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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吉和我经常通信，我告诉他当地的新闻，尽我最大的努力把信写得好一些——写信一直是我的一个弱点。可爱的里吉见信如见其人，信写得总是那样亲切、中肯。他不厌其烦地劝我多出去走走。
人们时常举办舞会，我通常都不去参加，因为我们没有汽车，所以应邀去一两英里之外参加舞会是不现实的。雇用马车和汽车的费用很高、除非极特殊的情况，我们一般不乘坐，有的舞会因女子不够，也会盛情邀情。专车接送，或者在那儿过夜。
在楚德雷夫的克利夫德将举办一个大型舞会，主人邀请埃克塞特的驻军参加，并询问他们的朋友是否能邀请到一些姑娘。我们家的老朋友，特拉弗斯退役后就驻在楚德雷夫，他建议邀请我参加。特拉弗斯的妻子给我打来电话，问我是否愿意到他们家住一夜，第二天参加舞会。我欣然接受了这一盛情邀请。
与此同时，我收到了一位叫亚瑟·格里菲思的朋友来信。他的父亲是当地的牧师，他在军中服役——是个炮手。
我们俩是好友。亚瑟信中说他的部队此时正在埃克塞特驻防。遗憾的是这次他不能够应邀赶来参加舞会，为此，他感到惋惜，他真心希望能再次跟我跳舞。“不过，”他写道，“在参加跳舞的军人中有一位叫克里斯蒂的，你找找他好吗？他的舞跳得很好。”
舞会开始不久，克里斯蒂就与我相遇了。他是一个英俊的小伙子，高个子，一头卷发，鼻子有趣地向上翘着，看上去颇为自信。主人将他介绍给我，我们跳了两个舞。他告诉我，他的朋友格里菲斯介绍他来找我。我们配合得很默契，他舞步娴熟，我又跟他跳了几个舞。那天晚上，我尽兴而归。
大约在一星期或十天以后的一天，我在我们家对过的梅勒家里喝茶，母亲打来电话：“快点回来好吗，阿加莎？这儿有位小伙子在等你。我不认识他，也从未见过。我请他用茶。看样子他要一直呆下去，等到你回来。”
我悻悻而归，感到扫兴。我猜想来者一定是一位讨人嫌的海军少尉，他曾要我读他写的诗。我闷闷不乐地回到家里。
我走进客厅，看到一位年轻人如释重负地站起身来。他脸色微红，显出有些尴尬，不得不做一番解释。他没有因为见到了我而感到兴奋，大概以为我记不得他了。不过，我还是记起了他，尽管他的到来使我感到惊诧。我从未料到还会再次见到格里菲思的朋友克里斯蒂。他含糊其词地解释说，他不得不乘摩托车到托基来，他觉得最好还是来看看我。他只字未提如何费了一番周折才从亚瑟·格里菲思那儿弄到了我的地址。不一会，谈话的气氛就变得融洽了一些。母亲因我的到来轻松了许多。阿尔奇·克里斯蒂经过一番令人难堪的解释后，变得高兴起来。我也有些自鸣得意。
谈话间天色渐晚。母亲向我发出妇女们特有的暗示，征询我是否留这位不速之客用晚餐，要是留他用晚餐，该招待他什么。圣诞节刚过，食品贮藏室里还有冷火鸡。母亲看到我做出了肯定的暗示后，就问阿尔奇是否愿意留下来跟我们一起吃便饭。他毫不迟疑地欣然接受。我们一道吃了冷火鸡、沙拉、奶酪及其他一些东西，度过了一个愉快的晚上。
随后，阿尔奇骑上他的摩托车，一溜烟地赶回埃克塞特。
后来的十多天里，他经常不期而至。阿尔奇对自己的一切都不隐瞒，他告诉我他如何迫切期望转到新组建的空军服役。为此我感到震惊，人们都害怕飞行。但阿尔奇却是一个注重实际的人。他认为空军是有发展前途的军种，将来一旦发生战争，首先需要的是空军。他并不是酷爱飞行才要求进空军，而是因为那儿有更多的晋升机会。在陆军是没有多大发展前途的。炮兵晋升得太缓慢。他试图抹掉我心目中飞行的浪漫色彩，但却没有做到这点。我那充满幻想的浪漫天性第一次与他那理智的实用主义处世哲学相抵触。一九一二年，仍是一个情感多于理智的世界。青年女子对小伙子们充满浪漫的幻想，小伙子们心目中的姑娘也被理想化了。
从我外祖母那个时代以来一直如此。
我跟阿尔奇对待各种事情的反应迥然不同。从俩人一开始接触，这种彼此间的“陌生”的新奇感就强烈地吸引住对方。
那年元旦，我邀他一道参加新年舞会。整个晚上他都表现出异常，几乎没怎么跟我说话。我们一起跳舞的有四个人或六个人。每次我跟他跳完一支曲子下来，坐下休息时，他都缄默不语。我跟他搭话，他也只是语无伦次地应酬。我迷惑不解，仔细瞧了他一两次，不知他到底怎么了，有什么心事。他似乎不再对我感兴趣。
我的感觉迟钝，这时我本应领悟到当身边的男子像绵羊一样谦卑恭顺、反应迟钝、不能专注地听你讲话时，他一定是堕入了情网，一般情况下是这样的。
我怎么会知道呢？我连自己怎么了也不知道。记得当时我收到了里吉写来的一封信，自言自语道：“过两天再看吧，”说着就把它扔进客厅的柜橱中，直到几个月后才把它找出来。我大概多少也意识到自己感情的变化。
我们在新年舞会的第三天去听了一个音乐会。音乐会结束，我们一道回到阿什菲尔德。像往常一样。我俩到学习室里弹钢琴。阿尔奇淬然绝望地告诉我，他过两天就要离开这儿，要去索尔兹伯里平原接受飞行训练。他急切地说：“你得跟我结婚，一定得跟我结婚。”他说，从打第一天晚上跟我跳舞他就产生了这一热望。“为了弄到你的地址，为了找到你，我费尽了周折，没有比这更困难的了。我心中只有你，永远不会再有别人了。你一定得嫁给我。”
我告诉他这是不可能的事，我已经与别人有了婚约。他疯狂地摆动着一只手．表示不管它什么婚约。“婚约又怎么样？你只要把它解除不就行了嘛。”
“可是我不能，我不能够也不可能这样做。”
“你当然可以！我没有跟谁订过婚，要是有的话，我就会毫不犹豫地解除它。”
“可是我不能这样对待他。”
“别胡说了。有些事情是得要人去做的。如果你们之间爱得很深的话，那你们干嘛不在他去国外前结婚？”“我们觉得……”我有些迟疑，“最好还是等等再说。”
“我就不愿意。也没打算等。”
“即使结婚，也还得等几年以后。”我说，“你才是一个少尉。到了空军里地位也不会有什么改观。”
“我可是一年也等不得了，就想这个月或者下个月内跟你结婚。”
“你疯了，”我说，“简直是信口胡说。”
我想他已经失去了理智，后来，他终于冷静了下来，正视现实。这件事对我母亲震动很大。她曾一直为此而担忧，不过仅是担忧而已。她听说阿尔奇将要离开这里去素尔伯里平原，如释重负。可是猛然将她推到既成的事实面前，她懵了。
我对母亲说：“很抱歉，妈妈，我不得不告诉您，阿尔奇·克里斯蒂向我求婚了，我想嫁给他，非常地想。”
然而我们却不得不面对现实——尽管阿尔奇不情愿这样，母亲仍然固执己见：“你们用什么结婚？”她质问道，“你们二人有钱吗？”我们的经济状况的确槽透了。阿尔奇仅仅是一个年轻的少尉，只比我年长一岁，没有分文储蓄，全靠自己的微薄的收入和他母亲省吃俭用节约下来的一点点资助。而我却只有祖父遗嘱中的每年一百英镑的固定收入。至少要等好几年，阿尔奇才能有经济能力建立家庭。
他临行前痛苦地对我说：“你母亲让我面对现实。我认为其他都无所谓！不管怎样，反正我们得结婚，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她认为我们目前还不能够结婚。我将为此不惜一切努力，想尽一切办法。到了空军情况会好些的……只是在空军里也跟在陆军里一样，不鼓励年轻军人早结婚。”我们彼此望着，我们都还年轻，却也深深陷入两情缱绻的热恋之中。
我们的婚约维持了一年半。这期间俩人的感情波动很大，忽冷忽热，内心中充满着愁苦，因为彼此都感到我们所追求的乃是某种永远不可及得的幻影。
我拖延了近一个月没给里吉写信，主要出于负疚之感，也多少因为我难以使自己相信眼前突然发生的这一切都是真的——也许我很快就会从梦幻中清醒过来，回到我的过去。
尽管如此地歉疚和感伤，给里吉的信终究要写的，更糟糕的是里吉对我表示同情和宽容。他劝我不要为此而苦恼，他相信这不是我的过错；这类事情屡有发生，在所难免。
我们的境况槽得不能再糟了，穷得叮当响。此时家里又遭受了一个经济上的打击。曾与我祖父合股的纽约H．B．查夫林公司突然破产了。这意味着母亲每年惟一的收入完全断绝了。姨婆情况不同，比较幸运。她的钱也曾留在查夫林的股份中。公司的股东之一，贝里先生一直为她的资产而担忧操心。作为纳瑟尼尔，米勒的遗婿的代理人，他觉得应该对她负责。姨婆需要用钱时，只要给他写封信，贝里先生就会汇寄现金来。一天，贝里忽然向她提出建议，请求允许将她的资本投入别的股份公司中，姨婆感到忧伤和不安。
“您是说，要我把钱从查夫林公司的股份中抽出来吗：”贝里先生闪烁其词地对她说：“您得亲自督管您的投资，您生在英国，又居住在英国，但又是美国人的遗妻，目前的状况是欠妥的。”他罗列的几条理由其实都是些借口。姨婆同意了他的建议。在那个时候，所有的女人在处理经济事务方面都会全盘接受任何她们所信赖的人的忠告。贝里先生恳求把这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