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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阿瑟对我非常照顾。他知道我在白金汉门那里很不自由，于是便找了各种借口要我参加正在进行的有关戈利金案件的工作。一九六二年春季，阿瑟对华盛顿作了为期很长的访问。在访问期间，他就戈利金的事向美国作了大量的汇报。阿瑟回国时又带了一百五十三集值得进一步调查的材料。有些材料无关紧要。例如戈利金揭发当时有位著名的音乐明星由于能接近英国上层社会的官员而被苏联人看中，招募为间谍。其他一些情况虽然也是事实，但我们已经作出了圆满的解释。例如，戈利金交代说有位从男爵，由于在出租汽车后座搞同性恋性行为时，被克格勃拍了照片，以后克格勃以此来对他进行讹诈。我们找到了这位从男爵，向他询问当时的情况。他承认确有其事，但并没有向克格勃的讹诈让步。对此我们感到满意。虽然戈利金交代的大部分材料非常诱人，但却不具体。有时他的交代看上去是真的，但一经仔细分析，就变得模糊不清了。另一个问题是戈利金喜欢向别人零星出售情报，他把这项工作当作生活的来源。因此，和他打交道的人都不知道究竟什么时候才能从他那里得到一些有价值的情报，也不知道这位叛逃者究竟还有多少情报可以提供。
戈利金向我们提供了一条非常离奇、非常难以捉摸的情报。于是我被叫去帮忙。这就是索科洛夫·格兰特案件。这个案件在许多方面的疑难点都是很典型的。例如我们在处理他所交代的情报时经常遇到的那种情况。戈利金告诉我们，在萨福克郡的某个飞机场附近有个苏联间谍，这个机场是个最新式导弹的基地。他肯定这是个备用间谍，专门被用来在国际危机时搞阴谋活动的。我们同英国皇家空军进行了联系，认为戈利金所说的那个飞机场很可能就是贝里圣埃德蒙兹附近的斯特雷兹沙尔机场。然后我们又查看了斯特雷兹沙尔附近的选民册，想从中找出一些有用的情报。几天以后，我们发现了一个苏联名字索科洛夫·格兰特。我们与军情五处档案室的档案进行了对照，发现那里有他的档案。格卜特是苏联难民，五年前进入英国，他娶了一个英国姑娘，并在机场附近租了一块地，以种田为生。
这件案子交给查尔斯·埃尔韦尔去调查。埃尔韦尔检查了格兰特的来往信件，窃听了他的电话，并向地方警察进行了询问，然而却一无所获。我奉命去搜查他的住宅，看看是否能找到技术上的证据以便给他定罪。趁他和他的妻子去北方度假的时候，我和约翰·斯托勒一起开车直奔贝里圣埃德蒙兹。斯托勒个头矮小，头发灰白，面带微笑。他原是通讯总部M 处“反小集团”的工作人员，曾经对“筏夫”飞行行动作过安排，并参加过分析“筏夫”讯号的工作。索科洛夫·格兰特住在一幢漂亮的安妮女王式的红砖农舍里。这幢房子已多年失修。从屋后的花园里可以看见机场的跑道终端，跑道穿过麦浪起伏的田野，真有点诗情画意，很难引起人们对这里的一切产生怀疑。但正是这种美丽的充满田园诗意的景色总是使我想起间谍：他们总是以这种秀丽的英国景色作掩护的。
斯托勒的任务是搜索农舍，检查是否有暗藏的无线电系统，而我呢，则撬开门扣，进入格兰特的住房。住房脏得吓人。走廊和通道里到处是废物。楼下房间里的书毫无秩序地堆在一起。起先我还以为他们要搬家，后来看到所有的东西都积满了灰尘，我才明白并非如此。后屋书房里并排放着两张书桌。左边是一张桌面能翻动的大书桌，上面堆满了乱七八糟的东西，连拉盖都关不上。右边是一个带柜子的小书桌。我打开柜门，里面什么也没有。我又拉开抽屉，里面也是空空的，甚至连一点灰尘也没有。这张书桌肯定是最近才腾空的。我坐在光亮的温泽式靠背椅里，两眼凝视着这两张书桌。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一张堆满了东西，而另一张却又什么也没有。是不是他们想把一张书桌的东西搬到另一张里去？或者他们想腾出一张书桌？如果这样，他们的目的又是什么？一间塞满废物的房间竟放着一张空书桌，这里面是不是有些令人感到怀疑的地方？
我翻了翻另一张书桌上的纸张，发现大部分是农场工作的业务记录。斯托勒在外面也没找到什么。于是我们便离开了格兰特的房子。要对这个地方好好搜一遍，至少得用二十个人来工作一个星期。后来，埃尔韦尔又亲自登门拜访了索科洛夫·格兰特，并向这位村民问了些问题。埃尔韦尔回来后非常满意。他说格兰特没有什么问题。他的人缘很好，妻子是当地乡绅的女儿。我们猜测戈利金可能在克格勃的监视名单上看见了索科洛夫的名字，也许苏联人打算同索科洛夫接触，但实际上从未找过他。
这以后不久，格兰特夫妇便离开了那个村庄。也许村里人知道了我们的调查，也许格兰特想过一种新的生活。尽管对索科洛夫的调查没有什么意义，但这件事却在我心里留下了难忘的印象：一个平平常常的普通人，忽然受到怀疑，然后又忽然排除了怀疑，然而他的整个生活则由于世界另一边某个他从未见过的人的一句瞎话而完全改变了。安逸的萨福克乡村世界与背叛者的秘密世界发生了冲突，而在秘密世界里，根本没有什么偶然的巧合，就连一张空书桌也可以引起怀疑。
戈利金关于间谍渗透军情五处的情报是他所有情报中保密最严的部分。我最早是从阿瑟那里知道这件事的。当时阿瑟刚从华盛顿回来。戈利金说他在克格勃总部见过存放英国情报部门文件的特别保险柜。他还见过保险柜里存放的那些文件的索引，并且肯定军情五处的最新文件一定也在那里。他还说，克格勃从英国情报部门得到一份文件，他们称之为“技术文件”。那是一份很厚的文件，里面罗列了英国情报部门所使用的各种技术设备。他没有能够仔细研究这份文件，只是被叫去看看是否可以翻译里面的某一段文字。这份文件肯定很重要，因为他们对译文催得很紧。他说苏联驻伦敦使馆的安全措施同别处的使馆不同，那里没有专门的安全员（即苏联保卫员），据戈利金推测，没有专门安全员的原因是苏联已经完全渗透了军情五处。戈利金还谈到克拉布事件，他说在克拉布对“奥尔忠尼启则号”下手之前，克格勃就得到了警报。
一九六二年八月，军情五处正处在消化戈利金的情报的阶段。与此同时，我们在研究有关菲尔比的第三集材料中也取得了一个重要的突破。在以色列韦兹曼斯大楼的一次招待会上，维克托·罗思柴尔德见到一位名叫弗洛拉·所罗门的苏联犹太复国主义移民。她对罗思柴尔德说，菲尔比在《观察家报》上写了一些反对以色列的文章，她表示非常气愤。她然后透露说，菲尔比从三十年代起就是一个秘密间谍。维克托竭尽全力，最后终于说服了她到伦敦把这件事告诉阿瑟·马丁。他俩会面的地点是在维克托的公寓，我奉命在公寓里安装了话筒。我决定临时在那里安装一个特别装置。维克托对此非常紧张。
他对我说：“我真怀疑你们是否会把这个特别装置拆掉。”然后逼我保证亲自监督安装和拆卸。维克托一直以为军情五处在暗地里对他的讲话进行窃听，了解他和以色列人的密切交往。他这种疑神疑鬼的样子在办公室引起了许多笑话。但我还是向他作了保证，并在阿瑟和弗洛拉·所罗门见面的前一天下午，让邮局的技术人员仔细地检查了他们装的电话。会晤结束后，我又亲临现场看着他们把窃听垫圈拆掉。
我在莱肯菲尔德大楼第八楼监听了这次会晤的实况。弗洛拉·所罗门性格古怪，很不可信。她对菲尔比恨之入骨，但却不肯向阿瑟透露自己与菲尔比等人的关系。经过一番耐心的开导，她终于开口说了实话。原来在战前她同菲尔比交往密切，而且还挺喜欢他。在菲尔比任《泰晤士报》驻西班牙新闻记者时，有一次回伦敦还带她出去吃过一顿午餐。用餐时，菲尔比告诉所罗门，他正在为保卫和平干着一件非常危险的工作——需要人帮助，并问她是否愿意帮他完成任务。他告诉所罗门，他正在为共产国际和俄国人工作，并说这是一个伟大光荣的事业，希望她也能参加到他们的行列中去。所罗门拒绝入伙，但她对菲尔比说，如果他山穷水尽，可以随时去找她帮忙。
阿瑟不再追问了。这就是所罗门的故事。我们怀疑她在三十年代对菲尔比的态度是否比她所说的更激烈，但这点和我们的工作关系不大。所罗门在谈话时，常常容易激动。
她尖声尖气地说：“我决不公开作证，这样太危险了。你们都知道，自从我同维克托谈过这件事以后，托马斯就出事了。”她指的是菲尔比的朋友托马斯·哈里斯，他是一个美术商，不久前在西班牙死于一起神秘的车祸。
她声嘶力竭地叫道：“我知道如果我作证，这件事肯定会泄露，那么我的一家可怎么活啊？”
她虽然口口声声说她害怕苏联人，但对菲尔比却还有另一种感情。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