错特错了，也是无法挽回的失算。尽管如此。无论说丈夫是怎样的犯罪通，又是如何精心安排了这次杀人事件。但是，这样恐怖的计谋要想不让人怀疑是痴心妄想的。
在悬崖上操纵木偶的男人是谁呢？那就是村越。如果不是他，在他的那位画家朋友的房间里就不会出现带针眼儿的模特儿人形。
丈夫一定查明了村越和我的关系，然后利用这一把柄来威胁村越，迫使他充当了杀人帮凶。如果村越违抗丈夫的意志就会身败名裂，从而毁掉自己的一生。丈夫一定把我和姬田的关系也告诉了他。他无路可走，以致参与了致姬田于死地的阴谋也是不无道理的。在姬田死后，村越很不愿意与我约会的理由也因此而得到了证明。我曾三次约他都被拒绝了，偶尔见面他也是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他曾走嘴说出“我也许被杀”的话来，而且，他所担心的事果然成了现实。他也被人杀掉了。
村越在丈夫的胁迫下履行完操纵木偶人形的任务后，急忙把分解了的木偶及木偶穿的西装和望远镜等装回那个大皮包，然后仍化着妆回到了东京。而且多半是直接到画家那里去了。他在那儿换了衣服，卸了装，把皮包和灰色大衣的处理委托绘画家，他则若无其事地回到了公寓。
然而，村越有在案发时不在现场的证据。姬田事件发生的当时他正在歌舞伎茶座，和我们家里的种田富婆婆见过面，有确切的证人。但这些都是制造证据的名手。我的丈夫亲自筹划出来的。那是假证，我想是那个画家受到了村越的委托，穿着村越的衣服去了歌舞厅茶座。而在人群嘈杂的走廊上和种田富婆婆打了招呼，这会很容易地蒙混过视力不佳的种田富婆婆。丈夫在事先一定已了解到婆婆那天要去看歌舞伎表演的。丈夫那可怕的狡黠会把一切都考虑得十分周全的。
画家大概把村越放到他那儿的灰色大衣，礼帽和皮包等都拿到了卡住的旧物市场，卖给了旧物“店。皮包中那件很像姬田穿的西服可能也在那儿卖掉了。只剩下模特儿是卖不掉的，所以索性把它放在了根柜上做装饰品。一定是认为把它摆在破旧的石膏像等物品当中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
那么为什么不把模特地扔掉呢。如果扔掉了，小五郎没有发现它，木偶替身的秘密也许永远保住了。但不拆掉反而当作装饰品摆在家里，也许不光是画家的聪明，更多的是村越的狡黠。村越读过一些侦探小说。因此，这是他在仿效前人的智谋，认为最好的隐藏方法就是放在明处。而且，这种手段如果不是明智侦探这样的智慧过入的人，也许是发现不了的。
模特儿本来是干净的，是从悬崖上落到水里以后才变得脏乎乎，残缺不全的。那模特儿一定是画家从千住的旧物市场上买来的。两条腿是后来从根部给切断的，针眼也是后来才扎上的，进行了一番布置。
昨晚，我躺在床上久久不能入睡，所想的大致就是这些情况。一边把它写在日记上一边进行整理，新想到的情况也随着加了进来。尽管这样，仍会有很多疏漏，但今天就写这些了。
追忆有关姬田的事件的同时，他使我想起了村越事件。尤其在姬田事件的各种关系得到了理顺和证实以后，不由得更加激励我去思考村越事件。
一直到黎明前我也没睡上一觉。大脑像计算机似的只是不停地想啊想，一个接一个地入情入理的推断浮现在眼前。思考的速度竟有趣地加快了。
早晨我才昏昏沉沉地睡了两个小时。在送走了丈夫以后，我便拿出日记一直写到现在。一边想一边写得费时间，现在已经是中午了，我决定休息一会儿再继续写。
第15章由美子的推理（二）
午饭后我稍睡了一会儿，现在已经两点了。我又打开了日记，开始写起来。
是谁杀死村越的呢？作为姬田事件的继续，不用说，只能考虑是同一凶手所为。也就是说，村越也是我的丈夫大河原义明亲手杀害的。其动机不言而喻，是对情敌的复仇。加上村越还是他前次杀人阴谋的帮凶，他知道村越已经被刑警跟踪上了，不干掉就可能坏事。为保住秘密，只有杀人灭口。村越曾说“我可能被杀”，这是因为他有了某种预感。
曾先后两次发给姬田的那白色羽毛也插在了村越的尸体上，我想这似乎是要造成秘密结社的犯罪假象。但这更是在魔术上常常虚设的附属品的。丈夫是魔术名师，他是需要些附属品的。这种用舞台魔术的杀人法进行杀人的手段，是符合丈夫那种喜欢夸耀的性格的。
和姬田事件不同，这次我们首先知道了凶手，并得出了结论。现在来分析一下他是怎样进行策划的就可以了。
在村越事件中，他也同样为自己制造了天衣无缝的证据，证明他不可能是杀人凶手。十二月十三日的晚上，神南庄公寓里级口十三郎的小提琴演奏结束后，九点报时刚过的一刹那，枪声响了。村越邻室的人听到声响，马上出来看是怎么回事，发现村越被人用手枪击中致死。而正在这时，丈夫。我、庄司都在家里的客厅收听广播，听到了相同的场四十三郎的小提琴演奏和九点报时。村越的公寓在涩谷站附近，我们的宅院位于港区的青山高树街。一个人同时出现在两个地方是绝对不可能的。姬田事件有距离上的不可能，而村越事件有着时间上的不可能。乍一看，这证据实在是再确凿不过了。凶手凭着他那精彩的魔术手法，使这种不可能成为了现实。如果说姬田事件中具有距离上的不可能，凶手使之成为了可能的话，那么材越事件中存在的时间上的不可能，凶手也一定能使之成为可能。
那么，他究竟是靠什么样的魔术手法使“不可能”成为现实的呢？
我的大脑病态一样的灵敏，脑海里不由得浮现出那个带皮套的小箱——录音机。录音机刚刚开始流行的时候，我们买了这台美国制的小型手提式录音机。当时只高兴了一阵，不久就玩腻了，后来一直放在丈夫书房的书架上，大约有二年没有听过了。
我仍有一种直感，尽管前后的时间顺序还搞不太清，但录音机在我的头脑里产生了疑问，我就要立刻进行核实。我悄悄地下了床，来到隔壁的丈夫书房。我们住的卧室和书房之间，隔着一层很厚的墙壁，即使弄出一点声音，也不用担。心丈夫会在卧室里听见。我打开书房的灯，拉开书架上的拉门，看到手提式录音机仍在原来的位置上放着。
我把眼睛贴近，仔细察看着录音机所放的位置。台架上原有一层薄薄的灰尘，录音机也已经放在那儿近两年。我发现现在录音机所放的位置和没有灰尘的地方不能完全吻合上，也就是说，似乎有人动过录音机，后来没有完全放回原来的位置。错位有二公分左右，这是在最近有人拿下过录音机的证据。而且，录音机的外套也干干净净的，没有一点灰尘。打开外套，只见里面也像在最近被使用过的样子。
证实了这些情况后，我关上灯，又悄悄地回到卧室的床上。由于直感的迫使，我的大脑转得更加灵活了。
丈夫是怎样利用录音机的呢？不用说，仍是靠着他的智慧。让我来刺探一下这其中的奥秘吧。
那天傍晚，丈夫是五点左右从外面回来的。他洗了澡，和我们一起用过晚饭之后，大约在七点左右到书房看书去了。七点半的时候，我去送了红茶，这已成了惯例。这之后，一直到八点四十分的级口小提琴广播演奏开始，将近一个多小时，丈夫都是一个人待着的。这段时间，我在西洋馆尽头自己的房间里写日记，看书了。
佣人们在晚饭店，做完活计都各自回到日本式住宅的自己的房间，很少有到西洋馆这边来的。晚上单丈夫送红茶、水果的事就由我来做。那天晚上，家里的很多人都不在家。因为有个重要的事，要到住在世田谷的我哥哥的家里去一趟，因此富婆婆和五郎坐车去了。这样，司机也不在家。富婆婆他们回来时已过了九点半。
老管家黑岩傍晚就回自家去了。我的身边女佣菊花的妈妈病了，她回住在杂司谷的家里去了。并说好当晚不回来住的。家里剩下的人只有庄司，另一个贴身女拥、两个做杂事的女佣，一个厨房女以及看守庭院的老人。司机的妻子也在家，但她和丈夫在车库后面的房子里单住着。这期间，在西洋馆的只有庄司，他也像是在自己的房间里看书。
在这种情况下，七点三十分到八点四十分这中间的一个多小时，没人能证明丈夫是否一直在书房，当然，若从书房出来经过走廊从正门出去，不被人看见也是困难的。那样的话庄司可能会发现，而且，当五即不在的时候，庭院看守是要负责照看大门的。如果丈夫走出去他也会发现的。
但是，不走正门也有办法从庭院里出去的。他预先把鞋子拿进书房，然后从书房的窗户跳到院子里。庭院里草坪很多，即使没草的地方，这几天连续晴天，也不用担心会留下脚印。在庭院一面围墙的顶头有一个非常出入口。这个门几乎从不打开，上面锁着一把很大的锁，如果是丈夫，什么时候都能打开的。
他大概又化了装。想想丈夫的性格，姬田事件时穿的那灰色大衣和礼帽也许又一次派上了用场，还有那假胡须和眼镜。他把小型录音机挟在腋下，从便门出去在近街叫一辆出租车，便来到了涩谷的村越住的公寓。港区和涩谷之间并不像想象的那么远，可以说是近在咫尺。从青山高树街到涩谷站对面的神南庄，只相隔十几条窄街，出租车五、六分钟就能到。即使加上叫车时间，有十二、三分钟也足够了。
这之前，丈夫一定胁迫村越通过那个画家把手枪弄到手了。我不知道丈夫当时是如何解释他弄枪的用意，但我相信村越决不会想到他可能被自己弄来的手枪给杀掉。倏然间，我像被人用铁鞭抽打着似的，清醒地意识到丈夫那残酷无情的手段。我昏沉沉地盯着石头一样的丈夫的身姿，惊叹，敬畏，如痴如醉。
丈夫当然不会走神南庄公寓的正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