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特博恩和我叫了一辆出租车前往斯隆广场附近军情六处的安全室，菲尔比将在这里受审。军情六处选的这个房间里只有几件家具：一张饰有图案的沙发，一张小桌子，桌子四周有几把椅子，靠墙放着一个古色古香的餐具柜，柜顶上有一部电话。
要尽可能地获得高质量的录音效果，这一点很重要。鉴于此，我们决定采用质量过硬的英国广播公司的话筒。如果不是高级话筒，从听筒里传出的讲话声就不清楚。菲尔比将坐在壁炉旁边，我们打开那里的一块楼板，把话筒装在楼板下面。我们还装了一个放大器，以便把话筒的信号反馈给一个电话听筒，再由邮局把电话信号反馈给莱肯菲尔德大楼。
译报中心隐蔽在军情五处职员食堂走廊另一端的一个没有标记的门后面。凡是进这个门的官员都是经过精心挑选的。门旁有一个电铃和一道铁栅。休·温特博恩表明了自己的身份，自动锁咔嚓一声打开了。进门正对着的是一道小门，它通向一间宽大的正方形房间。邮局的工作人员正在里面做记录。材料一旦记录下来，邮局就把它交给军情五处的整理人员。军情五处监听邮局的电话是违法的（尽管这种情况不常有，特别是让我和温特博恩来干这样的事。只有在不得已、事关重大的时刻才可以这样做）。电话监听到的东西记录在录音电话机上，话筒线路上来的信号记录在留声唱片上。这个房间是军情五处的“通天塔”。所有记录下来的东西都要送到中央走廊旁边的那些小房间里去整理。
译报中心由伊芙琳·格莱斯特负责。她是一个很难对付的女人。她从军情五处建立之日起，就在这里工作。她对弗农·凯尔抱着一片效忠之心。直到现在，她仍然抱怨丘吉尔在一九四0 年解聘凯尔以后给安全局带来的损失。在她看来，安全局自从凯尔被解聘之后，便一直在走下坡路。
休·温特博恩接了一根中继线到附近的一间房子里，我们一切准备就绪，坐下来等待审问开始。事实上，称这次对菲尔比的传讯为“审问”确实有些言过其实，它只不过是军情六处的一次内部会谈而已。菲尔比进来了，三个和他很熟的过去的同事向他友好地打招呼。他们客气地同他谈到一些他所熟悉的话题。首先问他的共产党人历史，然后又谈到他在军情六处的一段经历以及他与盖伊·伯吉斯的关系。菲尔比结结巴巴地抗议，说他是清白的。可他那惊慌失措、语无伦次的声音表明他是在说谎。一旦菲尔比不知所云时，审问的人就会启发他作出一个满意的回答。
“嗯，我想这，这应该解释说明一下。”
菲尔比会感激地点头同意，谈话继续进行。后来这种滑头愈耍愈露骨了，于是温特博恩请来了卡明。卡明板着一张怒气冲冲的脸，走进了房间。他听了一会儿，拍着大腿骂道：“这帮畜生在为他开脱！”卡明马上送了一份备忘录给安全局反间谍处处长格雷厄姆·米切尔，对军情六处的这种包庇行为，作了一个直率而又不带偏见的评价，可是这根本就无济于事。几天以后，麦克米伦在下院为菲尔比洗刷罪名。此刻，我才第一次领悟到自己是置身于一个是非颠倒的世界里。在这里，一个使人不愉快但却极简单的事实可以被否定。在此后的二十年当中，这种现象反复发生。
对菲尔比的审问，第一次使我对军情五处的监视中心有所了解。实际上，八楼仅仅是设备网的一部分。最重要的分站设在圣保罗附近的邮局特别调查组的总部，军情五处在那里的二楼有一套房间，由登曼少校负责。登曼是个守旧的军界老朽，但却富有幽默感。他在邮政当局的批准下，专门负责截查邮件和安装电话窃听器。同时他还负责军情五处的实验室，主要为跟踪和传送秘密文件的方法作技术上的处理。实验室的房子是由他提供的。英国的各大邮局的分信处和国内电话局都设有特别调查组的办公室，主要任务是安装窃听器和截查邮件，直接由登曼控制。后来，我们迁往在萨福克郡马特尔山姆的邮局实验中心所属的实验室去了。如果一封信在圣保罗被打开，那就意味着这封信需要进一步检查，于是就由信使驾驶摩托车把这封信送到萨福克郡。
登曼的主要办公室里放着一排排的搁板桌，每张桌子上的邮件都根据不同的地址分别排放着。伦敦的信件放在一边，欧洲的信件放在另一边，铁幕后面的信件也有一个专门的地方。约有二十多个邮局技术人员在桌边忙碌着打开一件件的邮件。他们都戴着橡皮手套，以免在信件上留下指纹。每个人的桌上都有一盏光线强烈的台灯和一只蒸气壶。有时候也使用传统的竹切刀技术。这种方法虽然古老，但仍然是行之有效的办法之一。技术人员先拿起信封对着强烈的灯光照着，然后把竹切刀从信封的一角伸进去，随着竹刀的转动，信笺被卷在竹刀上，只要轻轻一拉，信笺便被竹刀带出了信封。
如果信封上的姓名和地址是用打字机打印的，有时就把信封撕开，待检查完毕，再换上一个打好同样姓名地址的信封。可是直到我快结束我的间谍生涯时，我们还不曾偷偷地打开过一封四边都用胶带封好的信。在这种情况下，军情五处往往要作出这样决定：要么干脆拆开检查后就销毁，要么就让它保留着被拆过的痕迹仍然寄出。信件拆开后，用脚踏式微型胶卷照相机把内容摄下来，冲印后再由负责截查信件的官员送往档案室存档。
登曼的办公室的墙上挂着一只镜框，里面装着一只信封，这是登曼最值得骄傲的纪念品。它是寄给一位杰出的共产党员的，这位党员的信件总是被我们截查。信被拆开后，邮局的技术人员们都觉得好笑，原来是写给军情五处的。里面有一页用打字机打的简短的话：“致军情五处，如果你们用蒸气壶把这封信拆开，你们就是一帮令人恶心的鸡奸犯。”登曼把这封信列为“下流邮件”处理，其意思是，他没有责任把它送达信封上的地址。
实际上，登曼从事的活动是严格地受到上级授权的束缚的。在没有上级授权的情况下，只有确切地知道将很快得到上级的授权时，他才能动手安装窃听器或截查邮件。军情五处可以在未经授权的情况下要求对信件作某种形式的检查。我们可以记下信封上写的一切：发信地点、收信地址、寄发日期等，只要我们不把它完全打开。登曼和邮局里那些知道内情的人生怕他们在电话和邮件上做手脚的事被人发现。他们对国际邮件并不担心，因为这种邮件即使被耽搁几天，也不会引起人们的怀疑。他们在处理国内信函时，简直是雷厉风行，以便让信件能如期送到收信人的手里。
请求授权是由军情五处的副局长负责。如果某个官员要窃听电话或截查邮件，他必须写一个简要报告给副局长，由副局长向内政部负责军情五处工作的副大臣提出。副大臣对呈报的申请报告提出意见，看看是否会引出麻烦。内务大臣每一个月对所有的申请报告进行一次审查。与邮电部门一样，内政部在截查信件上和窃听电话问题上十分敏感，因此在这方面控制很严。
除了圣保罗以外，伦敦北部一幢丑陋无比的被称为“多利斯山”的维多利亚式建筑，就是五十年代邮政部门的研究总部。约翰·泰勒为军情五处和军情六处所搞的一个小实验室就设在这里的地下室里，门上标有“邮局特别调查组研究室”。这里的房间光线黯淡，拥挤不堪，完全不适合开展这样的工作。
我刚进军情五处时，泰勒的实验室正为“柏林隧道行动计划”忙得不可开交。一九五五年二月，由英国秘密情报局和美国中央情报局派出的联合小分队在苏联的柏林防区地下挖地道，在地道里装上窃听器，窃听苏联军事指挥中心的通讯。这种窃听装置是邮局的技术人员搞出来的一种电子窃听器，从地道里收集到的大量的情报使英国秘密情报局和美国中央情报局大为震惊。这些从东方世界蜂拥而至的原始情报，使英国和美国在翻译和分析工作上感到措手不及。军情六处在厄尔斯大院设有一个专门的译报中心。七年以后，他们发现乔治·布莱克从一开始就把隧道计划捅给了俄国人，可他们仍然在抄写打印这些材料。这个行动计划也存在许多技术上的问题，其主要的问题是线路受潮，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泰勒几乎耗尽了心血。
泰勒的实验室还忙于为一种叫“出租汽车司机”的特殊设备作技术改造。它靠向电话机发射强无线电射线来工作，主要用来在室外操纵电话机。试验成功了，但只能在近距离范围内使用。
他们同时还在研制一种叫“拖把”的装置，这个装置的研制工作尚处在初级阶段。“拖把”使电缆同时做两种工作——传送所收到的音频信号和接收电源。这项工作虽然刚刚展开，但前景是十分乐观的，它将为军情六处的活动带来巨大的变化。它的产生可以取代许多多余的导线，这样就可以使保密度进一步提高，因为那些多余的导线会泄漏秘密的窃听行动。在我进军情五处后的头几年里，我花了大量的时间来确定“拖把”的正确技术指标。“拖把”后来终于由军情六处在鲍勒姆森林的工厂里制造出来。
军情六处找菲尔比会谈之后不久，我便开始寻找改进和装备第八楼的方法。窃听处理必须遵循一套模式：负责窃听的办案官员先向译报部门提交一份书面的简报，详述他从窃听中可能得到的材料的类型，然后由译报人员查找所窃听到的谈话内容。我刚进军情五处时，窃听到的谈话内容通常是记录在留声唱片上，而不是记录在磁带上。先把唱片放在唱机上，选择几处放一下，大概了解一下谈话内容，一旦发现有关的东西，译报人员便用粉笔在适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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