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知道捐赠给耶鲁大学的钱是否用于资助贫困学生了。“给联合会的钱就是用来散发给城里的穷人的，我可以肯定一些穷人会得到的。”
“你又给那些挨饿的人多少钱呢？”
“我交各种税的钱是五万三千美元，其中相当一部分用于需要照顾的儿童，或其他什么人的福利、医疗等项事业。”
“你是出于自愿这么做的吗？是以一种奉献的精神做的吗？”
“对此我并不抱怨。”我说，其实这和大多数国民一样，都不是真心话。
“你挨过饿吗？”
他喜欢简短的回答，而我也没有心情去和他耍脑筋或施展幽默。“没有，”我说，“到目前还没有挨过饿。”
“你在冰天雪地里睡过觉吗？”
“也没有。”
“你挣不少钱，可是我在你旁边走过时你连几个零钱也舍不得给。”他又用抢指点着其他几个人，“还有你们，我坐在路边乞讨，你们就在我身边走过。你们喝一杯咖啡的钱就足够我吃几顿饭。你们为什么不能去帮助那些身无分文的人，那些有病没钱治的人，那些无家可归的人？你们是那么富有。”
我也和那位先生一起注视着这些可怜虫，那景色可不太雅观。大多数人都两眼盯着自己的脚，只有拉夫特看着桌子底下。回想着我们每个人在特区的街上遇到那些乞讨的人时的想法，如果你给了他几个零钱，他就会立刻钻进酒馆，或是再缠着你多要一些钱，即便你给了他钱，他也不会就此离开这里不再乞讨。
又是一阵沉默。一架直升飞机就在附近盘旋，我完全可以猜测出他们在停车场那儿正如何策划着。他们在催促那位先生发话，电话始终接通着，但始终没有通话。他不想与任何人谈话，也不想谈判。他只和我们会议室这几个人说话。
“你们中哪个人挣钱最多？”他问我。马拉穆德是我们当中唯一的股东，我胡乱地翻着这些文件，终于找到了他的。
“我挣得最多。”马拉穆德主动说。
“你叫什么名字？”
“内特·马拉穆德。”
我很快地看完了内特的收入明细表，能看到一位股东成功的每一细节的机会并不多，但现在这丝毫不能引起我的兴趣。
“多少？”那位先生问我。
哦，国内收入总署的记录真是明晰得很。你想要知道什么？总收入？调节后的总收入？净收入？应课多少税？是月薪还是周薪？是商业收入还是投资盈利？应有尽有。
马拉穆德在公司的月薪是五万美元，而每年从公司中获红利五十万一千美元，这是我们每个人都梦寐以求的。去年是个丰收年，这我们都知道，所以，我们那些股东中有许多人收入都逾百万美元，他也是其中之一。
我决定还是小心行事，在这张明细表的后面还隐藏着许多其他收入情况，如房屋出租、股利，还有一个小买卖等等。我想如果那位先生看到这张明细账目表，他都得会和这些数字去拼命。
“一百一十万。”我说，表上还有二十万我没报。
他沉思了一会儿，“你挣了一百万美元。”他对马拉穆德说。马拉穆德面无愧色。
“是的，不错。”
“你捐了多少钱给挨饿的人、无家可归的人？”
我已经迅速地看过了他各项扣除项目的真实情况。
“我无法准确地记起具体数目了，我和妻子给慈善事业的捐赠是不少的。我所知道的一次捐赠就是五千美元，是捐给特区基金会的。我想你会知道的，那个基金会把钱财布施给穷人。我们捐赠数目是不小的。而且我们也很高兴这样做。”
“我相信你是高兴这样做的。”那位先生说，语气里第一次露出一些讽刺的意味。
他不打算让我继续解释我们是何等大方慷慨了，他需要的是更为实际的情况。他叫我写下我们九个人的名字，并在旁边注上去年的收入和给慈善事业捐赠的情况。
这是需要时间的。我拿不定主意：是快点把它写完呢，还是故意拖延一下时间呢？他如果不喜欢这些算术是否就会把我们一块杀死呢？也许我得慢一点做才好，因为从这表一眼就可以看出，我们这些富人的确收入颇丰，而捐出的钱相比之下是太少了些，我知道，这种僵持的局面持续越久，解救人员就会越急切。
他并没有说每隔一小时就杀一个人质，他也没有要求释放在押的同伙，他似乎什么要求也没有提出，真的。
我不紧不慢，马拉穆德也不慌不忙。最后轮到了克尔伯恩，他做见习律师已是第三年了，收入才八万六千美元。令我不快的是我的伙伴巴利·纳佐竟然比我还多挣一万一千美元。这件事我们以后再说。
“如果把这些数字都加起来，是三百万美元。”我向那位先生报告说。他似乎又在打盹，不过手却仍然握在红色导线上。
他慢慢地摇了摇头。“那么给了穷人多少钱呢？”
“总共是十八万元。”
“我不要总数，别把我和我的那些人同交响音乐和犹太教会混到一块儿去，也别把我们与你们白人的俱乐部相提并论，你们在俱乐部里拍卖你们的酒、你们的手稿，然后给童子军几块美元。我在说食物的问题，婴儿的食品。就在这里，就在这座城市，你们在这里挣几百万美元，可是还有那么多婴儿在夜里饿得直哭，因为他们太饿了。你们为他们的食品捐了多少？”
他又在看着我，我盯着我眼前的报纸。我不能撒谎。
他继续说道：“整个城里到处都是施粥所，在那里穷人和无家可归的人可以得到点吃的，你们向施粥所捐过多少钱？到底捐过没有？”
“没有直接捐过，”我回答说，“不过那些捐给慈善事业的——”
“闭嘴！”
他又在挥舞着那该死的枪。
“那么，对那些躲在避难所的无家可归的人呢？那些在华氏十度的天气才能在棚户区找到个安身之地的穷人呢？你们又捐了多少？这些报纸上列出了多少这样的棚户房？”
我仍然没敢编造。“一个也没有列出。”我轻声地回答道。
他跳了起来，威吓着我们，银色胶带下几根红色的棒棒清晰可见。他把椅子向后一踢。“那些医院呢？我们有那么多小医疗所，有那些挣那么多钱的装模作样的医生。他们只是花了一点时间帮助那些病人，他们可不是白干的。政府从前是替他们付租金，帮助他们买药品和设备的。现在政府由一些笨蛋统治着，一切拨款都没有了。你们又捐了多少钱给这些小医疗所呢？”
拉夫特看了看我，似乎我应做点什么，例如，突然看见报纸上写着什么说：“嗨，看这儿，我们捐给医疗站和施粥所五十万美元。”
这正是拉夫特可能会做的，而我可不会。我可不想挨枪子儿。那位先生比看起来的样子要精明多了。当那位先生走到窗口去从小百叶窗向外望时，我迅速地扫了一眼报纸。“到处都是警察，”他说道，声音大到我们都能听到，“还有不少的救护车。”
他不一会儿就把刚才的事忘了，慢慢地沿着会议桌旁边走了过来，又来到他的人质跟前。他们看着他的每一个动作，尤其关注着炸药。他慢慢地举起枪，瞄准克尔伯恩的鼻子，离他不到三英尺远。
“你给医疗所捐了多少？”
“没有捐过。”克尔伯恩紧闭双眼，听声音几乎都快哭了。我的心都停止了跳动，呼吸也屏住了。
“向施粥处呢？”
“也没有。”
“向无家可归的棚户房呢？”
“没有。”
他并没有向克尔伯恩开枪，而是把枪口又对准了纳佐，又重复了相同的问题。纳佐的答案也是如出一辙，那位先生就这样一个接着一个地用枪指着，问着指同的问题，得到的也是别无二致的回答。他没一枪把拉夫特打死，真有些令我们失望。
“三百万美元，”他厌恶地说，“竟然没有一文钱是捐给生病和挨饿的人，你们这些可怜的家伙。”
我们是感到很可怜，现在我意识到他并不想杀死我们。
一个街头流浪汉怎么会有炸药呢？又会有谁教他使用雷管的呢？
黄昏时，他说他饿了。他叫我打电话给“老板”，让他从L大街与西北十七街交汇处的循道宗布道团的施粥所要些浓汤来，他说那儿的汤里菜放得多，而且面包也比大多数其他地方新鲜一些。
“那里的食物可以带出去吃吗？”鲁道夫问道，他的声调可以听得出有些怀疑，这声音从扬声器中传出，在屋里回荡着。
“鲁道夫，你照办就是！”我向他吼道，“要够十个人吃的。”那位先生叫我把电话挂上，接着又叫我接通。
我可以看到我的四个朋友和一群警察穿过交通高峰期的城市，屈尊去完成一个小小的使命，在那里那些衣衫褴褛的流浪者在低头喝着汤，对他们的到来感到纳闷，不知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要十份浓汤，外加面包。
那位先生又听到直升飞机的声音时再一次来到窗前，他向外窥探，又向后退了一步，手捻着胡须，捉摸着形势。他们要采取什么样的行动还需要动用直升机呢？可能是为了运送伤员吧？
乌姆斯特德一个小时以来就一直坐立不安，这让拉夫特和马拉穆德十分不舒服，因为他被捆在这两人之间，手腕连着手腕。他最后终于受不了了。
“唔，先生，对不起，我实在不得已，我得去男生屋。”①
①男生屋，原文是boys’room，学生用语，即男厕所，由men’s room变化而来。
那位先生仍然手捻胡须：“男生屋？什么是男生屋？”
“我要撒尿，先生。”乌姆斯特德说，样子真像个小学三年级的学生，“我实在憋不住了。”
那位先生环视一下房间，发现咖啡桌上有一只瓷花瓶，又把枪一挥，命令我给他松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