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逮捕他们吗？”
“天天如此。这真是个愚蠢的政策。把一个露宿街头的人，送进避难所或其他什么地方，让他们干活挣最低的工资，让他尽量向上，走自食其力的路，然后又逮捕他，就是因为他在桥下栖身。他并不想在桥下睡觉，但人总得有个睡觉的地方啊。他们的过错就在于市政会那帮人自作聪明地把无家可归定为是犯罪行为。他首先得付三十美元才能从监狱中出来，然后再付三十美元作为罚金，这些人衣袋里本来就没有几个钱。这又让这些人遭一劫。他遭逮捕，受屈辱，被罚钱，再受惩罚，这只能让他看到他想找个去处的方式是个错误。我们许多城市都不许他们呆在大街上。”
“在监狱里是不是会好些呢？”
“最近你去过监狱吗？”
“没有。”
“千万别去，警察对待那些无家可归的人简直不像话，尤其是对待那些有精神病和吸毒的人。监狱里也是人满为患。刑事司法系统本来就够吓人的，再加上对无家可归者的虐待就更让人受不了。最蠢的问题在于，他们如果把一个人关在监狱里，每天所花的钱要比给他们盖个收容所，提供食品、交通，设立咨询机构花钱还要多，至少多花百分之二十五的费用。这些才是长远效益，而且当然也更有意义。这百分之二十五还不包括逮捕和审讯等程序所花的费用。大多数的城市都亏了大本，特别是特区，所以他们就关闭了避难所。记住，他们是在把无家可归者变成罪犯，然后再浪费他们的金钱。”
“看来该提起诉讼了。”我说道，尽管我根本不需要给他打气。
“我们都疯了似的控诉，全国的律师们都强烈反对这些法律，该死的市政会在法律上花的费用比给无家可归的人建造避难所的钱多得多。你还得爱这个国家。纽约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城市之一，可是居然让人们都住不上房子。所以人们就得睡在大街上或在第五大街上行乞。而这又让那些敏感的纽约人感到不安，于是他们就选举了某些人，这些人就承诺把街道变得干净一些，而且让他的市政会通过使无家可归成为非法的法令，例如，不许乞讨，不许坐在人行道上，不许无家可归，等等。而另一方面又不断拼命砍掉这方面的拨款，关闭避难所，减少资助，而同时又在纽约律师身上花大笔资金来为他们辩护，保护他们消灭穷人的法律。”
“华盛顿的情况怎么样？”
“比纽约好不了多少，我敢说。”
这时我们行驶在一个两周前我大白天开车都不敢过的区域。这里的商店外面都装了铁栏，这里的公寓大楼都很高，结构呆板，栏杆上挂着晒洗的衣物。它们都是一些灰砖建筑，从建筑的粗糙性来看，不难看出是政府拨款建的。
“华盛顿是座黑色的城市，”他继续说道，“有一个庞大的福利阶级，它吸引许多想要有所改变的人，也吸引了许多像你这样的活动家和激进分子。”
“我算不上活动家，也不是激进分子。”
“今天是周一上午，在以往的七年之中你在周一的上午在什么地方呢？”
“坐在我办公桌前。”
“一张十分漂亮的办公桌。”
“是的。”
“在你专用的讲究的办公室里。”
“是的。”
他冲我一笑，说道：“现在你就是激进分子。”
说到这里，我的工作情况就算介绍完了。
右前方有一群穿着笨拙的人，他们挤在一个街角，围在一盏手提式丁烷炉前。我们从他们旁边绕过去，停在路边，这座建筑曾是一座公寓，不过那是多年前的事情了。上面有个手写的标牌，“撒马利亚救济院”。
“这是个私人开的避难所，”莫迪凯说，“有九十张床，伙食不错，是阿灵顿几所教堂联合资助的。六年来我们常到这儿来。”
一辆食品库的面包车停在了门口，一些志愿服务者在卸蔬菜和水果。莫迪凯同在门口干活的一个上了年纪的绅士模样的人说了几句话，我们就得到允许进入这所救济院。
“我带你在这里转一圈。”莫迪凯说道，我们走过大厅时我和他靠得很紧。这里的廊道十分特别，每条廊道都排列着一个个的小方屋，屋子是用石膏灰胶纸夹板隔成，纸板上也没有刷上漆。每个房间都有一个门，门都上了锁。只有一个房间没上锁，门是开着的，莫迪凯向里面看了看，说声“早晨好”。
一个个子十分矮小而眼睛却很大的人坐在折叠床的边上，看着我们，但一声不吭。“这个屋子不错，”莫迪凯对我说道，“它与别人隔离开，又有一张不错的床，有个放东西的地方，而且还有电。”他说着拨了一下门旁的开关，屋里的小电灯泡一下子灭了，屋里变得很黑，他又拨一下开关，灯又亮了起来。可是那对大眼睛却动也不动一下。
屋里没有天花板，那种老商店的护墙板已有年头了，在三十英尺的高处。
“卧室怎么样？”我问道。
“卧室在后面。卫生间是用几块板隔起来的。过得怎么样？”他向一个住户问候道，那个人点了点头。
有几户的收音机开着，有的是音乐，有的是新闻访谈。人们在四处走动。这是星期一上午，他们有工作或要去的地方。
“在这儿得到一间屋子很难吗？”我问道，其实答案我是十分清楚的。
“比登天还难，登记要这里房子的名单有一英里那么长，而且避难所要审查每一个进来的人。”
“他们可以在这儿住多久？”
“情况各不一样，平均要有三个月左右。这个避难所是比较好的一个，所以他们在这儿比较安全，一旦他们有稳定的收入，避难所就要把他们安置到他们能付得起租金的房子里去。”
他让我认识一个负责这个地方的年轻妇女，她在一个小黑杂役屋里。“这是我们新来的律师。”他的介绍十分简单。她说欢迎我来到这儿。他们在谈论一个失踪的客户，我就四下转一转，我看到一个单元的住屋，里面有婴儿的哭声，而且听到有人正向敞开的门走近。这间屋子比别的稍微大一些，被隔成两个小房间，一个年轻的女人坐在一张椅子上，很壮实，年龄在二十五岁左右，上身几乎从胸部往上全都裸露着，正在给孩子吃奶，我就在离她十几步远的地方，而她却毫不以为意。还有两个稍大一些的孩子正在床上翻筋斗玩。这时收音机的节目正是闲谈的节目。
那个女人用右手托起那只孩子没有吃的硕大乳房让我看，我转身走开了去找莫迪凯。一些客户在等着我们。我们办公的地点就在餐厅的一个角落里，和厨房离得很近。我们的办公桌就是一个可折叠的餐桌。这个桌子是从厨师那儿借来用的。莫迪凯打开墙角处的一个文件柜，我们就开始了工作。有六个人坐在靠墙的一排椅子上等着。
“谁先来？”他问那几个人。这时一个女人搬着她的椅子走了过来，坐在我们俩对面，我们俩都把笔和记录本准备好了，但是我们中一个是搞这方面法律的老手，而另一个则是一点头绪也摸不着的人。
她的名字叫韦琳，二十七岁，有两个孩子，但没有丈夫。
“他们有一半人是来自避难所，”莫迪凯一面记录一面说，“另一半来自大街上。”
“我们要接个案子吗？”
“只要是无家可归的，我们就接。”
韦琳的问题并不复杂。她曾在一个快餐店干活，后来因为一些原因而被辞退，这些原因莫迪凯认为是不相干的。因为她没有固定地址，她没有收到最后两个月的工资支票，老板把支票寄错了地方，结果寄丢了。其实，老板是没有责任的。
“下星期你会住在哪儿？”莫迪凯问道。
她也说不准。也许这儿，也许什么别的地方。她正在找工作，如果找到一份工作，还会有别的什么变化，她可能会寄住某一家，帮他们干些家务而不必付房租，也可能自己找个地方住。
“我会给你要回钱，我让他们把支票寄到我的办公室。”他递给她一张名片，“下周按这个号码给我打电话。”
她接过名片，谢了谢我们就匆匆走了。
“先给那个快餐店打个电话，告诉他你是她的律师，开始时要和气一些，如果他要是不合作，你就别客气，有必要你可以亲自去一趟把支票拿来。”
我忙把这些话记了下来，好像这还挺复杂似的。韦琳被拖欠的工资才不过二百一十美元，我在公司处理的最后一个反托拉斯的一个案子涉及金额达九亿美元。
第二个客户的问题很难说是什么法律问题。他只是想找个人谈一谈。他可能醉了，也许是有精神病，也可能是二者兼而有之。莫迪凯把他带进厨房，给他冲了一杯咖啡。
“这些穷人有时不知道有什么事该来找你。”他说道。
第三号是住在这里的一个住户，已在这儿住两个月了。所以她的住址问题就简单多了。她五十八岁了，干净利落，丈夫已去世，她丈夫是个退伍老兵。当我的伙伴和她交谈时，我迅速地翻一下有关文件，她的情况是可以享受退伍兵的一些待遇的。但是这些支票都寄到了马里兰的银行户头上，而她又去不了那里。她解释说她的档案材料可以证实这一点。莫迪凯说，“退伍军人管理局是很好的一个部门，我可以让他们把支票直接寄到这儿来。”
就在我们一个个解决问题时，排队等候的人也越来越多。这些情况都是莫迪凯十分熟悉的，如由于没有固定地址而得不到食品券啦，房主拒不返还住房押金啦，离婚父亲不付孩子抚养费啦，或因开空头支票而遭逮捕，或因未得到残疾福利金而投诉社会保险部门啦，等等，等等。两个小时过去了，我们共接待了十名客户，这时我把座位移到桌子的一端开始自己独立工作。作为贫民律师的第一天工作，我已能独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