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重要的是，他知道伯吉斯和布伦特的圈子里谁与谁同床睡觉。
布伦特也喜欢讨论三十年代的剑桥生活中那些见不得人的事。他对闲扯非常感兴趣，他不厌其烦地告诉我，他在爱德华·普雷费尔（后来当了国防部常务副大臣）加入使徒学会时，投了他的黑票。布伦特认为普雷费尔非常迟钝，我由于见过普雷费尔其人，所以对布伦特的判断不敢苟同。他讲的最有意思的故事是关于伯吉斯和丘吉尔的侄女克拉丽莎·丘吉尔之间的事。很显然，伯吉斯的上司给了他一个任务，让他娶克拉丽莎·丘吉尔为妻，以作为他搞间谍活动的掩护层。伯吉斯被这个任务吓坏了。首先，他是一个同性恋老手；其次，克拉丽莎·丘吉尔并不比她的叔叔漂亮；第三，当时大家都知道詹姆斯·波普一亨尼西（以后成了著名的作家）正在痴心地爱恋着她。
但是，伯吉斯如果不去玩这种游戏，他就算完蛋了。不到一个月，他就追求克拉丽莎·丘吉尔了，从而引起了另一方的恼火和愤怒。亨尼西对伯吉斯对克拉丽莎的倾慕感到无比恼火。有一天晚上，他带着一把手枪来到伯吉斯的公寓里，威胁着说要开枪把他们两人打死，然后再设法自杀。布伦特喜欢这个故事。克拉丽莎后来不久就同安东尼·艾登结婚了，当起了埃文夫人。这更让我们感到有趣。
很快，我就知道了“五人集团”是一系列配合密切的间谍网的核心。每一个间谍网都保证保持缄默，都向外界恪守自己的秘密。有一个秘密同性恋圈子，在那里，对同伴的忠诚高于其他一切义务；有一个使徒的秘密世界，在那里，使徒们之间的联系永远是紧密的；还有布伦特和伯吉斯的朋友帮派，他们自己并不是间谍，但他们知道或猜着发生了什么事。他们分享秘密，多年来为保护他们而奔走。这些网相互支持，使我们识别内核的任务变得更加困难。
许多我会见过的人都令人讨厌。非常可笑，我并不十分在乎他们是间谍，他们自己作出的抉择，应该尽着他们自己的能力做下去。但那些外围分子则不同。当我会见他们的时候，他们已被后来的生活中的体面所淹没。可是，在他们高傲而文雅的谈吐里，隐藏着罪恶与恐惧。他们会告诉我说，提出这个问题是我的过错而不是他们的过错，让我把这事搁一边。他们说我是麦卡锡主义者，当年的情况与现在不同。当然，当间谍是错的，但当时也是有原因的。他们是“贪图安逸的一代”，他们追求政治上的时髦，这种时髦仿佛是些时装目录。他们在六十年代仍然信守着三十年前立下的保持缄默的誓言。他们不喜欢我。我在他们还是无忧无虑的年青人时就看透了现行英国统治集团的内心秘密。我知道他们的丑闻和他们的阴谋。他们也清楚，我知道的事太多了。
D 处三科的首要任务之一，就是对伯吉斯和麦克莱恩在一九五一年叛逃之后档案里的一个始终没有调查过的线索进行重新审查。这个线索是由伯吉斯和布伦特的朋友戈伦韦·里斯提供的。他最早是在牛津大学认识他们的，大战期间在军事情报局工作，是本廷克大街的常客。里斯在伯吉斯和麦克莱恩叛逃后，立即找到了当时的反间谍处处长狄克·怀特，说他知道伯吉斯长期以来一直是个苏联间谍。他还说，伯吉斯在战前企图招募他，因为他在莫洛托夫一里宾特洛甫条约以后感到幻想破灭，于是拒绝保持秘密关系。里斯还声称，布伦特、盖伊·利德尔，前军情六处的官员罗滨·扎纳以及斯图尔特·汉普希尔（一位了不起的无线电安全局的官员）都是同伙。但是布伦特毫无疑问是一个苏联间谍，而对其他三个人的指控被证明是站不住脚的。
怀特很不喜欢里斯，认为他提出这种不怀好意的指控是为了哗众取宠。这四个人是好朋友，这正是他难以同意阿瑟·马丁对布伦特怀疑的原因。一九五六年，里斯在一家发行量很大的报纸上发表了一系列匿名文章后，狄克对里斯的看法更加坚定了。就像今天一样，狂欢和间谍活动都是很有读者市场的新问题材，里斯那些详细描述伯吉斯以及好友的色情活动的文章在当时引起了轰动。
但是，在布伦特坦白之后，里斯在一九五一年时的证词的色彩就走样了。里斯声称他在战前就放弃了对苏联事业的看法。我想至少得谨慎地重新审查他是否在说谎，也许仅仅是满足自己。开始，他很不情愿同我谈。他的妻子指责我是盖世太保作风，这么多年以后还再提那过时的事。由于那些文章，他们的遭遇是很不幸的。里斯被人知道是那些文章的作者之后，就被撵出了学术界。一九五六年以来，他们艰难地度着日子，英国统治集团也回避着他们。里斯终于同意见我，他又把他那故事重复了一遍，他没有证据证明他所说的那几个人是同伙，可他说，所有这些人在战前那个关键时期都是伯吉斯的好朋友。
对利德尔的指控显然是荒谬的。军情五处里所有认识他的人或知道他的人都深信利德尔是绝对忠诚的。他离开军情五处时留下了他那被称为“墙花”的日记。读了这些日记，谁也不会相信他是一个间谍。但是对罗滨·扎纳的指控却使人想到要把他同沃尔科夫在中东的间谍对比一番。扎纳曾在中东为军情六处工作过。
我对扎纳的档案进行了研究。他在战争期间为军情六处在波斯负责反间谍活动。这是一件艰巨而危险的工作。通往俄国的铁路线上繁忙地运送着重要的军需物资，这条铁路是德国进行破坏的主要目标。扎纳完全胜任这一工作。他大部分时间是在黑暗中度过的，会流利地讲一些地方方言。他在阴暗残酷的反破坏世界里展开活动。大战结束后，他的任务却更加艰难了。俄国人企图自己控制这条铁路，扎纳则不得不在俄国的边境线附近工作，常常冒着被亲德或亲俄的阿拉伯人出卖和暗杀的危险。从表面上看，扎纳能够活下来这一事实使里斯的指控有一点可信。
战后扎纳离开了情报界，到了牛津大学担任古波斯文教授。我约他到“全灵大楼”见面。牛津大学和英国情报机构有着坚固的关系，在以后的五年里，我多次去过牛津。这次同扎纳见面是我的第一次牛津之行。
扎纳个子矮小，瘦削而结实，外表有一种博学者的心不在焉。他给我倒了饮料，轻松地谈到在秘密世界的老同事们。在他谈话时，我思考着怎样才能策略地向他披露我此行之目的。我决定不必顾虑。
“很抱歉，罗滨，”我开始说，“出了一个问题。我们正在追查一些过去的指控。恐怕有一个指控是冲着你来的……”
开始他只是嘲笑。冲他来？他抗议。当然，一定是我弄错了。我有没有核实过他的材料？哪一种指控？
我把沃尔科夫以及波斯间谍的事告诉了他。
他听了以后瘫倒在座位上。从他的反应中看出，他被里斯恶意地报复了，他被弄错了。
“我在沙漠区度过了六年，”他只是有气无力地说，“雅尔塔以后，其他的人都回家了，我却又呆了两年。我没有得到什么荣誉，但我认为至少我获得了一定程度的信任。”
扎纳说这话时只带着一种悲伤，而没有任何怨恨。他冒着一切危险做了那一切，可多年以后，却因此而受到指控。这深深地伤害了他。他轻轻擦去眼中的泪水。我感到自己是一个卑鄙的人，就像一个在深更半夜里把坏消息告诉给家长的警察。
扎纳使自己镇静下来后，又变成了一个了不起的学者。当然，他理解我为什么来见他。他叙述了他在军情六处的简单历史。他苦苦地思索着想寻找线索，想弄清沃尔科夫说的间谍是谁。我们说了好几个小时，直到“全灵大楼”的塔尖的影子消失在草地那边。“想不出哪个英国人会是这样的间谍。”他一边说，一边用脚轻轻地在地板上敲击着，仿佛这样会激发他的回忆。“我们的人不多，我可以为每个人担保。”
他认为这个人可能是个一般的情报人员，而不是一个情报官。在战争的后期，军情六处和克格勃常常共同使用谍报人员，显然这个人有可能是安插进来的一根内线。有一个名字倒很吻合，叫鲁迪·汉堡。军情六处招募他以后，他被俄国人逮了起来，后来又被释放了，重新被军情六处雇用。这段时间正好与沃尔科夫在莫斯科看到的档案里的时间相吻合。看来汉堡可能是在监狱里被他们收买了，他们给他的任务是尽可能了解他的英国雇主的一切情况。（鲁迪·汉堡是“苏妮亚”的第一个丈夫，她后来是驻英国和瑞士的非法分子。）
扎纳和我分手时我们已成了朋友。可我一想到我在指控上所作出的轻率的一切时，就感到很内疚。当我想到那些没把问题弄清楚就把这样的指控放在档案里那么多年的人时，心里就充满了愤怒。当我驱车回伦敦时，我开始对清理这些无尾线索所付的代价产生了怀疑。我想，把这些事情翻出来是不是公正的？毕竟，让它们留在档案里不予干扰和解决会更好些。
那年的圣诞节，扎纳给我寄来一张友好的圣诞卡。几年之后，他就去世了。我送了一个花圈，急切地想补偿点什么；可我永远忘不了我问他是不是间谍时他脸上的那种表情。在那一瞬间，牛津的文明摇篮似乎在他周围解体了，他又回到了边境附近，被敌人包围着，孤零零地被出卖了。
里斯给我的最后一个名字是斯图尔特·汉普希尔爵士。他是无线电安全局的一位出色的密码破译家和分析家，是一个精华小组的成员。那个小组曾经破译了德国情报局的手写密码，并为双重间谍系统奠定了基础。战后，他在外交部工作，以后又在牛津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担任哲学教授，开始从事引人瞩目的学术事业。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