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哦．”我说，“但是，他难道不想去巴格达吗？我是说，他回家前要去那儿看看朋友吧。”一想到让这个年轻人陪着就不痛快，他在乌尔操劳了三个月，或许要一个人去巴格达玩一玩呢。
“噢，不会的，”凯瑟琳肯定地说，“马克斯会乐意的。”
像马克斯这样在艰苦的考古发掘地努力工作。终于可以去休息，可以去散散心的年轻人，牺牲自己时间开车陪一位比自己年长，对考古一窍不通的陌生妇女去看什么风景，大家竟都觉得是天经地义的事。看来马克斯把这事也当作很自然的事了。他是个表情庄重的年轻人，我在他面前有些紧张。我暗自有些揣揣不安。是不是应该向他表示歉意。我也确实结结巴巴地向他透露过这趟旅行不是我的主意，可马克斯却表现出蛮不在乎的样子。他说反正也没什么事。回家可以一程一程地走，先和伍利夫妇一道走，既然他已到过德尔法，就和他们分手，去看看巴萨神庙和其他希腊名胜。
他本人也愿意去尼普尔看看。那是个值得玩味的地方，去那儿他总是兴致勃勃，当然还有纳杰夫和卡尔巴拉，全值得一看。
我俩如期起程。在尼普尔玩得很痛快，尽管累得精疲力竭。
晚上七点左右，我们到了迪瓦尼亚，我们住在迪希伯恩斯家过夜。
这一晚真让人费解。迪希伯思斯太太四处应酬，不但要和身旁的人交谈，还要照应我和马克斯。马克斯回答得彬彬有礼；传教士夫妇一言不发，做妻子的死死盯着丈夫，而他却绞扯着手绢。
我打着瞌睡，朦胧中脑子里冒出一个地道的侦探故事的情节。一位传教士因精神过分紧张而渐渐地失去了理智。
为什么精神紧张？肯定是出了什么事。每到一地，他都绞扯着手绢，把手绢撕成碎片，从而提供些线索。线索、手绢、碎片，天旋地转，我打瞌睡差一点滑到椅子下面去。
这时，左耳旁响起一个刺耳的声音：“所有的考古学家，”迪希伯恩斯先生不怀好意地说，“都是骗子。”
我睡意全没了，琢磨着他这个人和他的话。他这话是挑衅性地冲我来的。我觉得维护考古学家的信誉没什么必要，于是就口气温和地说：“你凭什么认为他们是骗子呢？他们说假话了吗？”“一切。”迪希伯思斯先生说．一切都是假的，说什么他们知道文物的年代了，挖掘出什么东西，什么这是有七千年的历史楼，那件有三千年之久唉，什么这个帝王那时当政啦，另外那个帝王取而代之啦，骗子，统统是骗子，无一例外。
“难道这还会有假吗？”我说，
“果真如此？”迪希伯恩斯先生嘲讽地一笑，不说话了。
我和传教士说了几句话，可他没什么表示。接着迪希伯恩斯先生再次打破了缄默，透露出他愤愤不平的缘由：“一般情况下，我都得把起居室让出来给考古学家那家伙。”
“噢，”我不安地表示，“对不起，我没想到。”
第二天清晨五点，我们上了路。我俩造访了纳杰夫，那的确是个迷人的地方，真正的墓地，死者的城市。带着黑色面罩的穆斯林妇女来来往往地哭泣着。这是极端分子的温床，不是随便可以来的，需要事先通知警察，他们会注意是否会发生狂热冲突。
我们离开纳杰夫，前住卡尔巴拉，那儿有漂亮的清真寺，拱顶金碧辉煌。这是我第一次走到近处观赏它。我们在警察哨所里过夜。在维多利亚时代长大的我，夜里去叫醒一个不太熟悉的年轻人，请他陪我去厕所，真是不可思议的事。然而很快就习惯了。我叫醒了马克斯，他又叫来一个警察，警察提了盏灯，我们三人走过长长的走廊，到了个奇臭难闻的地方。马克斯和警察又陪着我一起回到了住处。
第二天早晨吃了早饭，一个正在采摘玫瑰花的花匠，拿着一束花走过来。我站在那儿等着，准备报之以优雅的一笑。我丝毫也没料到，他竞不睬我一眼地径直走到马克斯前，深深地鞠一躬，把花递给他。马克斯呵呵一笑，对我说，“这是东方，馈赠都是给男人而不是给妇女。”
在回巴格达的路上，我们不时地停下来到古遗址的土丘上看看，去四周转转，捡起陶瓷碎片。我尤其对那些有釉的碎片着迷。鲜艳的颜色：碧绿、青绿，湛蓝，还有一片有金色图案的碎片，都是些马克斯不感兴趣的近代的东西，可他对我的爱好抱宽容的态度，我俩收集了一大口袋。
凯瑟琳和莱恩·伍利早已到达巴格达，对我们迟到一天颇为不快，这是由于绕道乌凯迪尔的结果。我被开脱了责任，因为我只管手拎个小包跟着走就是了，不晓得到什么地方去。
过了几天，我们坐火车离开巴格达去基尔库克和摩苏尔，登上返回的旅程。我的朋友德怀尔上校到巴格达北站为我们送行。
到阿勒颇的第二天，凯瑟琳本来没发烧，可她却说不舒服。她那付神情容不得身边有任何人。
“我真不知如何是好。”莱思手足无措地说。
“喂，”他给我的印象不错，我安慰他说：“我想她自己知道怎么办最好。大概她不要别人打搅她，我晚上再看她，那会儿她会好一些。”
于是事情就这样定了。马克斯和我去卡拉特——锡曼探访十字军的城堡。莱恩说他自己留在旅馆。如果凯瑟琳需要什么，他好随时照应。
马克斯和我兴高采烈地走了。天气晴朗多了，车开得挺顺当。我们沿盘山路行驶，四周到处是灌木丛、红牡丹和成群的绵羊，后来随山路缓缓而上，绵羊变成了黑山羊及小羊羔。我俩终于到了卡拉特——锡曼，随即开始野餐。我俩席地而坐，环顾周围，马克斯讲述着他的身世，他的生活。他即将离开大学时就交上了好运，在伦纳德·伍利手下找了这份工作。我俩又四处捡了些陶片，待夕阳西照时我们才起身回去。
我们离开阿勒颇一个星期后的一个清晨，马克斯带我去看五花八门的教徒。这令人相当紧张。
我俩看到了马龙派教徒，叙利亚天主教徒，希腊东正教徒，聂斯托里教徒，以及许许多多我记不得名称的教徒。其中一些人我叫他们是“洋葱教士”，就是说，他稠带着像洋葱那样的圆圆的头巾。希腊东正教堂最使人念念不安，因为在那儿我和马克斯不容分说地被分开，我和其他女人—起被挤到教堂一边。这是个充满神秘气氛的仪式，大部分在祭坛帷幔后进行。帷幔后圆润响亮的声音随着缭绕的香火传到厅堂里。大家都按指定的间隔捣蒜式地鞠躬。后来马克斯才找到我。
4
离开阿勒颇，我们乘船去希腊，沿途时常靠岸。到雅典时。我感到少有的高兴，满怀着期待。
但是，天有不测风云。我清楚地记得我站在旅馆的接待柜台前，接过一叠邮件，最上面是几封电报。至少两星期没得到家里的音讯了，我心头笼罩着不祥的阴影。我打开电报，他们告诉我罗莎琳德患了肺炎。
由于突如其来的震惊，我昏昏沉沉地挪动着脚步，突然把脚迈进了雅典街道旁的树坑里，踝骨严重扭伤，无法走路了。我坐在旅馆里听着莱恩和凯瑟琳的宽心话。心里惦记着马克斯去哪儿了。过了一会儿，他回来了，手里拿着两轴绷带和一块膏药。他轻声地解释说他在路上会照顾我和我的脚伤。
“但是你要去达萨庙啊，”我说，“你不是去见什么人吗？”“噢，我改变计划了．”他说，“我考虑该是回家的时候了，这样可以和你一道走。我可以扶你去餐车或给你弄点吃的，结你当个帮手。”
这真是求之不得了，简直不能相信。我想，而且一直这么认为马克斯真是个好人：他不言不语，没什么同情之类的话，可他干实事。他会急人所需，使你得到莫大的慰藉。
我和马克斯次日晚上就启程了。一路上他给我讲了许多有关他的家庭的事情，他的弟兄，他的父亲以及他的母亲——一个爱好艺术、喜好绘画的法国女人。
一到伦敦。我就提心吊胆地给家里打电话，已经五天没听到家里的消息了。听到我姐姐告诉我罗莎琳德好多了，已脱离了危险，恢复得很快等情况时，我才松了一口气。
尽管罗莎琳德明显在迅速康复，我见到她仍吃了一惊。
我当时对孩子患病时变化之快毫无经验。罗莎琳德看上去瘦了，高了，无精打彩地靠在扶手椅上，一点也不像我的孩子。
作母亲的自然都宠爱自己的孩子，为什么不呢？可是我情不自禁地认为我女儿比大多数孩子更逗人喜爱。她有一种本事，回答问题常出人意料之外。一般人往往会想到孩子的答案，而罗莎琳德的回答常使我吃一惊。也许是她身上有爱尔兰血统。阿尔奇的母亲是爱尔兰人，大概是从她的爱尔兰祖母那儿继承了这种出其不意的本事。
当人们三岁、六岁、十岁或二十岁时，大家没什么差别。
大概在六七岁时这点尤其明显，因为还不到会做作的年龄。
而到了二十岁，人们就会扮嘴脸或赶时髦了。如果时尚推祟理智，你就会变得文质彬彬；如果姑娘们愚蠢轻浮，大家都不例外。然而随着生活的进程，你就会腻味这套做作的角色，于是又恢复了个性，日复一日地恢复了本色。这有时会使周围的人惶惑不解，然而却使本人得到了解脱。
我琢磨这是否适用于创作。初学写作时，通常极端崇拜某一作家，不自觉地模仿其风格。其实这种风格并不适合于你，因此写得不伦不类。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祟拜的影响减弱了。你仍然佩服某些作家，甚至还希望写得像他们那样，但是显然达不到。你大概懂得了文学创作谦卑感。如果我的作品像伊丽莎白、鲍思、穆里尔、斯帕克或格雷厄姆、格林的著作，我就可以得意地一步跨人文学的殿堂，但是我自叹弗如，我从未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