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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瑟和我同样狂躁不安。D 处一科的许多工作人员都是精心挑选出来的，他忿恨调走这些人，特别是在反苏联间谋的活动达到最高潮这样的紧要关头。阿瑟冲进卡明的办公室，声称卡明本应该阻止这种调动。争吵声一直传到了走廊里，数月来被抑制的积怨一下子倾泻出来。卡明指责阿瑟凌驾于D 处头上横行霸道，是一种明目张胆的潜越。阿瑟这方面也毫不隐讳他的观点，他认为D 处目前的工作简直搞得一团糟。争论的焦点不可避免地集中到最近的米切尔案件上。卡明指责阿瑟对此案想入非非，而照他看来，这已完全是个结案，并且此案还进一步给我们的情报机构的士气造成巨大的损害。阿瑟则反驳说，就他所知，此案非但不可了结，甚至还有相当漫长的路要走。卡明把这次争吵向霍利斯作了汇报。霍利斯立即要求写一份有关此事的详尽报告。第二天卡明把他打算呈交给霍利斯的这份报告的草稿送给阿瑟。
阿瑟对他所读到的报告大吃一惊。卡明的报告对多伊恩·迪特马斯调离行动分析计划会给中央情报局即将来访造成什么影响根本不提。报告对阿瑟进行了露骨的攻击，并最终声称，阿瑟对军情五处内部间谍的识别存有隐秘的怀疑，而又不愿意把他的怀疑告诉他的处长。
阿瑟现在已经到了和卡明公开决裂的地步了。
“一派胡言！”他在卡明的报告页边到处乱涂，在把它送回处里之前几乎改动了报告的每一行。卡明意识到这对他来说正是一个取得决定性胜利的机会。他马上把报告原封不动地送给了霍利斯，霍利斯立即责令阿瑟停职二周以整顿纪律。
我陷入了绝望的境地：有二十位中央情报局的技术人员随时可能到达，指望同哈尔·多伊恩·迪特马斯、阿瑟·马丁和我举行重要的谈判，但现状却是谈判桌上军情五处这一边只有我一个人。我私下去见霍利斯，尽量不带怨恨地说明问题的性质。我提醒霍利斯，和中央情报局的合作是以他的名义进行的。于是他同意调回多伊恩·迪特马斯，让他再干一年。
“但是阿瑟怎么办？”我问道，希望霍利斯在这个问题上也能改变他的主意。
“我不打算讨论这件事情。”他反驳道。
“那布伦特怎么办？”我恳求说，“我们刚刚有所突破，可不能把他晾在一边不管……”
“现在正该让阿瑟弄清他还不是局长，”霍利斯严厉地说，“当他坐上这把交椅时，他再去作决定好了。到那时之前，还是我说了算。”
在阿瑟回来后，我们着手认真地盘问各种细节，系统地识别每一个指使布伦特的人及他们的招募活动，对他交给俄国人的每一项情报进行核实。阿瑟定期会见布伦特，根据D 处三科和伊夫琳提供的详尽的研究提纲来对他盘问。每一次审讯都录了音，并由D 处三科进行整理，以便检查出模糊和讹误的地方及需要进一步提问的要点。
布伦特很快就说出了他的间谍同伙利奥·朗和约翰·凯恩克罗斯。利奥·朗是前英国军事情报机构的官员。约翰·凯恩克罗斯在一九四0 年曾服务于英国财政部，后来进入了设立在布来切雷的政府密码和暗号学校，在那儿接触过“英尼格马信号”材料，尔后在一九四四年成为军情六处的官员。阿瑟告诉朗，假如他和军情五处合作，则很可能免于起诉，因此朗马上就供认了。凯恩克罗斯在罗马接受阿瑟的拜访后，也这样做了。
但是，在提供了最初的线索之后，布伦特就再也不讲什么了。他坐着，听着阿瑟的提问，在能做的地方提供点帮助，但是并没有像我们所期望的那样提供大量的细节。阿瑟和我决定一起来对付他。根据事先的安排，我被介绍是分析布伦特供词的官员，然后我来唱红脸，阿瑟来唱白脸，由我告诉布伦特我对他的供词的真实性非常怀疑。这是一种老式的审讯把戏，但在以前还确曾起过作用。还有一个进一步的新花样：我们把会见安排在莫里斯·奥德费尔德的公寓里，它在威斯敏斯特区开克斯顿街钱德斯大院内。公寓里暗放着一个录音系统。通常，在布伦特和阿瑟会面时，阿瑟用手提录音机公开地把谈话内容录下来。我们决定当我去见布伦特时，我们把那个看得见的录音机关掉，以增加他的安全感。霍利斯极力反对这个计划。从一开始他就指示不能对布伦特施加任何压力，以免他叛逃。但我们设法说服他，在这种情况下，冒点风险是值得的。
几天后的一个晚上，我们会见了布伦特。他高高的个子，极其消瘦，穿着一套花呢西装，打了一个大蝴蝶结领结。他看上去高贵，略带一点女子气。他友好而带有戒备，特别是对阿瑟。我能看出他们之间存在着一种紧张的关系；谁都不能忘记，他们在十年前曾坐在一起，而此刻布伦特却始终在扯谎。他们以事务性方式谈了大约半个小时，主要是关于布伦特从档案室取走的文件。布伦特不时地扫我几眼。我看得出他预感到有什么事将发生。最后，阿瑟把我带进了谈话。
“彼得一直在作着这个分析，安东尼。我想他有些话要说……”
我关掉了录音机，然后稍稍停顿一下以加强效果。
“读了你的供词后，我看得很清楚，你没有告诉我们全部的事实真相……”
好像我击中了他似的，布伦特畏缩了一下。他正坐在一张安乐椅上，两条铅笔一样细瘦的长腿交叠着，他的伸出在外面的那条腿不由自主地抖动了一下。
“我已经回答了你们提出的每一个问题。”他回答，两眼直勾勾地望着我。
“那是胡说，并且你也知道是这样。你说你只知道朗和凯恩克罗斯他们两个，只有他们两个。我不相信。”
他的脸色变紫，右颊的肌肉出现了一阵抽搐。他给自己倒了一杯杜松子酒，拖延一点时间。
“我们非常公正地对待你，”我继续说，“我们很有礼貌，并且像绅士那样履行我们的诺言，但你却不这样……”
在我做出这番表演的时候，他专心致志地倾听着。他哪儿说了假话？他想要知道。我指出我们认为他有所隐瞒的一些方面。我知道，他在试图掂量是否我已经握有新的、能置他于死地的证据和信息，或者这些只是来自我们的主观直觉。
过了难熬的几分钟后，他开始恢复他的自信，脸颊的抽搐也平息了下来。他知道我们抛不出什么新东西。
“我已经告诉过你了，彼得，”他小声说，“没有其他的人了。”
我改换了策略，开始对他的良心施加压力。
“你可曾想过那些死去的人！”
布伦特佯作不知。
“没有人死去，”他平缓地说，“我从来没有接触过那种事情……”
“吉比的谍报员是怎么回事？”我气愤地说。我指的是由军情六处的哈罗德·吉布森指挥的潜伏在克里姆林宫内部的谍报员。吉比的谍报员在战前一直向军情六处提供政治局文件，直到他被布伦特出卖后被处死。
“他是一个间谍，”布伦特尖刻地说，在这一瞬间放松了他的戒备，暴露出克格勃的职业作风。“他知道这种游戏，他知道这里的风险。”
布伦特知道他的谎言已经被戳穿，脸颊上又开始猛烈地抽搐起来。我们较量了有一个小时，但这种角斗进行的时间越长，他越意识到他所处地位的有力。我们在一种难以掩饰的愤怒中结束了会谈。
“事实是，若是给你选择，你不会出卖任何你认为是弱者的人，是吗？”在布伦特准备离去时，我问道。
“是这样，”他说，一边站直了身子，“但是我已经告诉过你，再没有其他的名字了……”
他这样有力地说出这句话，使我感到他几乎自己都相信这一点了。
这时，一件让人心烦的意外事件发生了。我们公开地放在那里的一架录音机绞带了。我跪在地板上把磁带展开拉直，然后使它继续运转。在我做这件事情时，布伦特对阿瑟说：“看一位技术专家干他的本行，不是很有趣吗？”
到现在为止，阿瑟或我都不曾告诉过他我是一个科学家，我只是作为处理他对我们谈话的人员被介绍来的。我两眼直视着布伦特，他的脸上泛出红紫色。什么人已经告诉他我的真实身份？
“你接着跟他干吧，”布伦特走后，阿瑟愤愤地说，“他已经演完了。”
阿瑟急于去咀嚼另两头猎物——朗和凯恩克罗斯。
朗曾加入剑桥的“使徒学会”——一个以自重为宗旨的杰出知识分子俱乐部组织，其中有许多人是左翼分子和同性恋者。大战爆发时他参加了军事情报机构，被派往军情十四处，负责评价德国国防军的“信号”情报，由此得知兵力情况。整个战争期间，他一直秘密地会见布伦特，向他递交所有能落到他手上的情报。战后他转入英国对德管制委员会，在那儿他最终晋升为军事情报局的副局长，直至一九五二年他离职去从事商业活动为止。他离开军事情报局是因为他就要结婚，不想告诉他的妻子说他曾经是一个间谍。
我和阿瑟一起会见了朗好几次，我很不喜欢他。不像剑桥圈子里的其他人那样，他缺少风度。我常觉奇怪，他究竟是怎么被接纳到“使徒学会”中去的。他是个好管闲事、大惊小怪、喜欢瞎忙乎的人，外貌长得像个汽车修理工，而且似乎还以为自己虽然变节，可仍然还是一位优秀的军官。他所作的供词毫无价值，当在某一点上对他提出质问时，他的态度总是翻来覆去地讲“我们应该相信”这样一句老话。他兴致勃勃地对我们讲着他的故事，说他根本不知道还有其他间谍，并声称他在一九四五年就放弃了所有的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