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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阳光”行动的真正目的是寻找格里瓦斯。我敢断定他也使用了无线电接收机来监听英国军队的通讯，并知道军队随时都在搜捕他。因此我决定两路并进，双管齐下。首先我们要搜查他的接收机的天线，然后着手在他的附近安装一台装有无线电定向电波的接收机，它能向我们指示他的确切位置。我们知道埃及人向格里瓦斯廉价出售了大批的军事武器，这些武器是埃及人在苏伊士运河危机以后从英国人手上没收的。军情六处招募了一名希腊籍塞浦路斯武器商，他在埃及购买了一批接收机。我把接收机加以改装，并加上了定向电波，准备装在格里瓦斯的总部。
“阳光”行动的第一部分进行得比较顺利。格林、马根和我到利马索尔地区作了一些战前侦察，看看天线在哪里，这得担很大风险。我们化装成欣赏风景的游客，时而在遍地灰尘的小街上闲逛，时而在烈日炎炎的市场和广场上漫步。当我们走过时，坐在树阴下乘凉的老人警惕地注视着我们，就连儿童也不时向我们投来怀疑的目光，然后悄悄地从小巷子里溜走了。我觉得背上的汗不断地往下淌，而且奇怪地感到附近赤陶色屋顶和古老的陵石墙后有一支看不见的枪一直在对准我。
我在叶拉萨村，看到一座教堂的尖形屋顶的尖顶上有一根尖铁。乍一看去似乎是避雷针。这根尖铁装在一个与屋顶相通的绝缘器上，另外，还有一个金属片一直埋在地里。我用望远镜对那根尖铁仔细观察了一番，发现金属片并不与屋顶上的尖铁相连。显然，这是一根经过改装的用尖铁作材料的天线。我们试图想走得更近一些，以便仔细观察一番。结果不知从什么地方跑来了一群小孩，他们非常气愤，向我们扔石头，于是我们赶紧逃命。我们东窜西奔，跑到了波洛底亚村。我们刚喘口气，谁知那里也有一帮孩子要打我们。于是我肯定，这两个村准是格里瓦斯的中心。
我立即着手工作，测出定向电波的位置。据估计，“阳光”行动需要六个月才能完成。但正当我们全力以赴准备大干一场时，殖民部却在一九五九年二月兰开斯特大厦的宪法会议上匆匆地解决了塞浦路斯问题。这简直是在挖我们的墙脚，整个“阳光”行动一夜之间就毁灭了。马根勃然大怒，特别是在他亲眼看见格里瓦斯从我们预测的地方走出来的时候。格里瓦斯后来飞到希腊，并继续对塞浦路斯施加压力。马根感到这种方法是治表不治本，还有许多问题没能得到根本解决。他认为殖民部的这种短期的权宜之计势必会带来长期的严重后果。后来的事实也证明，马根的猜测是正确的。
在我们离开塞浦路斯前不久，马根和我突然又遇见了总督富特爵士，大家都很不安， 不知说什么好。 富特说他为自己最后摆脱了困境而高兴，并且向我们说明“阳光”计划不过是最后的解决办法，除非外交解决失败，否则不轻易使用。他似乎很难理解应当从一开始就把有效的情报工作探合在外交艺术里。回首往事，我坚信如果我们在一九五六年第一次向殖民部申说“阳光”计划时就动手，那我们一定能迫使格里瓦斯中立。那样，决定讲和条件的就是殖民部，而不是“约卡”，而这个凄凉悲惨而又美丽的小岛在过去三十年的历史也就完全不同了。
塞浦路斯事件使人们对英国殖民政策留下了长久的印象。过去，英国放弃殖民地时显得非常体面，那时我们不用武力而用情报手段击败军事叛乱，然后再以叛乱运动的政治领导为基础，通过政治谈判来解决争端，并用英国武装部队维持新政府。马来亚和肯尼亚基本上就是这样做的。现在这两个国家都安然无恙。
怎样在保证不让地方武装力量插手的前提下撤走殖民力量，这是一个根本的问题。换言之，就是怎样建立一个稳定的地方统治阶级？殖民部擅长搞那些复杂的、经典的民主模式——在这里起草一部宪法，在那里建立一个议会——这些东西却很少能够立住脚跟。塞浦路斯事件后，我向霍利斯递交了一份报告，陈述了我的想法。我说我们应当采用布尔什维克的模式，因为它是唯一已成功的模式。列宁比其他任何一个人都懂得怎样去控制一个国家，并保住这种控制权。列宁相信，统治阶级必须控制扛枪的人和情报部门，只有这样，才能防止其他军队或者阶级夺走政权。
现代苏联情报机构的创始人费利克斯·捷尔任斯基就是以这种思想为指导创立了“契卡”（克格勃的前身）。他一共设立了三个局——专门对付国外颠覆者的第一总局，专门对付国内谋叛者的第二总局和监视军队，确保没有人敢进行武装政变的第三总局。
霍利斯和军情五处的其他领导读了我的报告以后大力恐慌。他们认为这份报告是在“冷嘲热讽”，因而根本就没有把它送到殖民部备案。但如果回顾一下过去二十五年的历史，就不难看出，只有在奉行列宁原则的新国家里才能避免军事独裁。
一九五九年我在中央情报局作这个报告时，他们也激烈反对我的看法。赫尔姆斯直截了当地对我说，这简直是鼓吹在第三世界里实行共产主义。他盲目地以为我们在情报方面占有优势，而他们却没有这种优势。他还认为只有我们才是殖民帝国，而美国则不是；而且由于他们还面临远东和古巴那些国家的叛乱，因此惟一能够实行的政策就是依靠军事力量，武装解决问题，也正是这种想法终于使美国陷入了越南战争。
这种想法也是美国侵入猪湾的出发点和根据。两年后的今天，当哈维听到了我在塞浦路斯的经验时，觉得侵入猪湾和塞浦路斯事件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这两个地方都是小岛，都有一支领导得很好的游击队。当我谈到如果没有格里瓦斯，塞浦路斯游击队早就分崩离析了的时候，他更加吃惊。
“如果英国人遇到了古巴问题，你们怎么办？”他问道。
我不愿意受古巴问题的牵扯。在我去华盛顿之前，曾和霍利斯讨论过这个问题。他毫不隐瞒地谈到了中央情报局在加勒比海的失误。他对我说，应当尽量避免谈论这个问题。我很为难，如果我向安格尔顿和哈维提出建议，那么中央情报局就会把我个人的建议认为是英国官方深思熟虑的意见。这件事不需要多少时间，莱肯菲尔德大楼就会知道，因此，我必须向他们说清楚，我不过是私下谈谈而已。
我对他们说，我们会努力发挥我们在那里的一切有利条件——例如支持某个政治领袖等等。
哈维不耐烦地说：“这些我们已经做了，但他们全在佛罗里达州。猪湾事件后，我们在古巴几乎失去了一切……”
哈维想摸一摸我们的底，看看我们在那里究竟有些什么活动，因为英国在加勒比海地区拥有殖民地。
我对他说：“我怀疑英国方面在古巴地区有什么活动，伦敦的指示是不干涉古巴问题。你们可以去问问军情六处，他们也许会知道一点情况。”
“如果你们处在我们的地位，你们会怎样对付卡斯特罗呢？”安格尔顿问。
“我们会孤立他，并且鼓动人民反对他……”
“你们会打击他吗？”哈维插话说。
我停顿了一下，把餐巾叠好。侍者轻声地在桌间走来走去。这时我才清楚哈维了解我是否可以信任的目的。
“我们当然会打击他，但我怀疑是否真正需要这样做。”我回答说。
“为什么不呢？”
“比尔，现在这已经不是我们所管的事了。早在两年以前，苏伊士危机以后，我们就不管了。”
在苏伊士运河危机初期，军情六处曾订了个计划，想通过伦敦分站用神经毒气暗杀纳赛尔。艾登最初赞同这个计划，后来他变卦了，因为他又同法国和以色列达成协议搞一次联合军事行动。不久，联合军事行动失败，艾登被迫撤军并第二次执行暗杀计划。但这时军情六处在埃及的力量几乎全部被纳赛尔一网打尽，只得重新制订计划，借助埃及谋叛军官们的力量。可这个计划又遭到了惨败，主要是由于藏在开罗郊外的武器有毛病，不能使用。
“你参与了这次行动？”哈维问道。
“只是在技术方面帮点忙而已。”我如实说。
然后我又告诉他，当初找我商量行动计划的是军情六处伦敦分站技术组的约翰·亨利和彼得·狄克逊，他们是制定这一计划的负责人。他们两人和我都参加过军情五处和军情六处讨论情报部门技术研究的联席会议。这个会议是在波顿草原，即政府生化武器研究集团举行的。五十年代，化学武器研究是一个非常活跃的领域。我和军情六处的联合课题是研究引起幻觉的麦角酸二乙基酸胺在审讯中的作用，我们在波顿草原做了大量实验。有一次，我自愿提出做试验品。军情五处和军情六处虽然各自的目的不同，但都想尽可能多了解一些有关当时在波顿研制的高级毒剂的情况。我需要解毒剂，是为了在苏联人对英国叛逃者下毒时用，而军情六处需要这些毒剂却是为了自己在国外的行动。
亨利和狄克逊都和我谈过对纳赛尔使用这种毒药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