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都是直接向公众播放的，目的是要帮助解决犯罪问题，我在不同时间分别出现在
这两家电视台的节目当中。
根据我的经验，约翰·斯托克是一个智力相当高的人，他是反犯罪专家，为人
也诚实，但我觉得“犯罪跟踪”主要还是一个诉诸公众兴趣的节目。
其中一个常规的栏目称为“局长简报”，并请诺丁汉郡的警察局长丹恩·克隆
普顿对一些特别的刑事调查案件或警方的最新发展进行属于闲谈的叙述。
星期二晚上，哈里·谢菲尔德在西布里奇福德的楼下找到了我，并将我带到一
边去了。
“这样的事情你简直都无法相信。我不知道如何跟你讲。”
啊，我的天，我想，他们发现阿比已经死了。
谢菲尔德说：“局长将于明天晚上亲自到‘犯罪跟踪’上去讲话。他将公布罪
犯拼凑人像和医院的录像带。”
“那个策略已经更改了吗？”我简直无法相信地问道。
“没有，这事跟我毫无关系。我无权处理。”
我看得出谢菲尔德很不高兴，他不是那种能够隐藏自己的不快和挫折感的人。
我怀疑有人觉得他是很容易受影响的人，但他们都错了。反过来，他是那种觉得人
们会做体面的事情，做正确的事情的人，尽管他多年从警的经验告诉他情况往往并
不总是如此。
有一阵子，我们站着说不出话来，我发现自己在想，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我
并没有执法权力，也不能够做出操作或者政策方面的决定，但是，我关心的是阿比，
关心她的父母和她的绑架者。这些人会怎么想？
“你愿意跟他们谈谈吗？”谢菲尔德问。
“跟谁？”
“总部——帮助他们明白他们干的是什么事。”
“愿意，但我是局外人。他们愿意听我说吗？”
我为他感到难过。他是负责一件极为棘手的刑事案件的头儿，他面临巨大的外
部压力。他决定了一个特别的策略，将媒体哄到了有利于自己的一面，而且知道这
次刑事调查在朝什么方向发展。现在，所有这一切都成了问题，他能够做的一切就
是努力减少损失。
在西布里奇福德开了一个会，来自“管理阶层”的警官们来到这里的目的是要
开一次解释战略的会议，并结束任何有关在“犯罪跟踪”上另外做一次单独恳请的
话题。
我们大约有七个人，都坐在专案室的一个安静角落里，大家都因为热而脱掉了
夹克。来自总部的警监穿着衬衣坐在一张办公桌后面。他解释说他们打算怎么办。
警察局长将在“犯罪跟踪”上做恳请，然后他们将公开相关照片。
“你知道我的观点是什么。”谢菲尔德坐在我后面说。
“我很欣赏你的观点，但是，这是一个大案子，全世界的媒体都在关注此事。
我们必须有所回应。”
谢菲尔德说：“先生，我们的确是在回应此事。我们有非常详细和谨慎的措施
和策略，我们希望能够保持这个措施。”
我尽量强烈地表达了自己的反对意见，指出现存策略最大的焦点在于在监督谢
菲尔德与绑架者之间建立起一种个人联系。我们希望消除这次犯罪报道当中夸大其
事的影响，而“犯罪跟踪”却正有可能造成相反的效果。我还争辩说，这还会造成
资源的浪费，对被害人的父母造成创伤性的影响，而且会使真正有可能打来电话的
人产生误解。
那位警监听完我们说的话仍明确表示，这件事情已经不需要商量了。局长已经
答应了“犯罪跟踪”节目中的安排，而如果他出现在节目中又不提到这个县和这个
国家最大的一件案子是不可能的。
“好吧，但他可以介绍一下这个话题，然后把恳请的工作交给哈里来做，不行
吗？”
“不行。”
“为什么不行？”
“你不能够让一个高级警官充当次要角色而让次级警官担当主要角色。”
啊，我的天，我在想，得想想办法。
这位警监毫不动摇。就他那方面来说，局长将去电视台做恳请工作，公布照片，
而结果导致的公众反应会解决这个案子。
之后所有人都会欢天喜地地过日子，我在想。
警方选择怎么做，不怎么做，那不是我的事情，我不能够说：“你们在做愚蠢
的事情，你们脑子里想的都是一些肮脏的事情。”但是，我以前从来都没有体验过
这样的事情，一般来说，我能够跟一名负责刑事调查的高级警官谈话，因为是他在
负责刑事调查案件，是他来做决定的。案子是他的，是他主动来找我的，如果有事
情出了错，他的头放在砧板上。现在我看得出来，内部的政治斗争有可能会威胁到
这种自治，这使我非常生气，因为我觉得人们忘记了有一个孩子的性命系于一发，
而我又对此无能为力。
我无法阻止节目播放，因此决定请他们再次考虑一下公布录像定格像和罪犯照
片拼凑图的事情。我说，这是对他们的自我利益的严重威胁。大众媒体已经知道了
这个策略，这也许是我记得的第一次，他们已经尽全力做好自己的角色，因为他们
明白，如果人像和录像带公布出去，人人都会同时看到。
“如果你们让中央电视得到独家首次公布这批照片的机会，到明天早晨，你们
会看到全国各地的媒体在说，你们骗了他们。你们没有信守诺言。他们会对你们进
行狂轰滥炸，而且如果是这样一种情况，我也不会抱怨他们。”
这个信息终于让他明白了：你不该去跟媒体过不去的，尤其是当他们怀着足够
强烈的公众精神，把孩子和父母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放在他们自己的利益前面的时
候。
我有一个印象，这位克诺普顿局长根本不知道这样一些决定是如何形成的。根
据他的情况，他多半是每个月去一下中央电视的演播室，根本不知道自己将在节目
当中谈些什么话题。这些决定一定是由他手下的人做的。
如果结果不能令人满意，那就让不满意的程度减到最低水平吧，我同意为他的
恳请起草一个底稿，主要集中在已经确认的所有重要的因素上面。
“犯罪跟踪”播出的时候我就在伦敦，是星期二的晚上。我到早晨1点30分才回
到家里，6个小时后又到了去诺丁汉郡的路上。我到达西布里奇福德警察局的时候，
得知了头天晚上的事情。
克诺姆普顿局长是在继续做恳请的工作，但我的手稿扔到了一边，代之以由负
责这个节目的高级警官和电视台工作人员重新起草的一篇稿子。此后，一个名为
“加利”的神秘者往热线打来数次电话，声称他的妻子抱着阿比。他对主持人约翰
·斯托克讲了10分钟，并告诉他说阿比照顾得很好。“加利”在警方得到足够多的
细节追踪他之前就挂了电话，克诺姆普顿先生也请他继续保持联系。
对许多人来说，这似乎是一个突破，但是，哈里·谢菲尔德却无法掩饰自己的
不安。没有安排好经过训练的谈判者处理电话，打电话来的人的犯罪知情度也没有
进行验证。更糟糕的是，约翰·斯托克早间出现在电视上很自信地说他的“警察直
觉”告诉他，打电话来的人是真实的。
斯托克是一位有经验的警察，他无疑假定打电话来的人一定经过了正式的过滤，
并剔除了诈骗者，而他的工作就是要尽量长时间地拖住“加利”，并问出更多的细
节。
但是，从我的角度看，这一切并没有进行正式的过滤准备，根本没有人问过这
方面的技术问题——根本没有进行生命验证，也没有对打电话者的大脑功能进行分
析。我问谢菲尔德的时候，他只能耸耸肩，然后承认与他没有任何关系。这个节目
在这次调查活动的范围之外。
他的情绪到了下午后更糟糕了，因为他听说一位身着警服的警官对“加利的妻
子”做了一次特别的现场恳请，因为“加利”说她一般是在下午2点和3点之间看电
视的。这次行动得到了总部的高级警官的同意。
对谢菲尔德来说，事情好像是第二次刑事调查活动已经开始，而他本人根本不
知情。
哪怕如此，他还是决定继续按照原来的策略行事，并进入到了第二阶段。这是
根据这样一种可能性来进行的：绑架者已经决定不理外面的事情，根本也没有听到
前面的那些恳请。结果，她会在她的新的家庭环境里更觉得安全，那个婴儿对她也
更加亲近了，邻居和旁人也不再怀疑了。因为这个原因，第二阶段的恳请主要针对
绑架者身边的那些人——亲朋、好友、熟人和邻居，他们有可能产生了怀疑，而且
有可能受到鼓励说出来，特别是当他们觉得他们的朋友或者家人并没有被看作一个
十恶不赦的大罪犯的时候。
到此时，录像上的照片可以公布出来了，因为阿比彻底进入绑架者生活的风险
大过了阿比受到惊吓的风险。我还指出过，如果请更多的人参加恳请，比如卡伦的
姐姐，那是最合适不过的事情了，因为她们有另外一些说法来确证卡伦的伤悲。
星期四下午，等待许久的录像图像终于公布出来了，同时还有根据罗杰·汉弗
雷、吉姆和朱莉·莫里斯以及女王医疗中心员工的描述而形成的三张拼凑照片。到
第二天早晨，全国各大报纸都登载出那些照片，专案室在12小时内共接到400多个电
话，工作人员累得精疲力竭。
尽管哈里·谢菲尔德仍然是刑事调查案的主要面孔，但在警方的请求下，我还
是接受了几次采访，所以现在也无法回避了。我并不想牺牲警方的形象而强化自己
的作用，因此坚持认为我只是他们能够利用的一个资源。在新闻发布会上回答了一
般性的几个问题之后，我接受了一对一的几个采访，并解释了绑架者可能的心态。
有人问我她此刻可能在干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