你是清白无辜的。”
我把这话带了回来，牢房便沸腾起来。每一个人又都有了希望，这是有道理的。几天以后，我同房的一个犯人、一个将军，被叫到侦审处去，在那里，人家告诉他将要重新审理他的案子。 在这一时期，清洗工作全面展开。新任内政部长塞罗夫是赫鲁晓夫的亲信，他主持这工作。6 月26日解决了贝利亚，那个结着鲜艳领带的阿巴库莫夫也被捕了，白衣战士阴谋的“发明人”里乌明也被逮捕。
1953年12月，一个新的侦审官办理我的案子。审问不是在夜里，而是在大白天：这不仅仅是象征性的！说的话也完全变了。负责的军官十分熟悉“红色乐队”的历史，不再讲什么“情报网的特务”，而是说“对纳粹主义斗争的英雄”。
1 月份，复查工作结束了。侦审官先告诉我，他把结论送交苏联最高军事法庭，不久后，我就可以获得释放。
2 月份，我被转移到布蒂尔基监狱的医院去。其他被囚禁的人，凡是得到复查的，也都送到那里去。好几个星期以来，医生设法使我们恢复健康，由于监禁和营养不良，我们的身体受到了摧残。当我们回到监狱去的时候，牢房变得象旅店的房间：食物丰富，有书籍，有报纸，看守服务周到得象咖啡店的侍应生。……时代变了。
2 月23日，我被叫到部里去。一位将军祝贺我的五十岁生日和红军节。三个月以后，1954年5 月23日，我又给召到内政部去：我受到隆重的接待。有一个军官向我宣读最高军事法庭的决定：我完全恢复名誉，过去对我所提出的一切控诉都被宣布为没有根据的。
这些话慢慢才能印入我的脑子，并反映出来。意思是：我即将出狱，恢复自由，同亲人重逢。一只无情的手抓住我的心脏。与其说我在说话，不如说我在嘟哝出几个字来：“我家里人呢，他们怎样啦？”
“请你不要担心，我们的一个军官会把你带回家的。过一天，情报部门的领导将接见你，同你解决一切物质上的问题，以表示感谢你对苏联作出的巨大贡献，使你们一家人能象样地生活下去。”
他把决定释放我的记录递给我。我签上名，望望那位老将军，问他说：“没有什么别的要签字了吗？ ”
我知道，一般获释的囚犯都要签署一个文件，保证对他被监禁期间所发生的一切事情保持缄默……
老将军的脸变得通红……
“没有，绝对没有！你有权利，甚至有责任把你在这些悲惨岁月里的经历告诉大家。我们再也不怕真理，我们需要真理就象需要氧气一样。”
可惜，这个“百花”运动并没有继续多久，又不许讲话了。但是，在这1954年的5 月里，我听见这些话十分高兴，这本来是我一生的行动指南。关于全面真理的这些冠冕堂皇的话来得实在太晚了。如果把自己的王国建立在撒谎和作假上面，那么真理的道路是很不容易找到的。
事情办完了。在一名上校的陪同下，我离开了卢比昂卡。
我是在九年又七个月以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