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况不一样了。”
“新的工资收入是多少？”
“年薪三万。”
“年薪三万，”她重复着这个数字，接着又说，但声音很低，“这还不如我挣得多呢。”
她的年收入是三万一千美元，但再过几年，她的工资会增加很大幅度，也就是说挣大钱的日子为时不远了。为了达到我这次和她商量的目的，我不想算这笔经济账。
“我去搞公益法并不是为了钱的问题，”我说道，尽量不显得太清高的样子，“就我所知，你当年上医学院也不是为了钱吧。”
正像这个国家的那些学医的学生一样，都信誓旦旦地说学医并不是为金钱所吸引，她也说是为了救死扶伤，发扬人道。那些学法律的人亦是如此，其实他们都是言不由衷的。
她一边看着火，一边盘算着。我猜她一定是在考虑房租问题，这套公寓的确不错，每月二千四百美元能租这样的房子就相当不错了，设施装备一应俱全。对于地点我们也十分满意，无论是位置，还是周围漂亮的住房、一流的邻居，都无可挑剔，只是每天我们在这个环境待的时间太短了，我们也很少注意到这里的优越条件。如果搬离这个地方那可就得有个思想调整过程，但是我们能够承受。
关于收入的事我们都是彼此公开的，谁也不瞒着谁。她知道我们俩每月共同收入是五万一千美元，外加活期存款账户上一万二千，可是我很吃惊怎么我们结婚六年来竟没有多少积蓄。可能是一旦进入大公司的快行道，财源滚滚，用不着去想这件事的缘故。
“我想我们得调整一下了，是不是？”她说，说话时两眼冷冷地盯着我。我知道，“调整”一词是有着深刻内涵的。
“我想是的。”
“我累了。”她说道，说着喝完最后一口酒就回卧室去了。
说来可怜，我想，我们就是想象个样似的吵一架把各自心中的仇恨与不满都干干脆脆说出来的可能性都没有。
当然，我十分明白我现在的处境，我的故事也够得上有传奇色彩了，一个雄心勃勃的年轻律师变成了为穷人伸张正义的人，从一个赚大钱的公司转到了根本不赚钱的公司，尽管她也认为我是发了疯，但她感到要批评一位圣人也实在不易。
我又加了一块木头到炉里，又调了一杯酒，最后就在沙发上睡下了。
第十三章
在公司的八楼，股东们有一个私人餐厅，作为非股东的职员如能在那里就餐是一份荣幸。鲁道夫以为七点钟在这间特殊的屋子里请我吃碗燕麦片就可以让我回心转意，他也真是够傻的了。他以为我怎么也不会置这影响未来充满权力的早餐于不顾。
他告诉我一个激动人心的消息，昨天夜里他同阿瑟商量过了。说给我十二个月的年假。另外再按莫迪凯那个事务所所付工资的数量给我增加工资。并且说那是件值得去做的事，他们尽力去保护穷人的利益，我可以作为一位特定的公益人员为他们干一年活儿，这样他们会满意，我也可以充满精力地回到公司来，我的兴趣也就得到了满足，就可以把我的才华全部奉献给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了。
我也对这个想法有些动心，不禁盘算起来。我告诉他说我会考虑这个建议的，而且尽快给他答复。他又提醒我说这件事必须要交执行委员会的批准，因为我不是股东。公司对非股东还从来没有过这种特殊待遇呢。
鲁道夫非常希望我能留下来，这与我们之间的友谊没有多大关系。我们公司的反垄断部门事情多得不得了，我们至少还需要两个像我这样有经验的律师。所以我要离开，势必会造成公司工作的一定困难，但我不在乎这个，因为公司有八百名律师，总会有合适人选来填充这一空白的。
去年我的收入将近七十五万美元，这也是我之所以能在他们这个舒适的小屋用早餐和听他们迫切挽留我的建议的原因。如果我拿一年的收入把它捐给无家可归的人或慈善事业，然后在一年之后再回来工作也不失为好主意。
在讨论完年假的事情之后，我们又转而商量迫在眉睫的问题，即我的工作交接事宜。正当我们一项一项地讨论要做的事时，布雷登·钱斯就坐在离我们不远的一张餐桌上，他一开始没有注意到我。屋里大约有十来个股东在用早餐，大多数人都是单独的，边吃边读早报，我也尽量不去看他。但后来我还是看见他在注视着我。
“早晨好，布雷登。”我大声打着招呼，结果他吓了一跳，也使鲁道夫扭过头去看那人是谁。
钱斯点了点头，但没有说什么，又去吃他的烤面包了。
“你认识他？”鲁道夫小声问道。
“我们见过面。”我回答说，在我去他办公室找他时，他曾问过我负责我这一部门的股东是谁，我告诉过他鲁道夫这个名字。看来他倒是没去找过鲁道夫说我的坏话。
“一个蠢货。”鲁道夫不禁说道，这声音钱斯几乎都能听得到。我的看法和鲁道夫完全一致。他又翻过一页，早把钱斯忘到一边，又继续我们的事了。我办公室的未完成的工作的确不少。
我不知不觉地想到钱斯和那份驱逐住户的档案。他看起来很和善，白净的皮肤，五官清秀，举止文雅。我很难想象像他这样的人会到街上去检查里面往满擅住者的废旧仓库，为了把他的工作任务完成而不惜脏了自己的手，当然，他并没有去做这样的事，他有一些帮办。他只是坐在办公室里翻阅那些文件而已，当他每小时有几百美元收入的同时，公司里的赫克托·帕尔马们在干着这种令人恶心的事。钱斯在同河橡公司的执行者们共同进着午餐，打着高尔夫球，这才是作为一个股东的事情。
他很可能并不知道从河橡公司旧仓库中驱逐出去的住户的名字，他何必要知道呢？他们只是一些擅自强住的人。他们是无名之辈，无家可归，没有社会地位。他不必亲自带着警察去把他们一个个拖出来，赶到街上去，而是赫克托·帕尔马他们干的。
如果钱斯不知道朗蒂·伯顿一家人的名字，那么他就不会把这次驱逐行动与他们的死联系在一起。或许他现在已经知道了，可能已有人告诉了他。
这些问题赫克托·帕尔马将不得不回答，而且很快就得回答。现在是星期三，我星期五就将离开公司。
鲁道夫吃完早饭已是八点钟了，他八点钟在办公室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会议，参加的都是一些要人。我回到办公室，读《邮报》，报上登了看了令人心碎的五口棺材停放在教堂中的照片，有关葬礼的报道，以及对后来进行的游行的评论。
还有一篇社论文章，文笔很好，主要是质问那些有饭吃有屋住的人为什么不去想一想这城里像朗蒂·伯顿一家那样的无家可归者。
他们并没有走掉，他们不可能从街上一扫而空，他们躲在一些角落里，所以我们看不见他们。他们住在汽车里，他们蹲在棚户里，他们在活动帐篷中瑟瑟发抖，或就睡在公园的长椅上，在那里等候着能挤进本已十分拥挤而且可能很危险的避难所里。他们还会冻死饿死在街头。
我把这篇社论剪了下来，折起来装进我的钱包里。
通过律师帮办网络，我与赫克托·帕尔马接触上了。如果直接与他联系恐怕并非明智，因为钱斯会在旁边偷偷监视。
我们在三楼的大图书馆的书架之间、不受别人注意也不会受保安摄像机监视的地方碰头，他很紧张。
“是你把档案放到我办公桌上的吗？”我单刀直入地问道，因为我们的时间并不多。
“什么档案？”他问道，说话时不时地四下打量，就好像有人拿着枪在跟踪我们。
“河橡公司的那起驱逐住户案。那件事是你经办的，是吧？”
他也摸不清我究竟知道多少底细，所以支支吾吾地答了声，“是的。”
“档案呢？”
他从书架上抽出一本书，装作在认真看的样子。“所有的档案都在钱斯那儿保管。”
“在他的办公室里？”
“是的，都锁在档案柜里。”我们说话的声音极低，简直就是耳语。我原来对这次会面不很紧张，但四下看了看之后，我发现人们都在看着我们，一眼就可以看出我们在商量着什么。
“档案里都是什么内容？”我问道。
“没有什么好内容。”
“告诉我。”
“我有妻子和四个孩子，我可不想丢了饭碗。”
“请相信我。”
“你反正要走了，你当然什么也不在乎了。”
消息传得真快，但对此我也不感到吃惊。可我不知道是谁又添油加醋地说了些闲话，律师，也可能是他们的秘书，也很可能是那些帮办们。
“你为什么把那份材料放在我的桌子上？”我又问道。
他又从书架上换了一本书，他的右手有些发抖。“我不知道你在说些什么。”
他又翻了几页，然后走到那排书架的另一头。我也跟了过去，确认当时身边没有旁人。他停下来又找到另一木书，他还想要继续谈话。
“我需要那份档案。”我说。
“可我没有。”
“那我怎么才能拿到它呢？”
“那就只有偷了。”
“好，我到哪儿去找到一把钥匙呢？”
他端详了我好一会儿，好像是看我是否是认真的。“我没有钥匙。”他说道。
“那你是怎么知道那些被驱逐者的名单的呢？”
“我不明白你说的是什么意思。”
“你当然明白，是你把它放在我桌子上的。”
“你这个人真不可思议。”他说，然后就走开了，我等着他再次停下来，但是这一次他没再停下来，走过一排排书架，走过前台的办公桌，一直走出图书馆。
在公司还有三天时间，这几天里我也无意再如何表现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