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奇怪呢？”弗洛伊德问，他已经对这边的谈话发生了兴趣。
“因为在今晚之前，我的回答应该是‘不’。”冯·霍夫曼斯塔尔用德语快速而清晰地说。“我从没听说他对歌剧有什么兴趣，而且坦率地说，得知老男爵去世的消息以后，我很担心维也纳音乐界会失去一位举足轻重的赞助人呢。”
“那么现在呢？”福尔摩斯问。
“现在，”诗人用英语答道，“他来看歌剧了。”
“他现在在这儿？”
冯·霍夫曼斯塔尔困惑了，随后意识到福尔摩斯的问题可能直接关系到一桩案件的进展，于是激动地点点头。“来。我把他指给你看。”
这时，开场的铃声响了，观众纷纷走回自己的座位。冯·霍夫曼斯塔尔随我们走向我们的座位。他转过头装作寻找熟人的模样张望着，然后轻轻用臂时碰碰福尔摩斯。“在那儿。中间往左第三个包厢。”
我们照他说的方向望去，只见那个包厢中坐着两个人：第一眼看到的是一位服装华贵的妇人，秀丽的黑发上布满光彩夺目的头饰。她一动不动地坐着，身旁是一位英俊的男子，正用观剧望远镜扫视观众。望远镜下面有一副精心修整的胡须，一个刚毅的下巴，一对薄薄的肉感的嘴唇。那个长着胡须的下巴仿佛在哪儿见过。有一瞬间，我觉得那人好象在看我们。冯·霍夫曼斯塔尔的谨慎作法是颇有远见的，他是个戏剧家，当然很会作戏，而且认为自己是在帮助福尔摩斯侦破一个案件（实际上的确是这样）。不过我觉得他有点过分沉迷于此事的戏剧性了，尽管他的意图是好的。
突然，包厢中的那个男人放下观剧望远镜，弗洛伊德和我顿时惊呆了——这正是在毛姆堡俱乐部的网球场上被弗洛伊德打得落花流水的那个带疤的无赖，也许男爵认出了我们俩，但他毫无表示，也许歇格克·福尔摩斯意识到我们俩的反应，但他不动声色。
“那个妇人是谁？”福尔摩斯在我身后问道。
“哦，那是他的继母，我想。”冯·霍夫曼斯塔尔说，“美国一份产业的女继承人，南希·奥斯本·斯莱特·冯·莱恩斯多夫。”
灯光暗了，我仍旧朝那位端坐不动的美人望着。这时我觉得福尔摩斯在扯我的袖子，催我坐到自己的座位上。我不大情愿，但还是服从了，同时忍不住又朝那奇特的一对望了一眼——英俊的年轻男爵和他的雕像般一动不动的伴侣。她那满头的珠室在昏暗中仍旧闪烁着光彩，这时第二幕开始了。
九 铠甲上的一道裂痕
自从胡戈·冯·霍夫曼斯塔尔指出包厢中的女人是冯·莱恩斯多夫男爵的遗孀，整个演出在我眼里便化为乌有了。我竭力想把事情理出个头绪，打算趁开场的时候和福尔摩斯悄悄交谈几句，但他一本正经地把手指放在唇上，独自沉醉在音乐之中。
这里有两种可能性。要么这个女人真的是军火大王的遗孀，要么就是个冒名顶替的人。如果她是真的——我必须承认她的外表很有男爵夫人的气派——那么我们的委托人又是谁呢？她怎么会对这一切了如指掌，又为什么缘故遭到绑架呢？
我向弗洛伊德偷觑了一眼，他也在思索这一问题。
我们坐马车回家的时候，福尔摩斯仍旧绝口不提这件事，兴致勃勃地谈着刚才的演出。
我们回到伯格街19号的书房，弗洛伊德向妻子道了晚安，在椅子上坐好，准备讨论下一步该怎么办。这时福尔摩斯含含糊糊地说他要回房间待一会儿。他走后，弗洛伊德皱起眉头，噘着嘴，不悦地望了望我。“我也想去一下，或者咱们最好一起去。”
我迷惑不解地跟他匆匆走出书房，疾步上楼。他没敲门，一下把福尔摩斯的房门推开。我们一眼看到他正坐在镜台前，目不转睛地盯着一支注射器和一个小瓶，小瓶中是可卡因。他没显出吃惊的样子，但我却惊得目瞪口呆。
“我只是有点想它，”他缓慢地、有点悲伤地说。
他用双手托着下巴，重新向镜台上的小瓶望去。可卡因和注射器放在那儿，活像祭坛上的供品。
他一把抓起小瓶和注射器，毫不在意地递给弗洛伊德（我始终不知道他是从什么地方和怎样把它们搞来的），然后拿起他的黑色石南根烟斗，跟着我们走出房间，轻轻关上门。
我们回到书房，弗洛伊德绝口不提刚才的事，开始讲起我们在毛姆堡俱乐部和小男爵的那段奇遇。福尔摩斯静静地听着，只是问：“不打反手球？真有意思。他发球怎么样？”
我打断福尔摩斯一连串莫明其妙的询问，直截了当地问他是否得出了什么结论。
“只有最显而易见的一些看法，”他回答说，“而且仅仅是假设，还需要进一步了解，需要证据。”
“怎样才能证实呢？”弗洛伊德问。
“恐怕要到法院才行。我们可以随意作出各种各样的结论，但如果无法证明它们是事实，那么我们只好睡大觉。”
他格格笑起来，“他们很精明，非常精明。而且在他们偶尔失误的地方，老天爷又帮了他们的忙，给了我们这么个证人，她的证词不仅极其有限，而且到法庭上还会遭到怀疑，甚至被认为是完全无效的。”
他静静地坐在那儿沉思，一口一口地吸着烟斗。
“我对欧洲政治的了解恐怕还不够深刻，”他终于叹口气说。“弗洛伊德大夫，你能帮帮我吗？”
“怎么个帮法？”
“哦，只需告诉我一些一般性的情况。奥托·冯，俾斯麦公爵还活着，不是吗？”
“我想他还活着。”
“但不再是德国首相了吧？”
弗洛伊德迷惑不解地望着他。
“当然，他不作首相已经将近一年了。”
“哦。”他又一次陷入沉思，弗洛伊德和我困惑地彼此望望。
“可是，福尔摩斯先生，俾斯麦和这件事有什么———”
“你怎么竟看不出来？”福尔摩斯猛地站起身，在房间里走来走去。“不，不，不会的。”然后回到椅子上坐好，“一场欧洲大战正在酝酿之中，这已经很明显了。”
我们惊愕地望着他。
“一场欧洲大战？”我倒吸了一口凉气。
他点点，转身寻找火柴。
“而且规模巨大，如果我没把那些迹象理解错。”
“可是你怎么能从今天所看见的推测到这一点呢？”
“根据冯·莱恩斯多夫男爵夫人和她继子的关系。”
“可是我看不出他们之间有什么特别的关系，”我的声调也和弗洛伊德的差不多。
“那是因为他们根本没有关系。”
他把杯子放下，那双灰色的眼睛热切地望着我们。
“弗洛伊德先生，维也纳有没有遗嘱登记处？”
“遗嘱登记处？怎么，当然有。”
“那么，我希望你明天上午抽一些时间去那儿，查一查冯·莱恩斯多夫男爵的产业现在由谁掌管。”
“我十点钟还要去看一位病人，”医生不由抗议道。但福尔摩斯冷冷一笑，举起一只手。
“难道你不相信吗？现在不是一个人，而是千百万人的生命在受到威胁。”
“好吧。我照你的吩咐去作。那么你去作什么呢？”
“在华生大夫的帮助之下，我要去寻找敌人铠甲上的一道裂痕，”福尔摩斯说着，把烟斗中的烟灰磕掉。“据你看，我们的委托人明天能出门吗？”
“出门？走多远？”
“哦，只在城里。我想让她去见一个人。”
弗洛伊德考虑了一会儿：“我觉得这没什么不可以，”他犹豫地说。“她看上去身体很健康，只是精神状态不好，还有就是营养不良引起的虚弱。”
“好极了！”福尔摩斯站起身，打个呵欠，一面用手背轻轻拍着背。“我们今天的时间够长了，恐怕以后还要干得更长，所以我想，该去休息了。”
说着，他鞠个躬，离开了房间。
“从这一切他究竟看出什么了？”我好奇地问。
“我一无所知。”弗洛伊德叹息道。“无论如何，该睡觉了。”
我也感到筋疲力尽，但是当我的身体纹丝不动躺在床上的时候，我的头脑仍在久久地飞速旋转着，试图解开这个谜。一场欧洲大战！千百万人的生命！我曾多少次为我朋友那种奇异的才能而惊愕，但从未见他以如此之少的根据作出如此之多的推论。而且，天哪，假如这一切最后竟被证实，又会是一番什么情景呢？
第二天早晨，我们三人在出门之前一道匆匆吃了早餐。福尔摩斯胃口大开，这表明他的健康已经恢复。弗洛伊德严肃地吃着，但他沉默寡言和忧虑不安。他和我一样度过了一个不宁静的夜晚。
我们走到门口正准备分手，邮差送来一份电报，是给歇洛克·福尔摩斯的。他撕开封套急切地读着，随后什么也没说，就把电报塞进口袋，向邮差摆摆手，示意不拍回电。
“我们的不变，”他说着向弗洛伊德微微鞠个躬，对我们俩好奇的目光不予理睬。医生满脸不悦地走了，福尔摩斯向我转过身，“现在，华生，我们也走吧。”
我们坐上出租马车径直向医院驶去，在那里他们见了弗洛伊德的亲笔字条，便把病人交到我们手上。她的体力明显恢复了，顺从地跟着我们出来，迈进停在大门外的马车。福尔摩斯事先已将我们的目的地写在衬衫袖口上，我们开始穿过城市去完成一项神秘的使命。关于这项使命，当我询问时他只说：“时机快到了，华生，别着急。”
“你估计弗洛伊德医生会在登记处发现什么？”我问。
“他会发现我已经了解的东西。”
他转过脸向委托人温和地笑笑，但她直瞪瞪地望着前面。
马车越过多瑙运河，进入一片居民区。我们在瓦伦斯泰因大街停了一下，然后驶进一条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