果是，劳改营的犯人最终控制了劳改营，那些劳改营的卫兵对此熟视无睹，犯人们
在劳改营内过着清闲的生活，而他们的家人却被跟踪，受到惩罚。在许多情况下，
这些黑手党的罪犯们就在劳改营的小屋里当上了老板，操纵他们在外面的企业。
冷战中具有讽刺意味的事例之一是，由于黑社会的存在，共产党的垮台时间被
推迟了10年。即使该党的领导人最后也不得不与黑手党达成秘密协议。
其原因很简单。黑手党是苏联惟—一家办事效率极高的团体，一个工厂的厂长
在生产一个关键部件时发现，由于某个阀门坏了而导致主机床停工。如果他通过官
僚主义的层层审批的渠道，他不得不等待六至十二个月，才能拿到新阀门，而在这
期间他的整个生产线将被停置下来。
或者厂长可以请与黑手党有联系的姐夫帮忙。这样一来，阀门一周就可以到货。
然后，这个工厂厂长可以假装不知道，他的钢板已经被偷运到另外一个正在等候钢
板的工厂。于是这两位厂长都各自伪造了自己的产品账本，表明他们已经完成了
“定额”。
由于存在严重的官僚主义，再加上产品原材料又严重不足，这种情况出现在任
何一个社会里，都会经常导致所有的“齿轮”停转，而黑市场则是解决问题的唯一
润滑剂。苏联靠这个润滑剂维持到生命的尽头。在最后的10年里，全部依赖的是黑
市来发展经济。
黑手党是黑市的控制者。1991年之后，它所从事的工作就是从储藏室里走出来，
全面繁荣、发展黑市交易。黑市膨胀的速度很快，从以往的敲诈勒索领域，例如酗
酒、吸毒、保镖、卖淫，发展到了生活的各个方面。
曾给人深刻印象的是、黑社会以极快的速度从本质上无情地接管了经济。造成
这种结果的因素有三个。首先是苏联黑社会有极大的能量迅速实施暴力，假如他们
的行动受挫，他们反扑的暴行，就连美国黑手党“我们的事业”之类的犯罪组织也
会很吃惊。任何人，不管他是苏联人还是外国人，只要他反对黑手党渗入他的企业，
他将首先被警告——通常是遭受毒打或纵火，然后被处死。大银行的头目就遭此厄
运。
第二个因素是，因资金和人力不足造成的警察无能，他们对突如其来的大规模
犯罪活动毫无警觉，没有任何经验来对付暴力活动，对黑手党人真是束手无策。第
三个因素是，苏联全国流行的腐败传统。1991年至1995年稳定不变的大规模通货膨
胀也促成了这一结果。
在共产党统治时期，美元与卢布的汇率是一比二，这种人为的汇率，就价值和
购买力而言是很荒谬的，但是它在苏联内部被强迫实施。在苏联，人们遇到的问题
不是资金的短缺，而是用钱买不到东西的问题。因通货膨胀，没有人再去储蓄所存
钱，拿固定薪金的雇员们变得一贫如洗。
当街上的警察一周内所挣的工资还买不起一双袜子时，就很难说服他们不用明
显是伪造的驾驶执照去换钞票了。
但是，这只是小菜一碟。苏联黑手党操纵了各个阶层的力量，直至高级公务员，
几乎将整个官僚机构都招募为他们的同盟。而在俄罗斯，官僚主义是无孔不人的。
因此，许可证、执照、市民的房地产、计划之物、特许权等等——所有这些都
可以很快地从颁发证书和物品的公务员那里买到，这就为黑手党创造了丰厚的利润。
给外人留下的另一个很深的印象是黑手党从传统的敲诈勒索领域，很快地就转
向了做合法的生意（当然他们传统的业务并没有丢。）美国的黑手党“我们的事业”
犯罪组织花了10年的工夫，才意识到合法生意不仅起到增加利润的作用，而且还可
以把来路可疑的钱弄得貌似合法。苏联黑手党花了5 年的时间就完成了这种过渡，
到1995年，黑手党拥有并控制了40％的国家经济。到1995年后，黑手党的生意已走
向国际市场，他们最擅长的三个领域是：武器、麻醉药品和盗用他人物品，以迅速
的暴力行动为后盾，目标是所有的西欧和北美国家。
问题是到1998年，他们的生意做过了头。由于贪婪过度，他们破坏了自己赖以
生存的经济。到1996年价值500 亿美元的苏联财产，主要是金子、钻石、贵重金属、
石油、天然气和木材被非法偷运到国外。这些商品是用几乎不值钱的卢布折价从政
府机关的官僚工作人员那里购买的，运到国外后以商品的形式从事美元交易。其中
一些美元被重新兑换成雪花般的卢布，带回国内资助更多的贿赂和犯罪活动。其余
的美元被隐藏在国外。
怀亚特先生沮丧地说：“现在的麻烦是，这种‘大出血’式的非法活动已经做
得太过分了。腐败的政治家、甚至更多的是腐败的官僚主义者和匪徒们，把他们赖
以致富的金鹅杀掉了，就不再会有金蛋了。你读过第三帝国的崛起那本书吗？”
“读过，那是在很久之前读的。为什么要提到它呢？”
“你记得那些对魏玛共和国最后的日子的描写吗？失业者排起的长队，街道上
的犯罪案件增多，老百姓倾家荡产，乞丐觅食，以及当国家破产时的侏儒们，在德
意志帝国国会的大厦里高叫着争吵不休，等等。你现在看到的正是这种情况。历史
又重演了。该死！我必须走了。我与别人约好在楼下吃午饭。与你谈话真高兴，怎
么称呼你来着？”
“杰斐逊！”
杰斐逊这个名字并没有使他回忆起什么。怀亚特先生显然不看伦敦的《每日电
讯》。
当那个加拿大人离开时，这个伦敦记者觉得很有趣。当晚所听到的悲观言论使
他更加确信，今晚要与他面谈的那个人或许能够拯救这个国家。
那辆黑色加长的柴卡车于晚上6 点半来到酒店门口接马克·杰斐逊去会谈，此
时他正在门口等候。他总是那么守时，期望别人也是如此。他身穿黑灰色家常裤，
一件颜色鲜明的运动夹克和棉布衬衫，束了一条加里克俱乐部的领带。他看起来时
髦，整洁，过分注意细节，英国人的气派十足。
那辆柴卡车穿过夜色，驶向北边的基赛尔尼大街，它在花园环路口转弯，拐进
了一条边路。当车接近绿色钢门时，司机从他的夹克衫兜里掏出一个发信机，打开
了上面的报警按钮。
正在驶人的柴卡车进入了墙上的摄像机的镜头，门卫通过电视监视器看到了那
辆车及其车牌号。该车牌号与他所掌握的车牌号码相对应后，他按下电钮，打开了
大门。
该轿车刚一进去，大门又关上了，门卫走到了司机的车窗前。他检验了一下身
份证，向车的后座瞥了一眼，点点头，把道钉放下去了。
鲍里斯·库兹涅佐夫接到门卫的报告后，走出屋来，在门口迎接客人。他把英
国记者领到一楼一个设备完善的接待室里，这个接待室的一边与科马罗夫的办公室
相邻，另一边是已故秘书尼基塔·阿科波夫用过的房间。
在伊戈尔·科马罗夫面前，既不许抽烟也不许喝酒，杰斐逊不知道，也从未听
说过这一点，因为从来没有人提起过这些事。在这个几乎以喝酒来显示男人风度的
国家里，很少遇到不喝酒的俄罗斯人。杰斐逊看过科马罗夫的许多录像，只见他以
人民领袖的姿态出现在影片中，手里礼节性地拿着酒杯，以俄罗斯人的方式频频举
杯祝酒，根本看不出科马罗夫对酒不感兴趣。杰斐逊不知道科马罗夫手中的酒杯里
面，从来装的都是矿泉水。那天晚上，只提供咖啡，杰斐逊谢绝了。
库兹涅佐夫快步走向科马罗夫，杰斐逊稍慢一步跟在后面。科马罗夫的公共关
系顾问将客人介绍给主人，双方握手致意。科马罗夫自己先坐下，他坐的皮椅子，
要比其他两个人的椅子高一点。
杰斐逊从他的夹克衫的口袋里掏出了一个微型录音机，并询问对方是否介意他
使用它。科马罗夫低了下头，他对大多数西方记者不会使用速记表示理解。库兹涅
佐夫鼓励性地点点头，示意杰斐逊开始访谈。
“主席先生，新闻媒体报道了杜马的最新讨论结果，决定把临时总统的任期延
长三个月，而将明年的总统大选提前到明年一月份。您对此决定有何看法？”
库兹涅佐夫将杰斐逊的话很快地翻译过来，并倾听科马罗夫用响亮的俄语进行
回答。科马罗夫讲完后，翻译又转向杰斐逊。
“很显然，我和爱国武装联盟对此决定感到很失望，但是作为民主人士，我们
还是接受了。杰斐逊先生，我想您已经知道我深深热爱的这个国家，目前的状况不
太好。无能的政府长期容忍官僚主义肆意挥霍经济，致使腐败蔓延，犯罪率不断上
升。受害的是我们的人民。这种状况持续时间越长，情况就会越糟糕。、因此，推
迟总统大选的时间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情。我对今年10月赢得大选非常有信心，即
使非要推迟到明年互月，那时我们还是会取胜的。”
作为一名经验丰富的记者，马克·杰斐逊很快就意识到，科马罗夫的回答太做
作了，就好像一名政治家多次被问同一个问题，他能一口气就把答案背出来。在英
国和美国，政治家已经习惯于被采访，面对新闻界人士，他们的心情要放松得多，
并且，他们与其中很多人建立了良好的朋友关系。杰斐逊感到自豪的是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