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机场分局调查，”何敬礼在沙发上直挺挺地汇报说，“何静丽的座位是17排C坐，乘务员对她没有印象，身份证号码是370830××××××××，身份证编号表明是济宁市中都县人，但与该县公安局联系后得知，该身份证号码未记录，也就是说该县公安局未办理和发放此证，住址也是假的，由此可见是个伪造的身份证，我认为她就是杀害李长进的凶手。”
“身份证是假的，”杜其刚摸了一下厚嘴唇，说，“那么身份证号码也是假的，但是不会很离普，如果与其本人实际年龄差距很大的话，很容易被识破。”
“对，”何敬礼说：“机场分局也这么看。身份证表明是1967年6月14日出生，到今年正好是二十二岁，因此估计她的实际年龄应该是二十至二十三、四岁之间。但是也不能排除她实际年龄比这还要大，只是长的很年轻——你比如说李琳就像二十几岁的女人。”
一干看了何敬礼一眼，知道他有所指，但是他并没有深问，而是转向杜其刚。“你怎么看呢？两处谋杀是一人所为，还是毫无联系的独立案件？”
杜其刚尚未开口，何敬礼抢道：“我对这两起案子已掌握清楚了，刘队。凶手就是李琳，咱们应该立即逮捕李琳。”
何敬礼立刻把一干和杜其刚的目光吸引过来。他站起来，用手松了松领带，兴奋地说：“我认为李琳就是谋杀刘祥和李长进的神秘女人，两个案子虽然发生在两地，但却是李琳一人所为。我一开始也认为两案互不相干，是两个独立的谋杀案——尽管两案的作案手法很相似，是被勒至死，同时用含有‘氨苯基’的药物先让死者失去知觉，然后再下手杀害，这些相似之处也许是巧合，不能把它们作为两案联系的唯一要件。但是有一个情节让我改变了原来的看法——刘队，你昨天早上分析案情时，让我动脑子好好想想两案为什么都缺少一件物证——他俩既然是宏达公司的高层人物，有着绝对的报销权利，保留了其他票据而没有保留车票、飞机票，这是不符合逻辑的。你当时教导我说凡是不符合逻辑的地方，必须给它一个符合逻辑的解释。我这两天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那就是凶手拿走了两人的车票，这样我们就不能通过车票这一线索找到目击证人，同时正是两案都缺少这一相同的物证让我意识到这就是两案相互联系的唯一要件。刘队，我理解你为什么引导我往这方面思考，你也认为凶手是一个人，我说的对不对？”他看着一干，等着赞赏。
“说下去。”
“我一开始就怀疑李琳，她有作案动机——要想平安地摆脱危机，让知情者永远不能开口唯一的好办法就是杀死他，因此她杀死了刘祥，她挪用货款的事从此谁都不会知道。于是她在得知要去广州出差的通知后，立刻采取了行动。我认为她非一时的冲动，而是早就预谋已久，深思熟虑，把每一个步骤都想的清清楚楚——当董修民告诉她坐火车去时，她立刻认为机会来了，与自己原设想的方案是一致的，但也又怕弄错了，对董修民说‘为什么不做飞机去？’，在得到明确的答复后，她表现的即紧张又兴奋，这正是一个预谋杀人计划开始时，凶手常见的反映。11日上午她离开宏达公司的时候，所有见到她的人都反映说她当时气冲冲的，其实那是她紧张、兴奋还有恐惧的表现。她到公园找到刘杰，从那里偷走两支‘安地达’，在公司门口给刘祥打电话约到咖啡馆见面，随便找个什么理由告诉刘祥她第二天再去广州，要他在京西宾馆开个房间两人鬼混一夜，并且告诉刘祥为她办个假身份证，因为她算不准几点能到宾馆，只是告诉刘祥9点以后去，所以刘祥在8点半就把周晓莉打发走了，9点之前回到宾馆门前等着她……”
杜其刚反驳道：“开房间具有随机性，她与刘祥在咖啡屋见面时，不可能预见到一定能定下214客房。再说该客房不是预定的，是刘祥在下午3点多钟亲自开的房间，这以后一直到李琳上火车，两人并没有再见面，李琳怎么能知道开的就是214房呢？刘祥8点45分回到客房后，一只没有再出来，李琳又是如何找到房间里去的呢？没有任何人反映李琳去向总台询问过刘祥的房号，这些你怎么解释？”
“这都很好解释，大嘴。”何敬礼转过身面对着杜其刚，由于激动把杜其刚的外号说了出来。“刘祥可以在开完房间后，给李琳打个电话，告诉她不就行了。”
“我的傻大个，”杜其刚反击道，“咱们掌握的情况是11日下午，李琳在家一直未出门，他夫当天下午单位无事也没上班去，下午李琳家的电话只打出一个，没有打进的电话。”
何敬礼笑了。“这也能解释的通，大嘴。就算刘祥没有打电话，因为他们约好在京西宾馆9点以后见，所以刘祥8点40多分回到宾馆，让服务打开房间，他又离开房间在外面的停车场上等候。刘祥是否出来，出来几次，通过刘队和老孙的亲自试验，没有一个服务员见过他，这就当然没人见过李琳了，这不很明显吗……”
“好吧，你先说下去吧。”杜其刚不再争论。
何敬礼脸上放出胜利的光彩，继续说：“李琳和董修民上了火车，7点之前在餐车吃完晚饭，她回到了自己的包厢，拿上作案工具，在泰安火车站下了车。这中间还有个小站——白马山站，它是济南总站的西站，离总站只有十几公里，她不可能在那里下车。她在泰安火车站下车后迅速买了返程车票回到济南站，然后搭乘出租车赶到京西宾馆。这时刘祥一定在宾馆外面等着她，两人一前一后从安全通道进了房间，她让刘祥喝下放有‘安地达’的茶后，让刘祥躺在床上，她也上了床假装要与刘祥亲热，但是刘祥很快就失去知觉，昏昏睡去。她按计划杀了刘祥之后，拿走了车票，顺原路离开宾馆，打的直奔西郊的飞机场，用假身份证购买了去武汉的飞机票。但是在机场或是飞机上，她万万没有想到遇见了李长进，她只好再次施展手段引诱李长进——只有再次杀人，她不在现场的谎言才能成立。她在武汉翠湖宾馆杀死李长进，然后赶往武昌火车站，登上火车，装作什么事也没有，不露一点痕迹地与董修明共进了早餐，这就是她连杀两人的全部过程。我认为……嗯……咱们似目以待吧，等到对李琳的化验结果出来，还有外调组回来后，两个方面都证明李琳的话，案件就可以结了……”
这时，桌上的对讲设备突然响了起来，一干迅速拿起通话器。“我是刘一干，请讲。”
“我是新区分局侦察员刘一兵，”通话器里传来一个青年男子的声音。“李琳离开家坐上出租车向市区驶去，请指示。”
“继续跟踪，随时报告。”
“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一干放下话机，面无表情地问何敬礼。
“没有了，反正我认定李琳就是凶手。”何敬礼脸色潮红，眉头上隐隐浸出的汗水放出亮光，为自己的一套推理得意洋洋。
“你呢？”一干转向杜其刚。“你怎么看呢？倒出来听听嘛。”
杜其刚咧嘴一笑。“我现在还没理出个头絮来呢，因此不想过早地指定谁是凶手。”他看着一干，好像在等待什么。片刻后他见一干没有反应，接着说：“不过……我现在还有些问题得不到确切的解释，这些问题一直困扰着我。刘队，大个子——两案有联系，我赞同并案侦破，但是为什么现场取得的物证不是同一个人的？为什么李长进会颈椎骨折？在两案如此多的相似之处外，为什么这两点不相同。这让我很难……在一人作案，还是同谋共同作案，或者是分别作案中作出判断。如果我假定这个用假身份证登记的叫何静丽二十二的神秘女子是杀害李长进的凶手的话，这样又会把自己引入许多个死胡同或者是迷宫里，让自己把案子复杂化了。”
他用手蹭了一下黑红的厚嘴唇，接着说道，“两案假定同源同质，一人所为，再进一步假定何静丽就是杀害李长进的凶手，那么她必然也就是谋害刘祥的凶手——可是现场的物证却是指向两人。假定她与人同谋先杀刘祥，而后向小何说的那样在机场巧遇李长进，自己不在现场的证据破灭后杀之灭口，（这就间接地说明她已离开济南去了某地，当然武汉不可能是她周围的人知道的目的地，极有可能是去某地的必经之地。）她在武汉可以神鬼不知地爬上火车——回到她同伴或者同事或者她特意安排的她不在现场的证人面前，但是，这又出现了另一个不合常规的地方——既然是共同谋杀了刘祥，双方都会为自己安排不在现场的证据，可是为什么只有何静丽独自一人遇到了李长进呢？难道是两人在京西宾馆分手后各自去了不同的方向？如果按照这样推理的话，岂不是另一个同谋再遇熟人再会像何静一样杀人灭口？这显然是说不通的。如果假定两案都是两人共同作案，济南登机的42位乘客里面就会有两份假证，而不是一份；如果假定其中一人使用的是真身份证，那么四十一位都有嫌疑。这样推理的话，到年底咱们也破不了案，因此……”
“我是刘一干，请讲。”一干拿起通话器，接听刚传来的报告。
“我是侦察员崔伟，刘婕骑自行车离公园正向市区走去，我们现在正在跟踪。报告完毕，请指示。”
“暗中保护，不要吓着她，及时报告情况。”
“明白”
一干放下通话器，向杜其刚打个手势，示意他继续说。
“我基本上说完了。总之我现在思路还不是很清晰，还要再等两天，看看还能找到那些证据或者线索再说。”
“小何，”一干看着何敬礼。“你对其刚的解释有什么看法吗？”
“我没有想的那么复杂，刘队。”他笑嘻嘻地看了一眼杜其刚。“大嘴好像掉进乱麻里，为自己找了一大堆麻烦。不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