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皇帝实际上一年之中的三分之二都驻跸在圆明园这个离宫。紫禁城内明令整肃，与有“亭台园林之胜”称号的圆明园根本不可比较。因此，他“自新正郊礼毕移居园宫，冬至大祀前始还大内”，“盖视大内为举行典礼之所，事毕即行，无所留恋也”。园内内阁及各部院等机构之规模宏大与大内不相上下。雍正二年起，便设护军营，一个女子根本不能飞檐走壁，穿过昼夜的巡逻和森严的戒备，轻易地就进入寝宫，刺杀皇帝。因而，雍正遇刺身亡的说法便受到了一定的质疑。
又有人认为世宗既不是遇刺身亡，也不是寿终正寝，他可能是服丹药中毒而亡。这是从宫中档案等资料中推出的结论。世宗生前，在宫中曾蓄养了一些僧道异能之士，他死后第三天，也就是八月二十五日，嗣主乾隆忽下了驱逐炼丹道士出宫的谕旨。
新君刚登基，尚有众多事务待理，而紧急驱逐数名道士，这种做法确有奇怪之处，乾隆说其父视僧道如俳优，未听一言，未服一药，这显然在为父亲辩解。否则又怎会突下逐客令？他又说这几个道士早就该受驱逐，但为何世宗容忍他们在宫中？乾隆如果为的是崇正道、黜异端，就应该加以排斥，然而他却沾沾自喜地称：“朕崇敬佛法……仰蒙皇考嘉奖，许以当金法会中契超无上者，朕为第一。”而且，还善待超盛、元日两僧让他们来京瞻仰梓宫。
驱逐道士的同日，乾隆另降一道谕旨谕令内监、宫女，告诫他们不许妄行传说国事，“恐皇太后闻之心烦”，“凡外间闲话，无故向内廷传说者，即为背法之人”，“定行正法”。此事也值得注意，“中毒身亡”论者认为此事必与世宗横死有关，否则为何皇太后所见外间闲话会心烦。
雍正帝的死因被这种种说法蒙上了层层的神秘面纱，变得更加扑朔迷离，让人难以看清其中的真相。
乾隆帝的父母是汉人吗？
看过金庸小说《书剑恩仇录》的人对书中的一个说法一定很好奇，因为书中说乾隆是陈家洛之兄。其实，小说中的说法并非空穴来风，是有一定来历的。
清末，上自官僚缙绅，下迄妇孺百姓，几乎人人皆知这么一个传说，清初的某个皇帝是浙江海宁陈家的儿子。这个皇帝是谁呢？有人便说是乾隆皇帝弘历。这一传说也见于一些私家所写的稗官野史之中。《清朝野史大观》卷一《高宗之与海宁陈氏》一文有这样的记叙：雍正帝胤当皇子时，与海宁陈氏很好，两家来往频繁。这一年恰巧两家在同月同日同时辰生子。只是胤家为女孩，陈家为男孩。胤命人抱来看看，但却偷偷把孩子换了。陈家发现孩子被换，大惊失色。但迫于对方权势，不敢追究，也不敢声张。不久康熙去世，传皇位于胤。胤即位后，陈氏一门数人也都官至显要。以后乾隆帝即位，对陈氏更是礼遇有加。乾隆六次南巡江浙，其中四次都到过海宁陈家，最后一次临走时步至中门，对陈氏说：“以后若非皇帝亲临，这门不要轻易打开。”从此这座门就再也没被打开过了。
持上述观点之人还提出另外一些证据，海宁陈氏的宅堂中有两方皇帝亲笔书写的匾额，一方题为“爱日堂”，一方题为“春晖堂”。“爱日”一词，是从汉辞赋家杨雄《孝至》一文“孝子爱日”中来的，后世把儿子奉侍父母之日叫爱日。“春晖”一词是从唐代孟郊《游子吟》“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的诗句中来的。后人常以春晖来比喻母爱。这两方匾额的题词内容都有儿子尊敬和孝顺父母的意思。后来，与海宁陈氏的儿子相交换的那个女孩便在海宁陈家成长，到了婚嫁年龄便嫁与江苏常熟蒋氏，蒋氏专门为她筑了一座小楼，后世称之为“公主楼”。这些史料更让人坚信乾隆是汉人之子。
然而，也有人提出了反对的意见。
雍正帝有皇子十个，公主六个。乾隆帝是其第四子，推及情理根本没有把别姓的孩子换来当自己孩子来继承皇位的必要性。这是最有说服力的论证。
其次，从清代皇帝与海宁陈氏的关系来看，纯是君臣友谊。陈氏是清初的名门望族，在康熙、雍正、乾隆三朝，陈家历代都仕途通达，官居高职，煊赫一时。雍正初年，为了满足钱塘江下游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的需要，大举修建浙江海塘。但雍正帝忙于政务，而且海潮冲刷堤岸的危害还未到十分严重的程度，因此未能亲自前往。乾隆即位后，对这项工程非常重视，数次南巡，有四次来到海宁勘察，那么既到海宁，总得有个合适的住所，而陈氏是康、雍、乾三朝宰辅，其家园是海宁名胜，亭台楼榭，花木扶疏，自然就成为接驾驻跸之处。这个园子本叫“隅园”，乾隆帝把它改名为“安澜园”。“安澜”即水波不兴之意，由此也可以看出，乾隆帝临视海宁，是为了巡视海塘工程，而不是为了探视父母。
至于那两块匾额，据史学家孟森考证，清国史馆编纂的《陈元龙传》中说：康熙三十九年（公元1700年）四月，康熙在便殿召见群臣，说：“你们家中各有堂名，不妨当场写给我。我写出来赐给你们。”陈元龙奏称，父亲年逾八十，故拟“爱日堂”三字。《海宁州志》还提到，康熙五十四年（公元1715年）六月，因陈元龙胞弟陈维坤的妻子黄氏寡四十一年，（公元1715年）便御书“节孝”两字赐之，又赐以“春晖堂”匾额。这就是说，两方匾额的题词，是康熙帝根据臣下的请示书写的，与孝敬父母的意思根本没有任何联系。因而，说乾隆是汉人之子只是无稽之谈。
《清宫词》中有一首词说：“冕旒汉制终难复，曾向安澜驻翠蕤。”词中暗指乾隆与海宁陈氏关系，然而，这其中关系究竟怎样，乾隆身世究竟如何只能成为未解之谜了。
第一部分：帝王天花还是梅毒—同治帝死因之谜
清入关后第八代皇帝同治，是叶赫那拉氏（慈禧）于咸丰六年（公元1856年）所生，同时也是咸丰皇帝（奕）的独子。同治六岁时即咸丰十一年（公元1861年）登基称帝，同治十二年（公元1873年）亲政。但他于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初五日即病逝，此时距其亲政日期不到两年。
对于载淳的死因，众说纷纭，有的说载淳是死于天花，有的说是死于梅毒。
近来，在清代档案中发现了属于清代皇帝脉案档簿（以下简称“脉案”）的《万岁爷进药用药底簿》一份。
据记载，载淳于同治十三年十月三十日得病卧床。当天下午，太医院判李德立和御医庄守和诊断，结果是：“脉息浮数而细。系风瘟闭来，阴气不足，不能外透之症，以致发热头眩，胸满烦闷，身酸腿软，皮肤发出疹形未透，有时气堵作厥。”御医只请第一次脉就能做出上述的明确诊断，主要是因为载淳之病来势很凶，“疹形”表发得较显著。御医对此开出了用生地、元参、牛蒡子、芦根等十二味药配制的“益阴清解饮”，进行避风调理。同治仅服了一次药，效果便显出来了。第二天早上，夹杂着瘟痘的疹形即透出，也不似昨日那样烦闷堵厥了。但是，疹痘初发，未至出透，致使“瘟热熏蒸肺胃，以致咽喉干痛，胸满作呕，头眩身热，气颤谵言”。御医议用“清解利咽汤”对此进行调理。巳初三刻服药后，效果明显，是日午刻即“脉息浮洪，头面周身疹中夹杂之痘颗粒透出”。
这样，经御医们精心医治护理不足两天，痘颗虽然开始表发了，有些症状也有减退的迹象，但是由于瘟热毒滞过盛，以致头面、颈项发出的痘粒很稠密，而且痘颗颜色紫滞，又有咽痛作呕，身颤口干，便秘溺赤之内症。很明显，痘料透出后过盛的毒滞并没完全随之表发出来，最后用药无效，以致于身亡。
根据这些记载，有人便认为同治是死于天花，但这些记载只是宫廷里的片面记载，而民间的大多传闻却说同治帝是死于梅毒。
在一些正规学术著作里都记载着同治帝微服出宫，嬉戏游乐，甚至出入烟馆妓院的故事，如萧一山所著《清代通史》中就有同治因出游而患梅毒终致死亡的记载。
据记载，同治帝与皇后阿鲁特氏相亲相爱，但慈禧太后不喜欢阿鲁特氏。慈禧开始常命皇后等人陪她看戏。但皇后文静、不爱热闹，每次看到男女私情，则面壁而坐。慈禧本来对皇后就不满意，这样就更加不喜欢她了。皇后多次受责怪，依旧我行我素，慈禧便觉皇后故意不给她面子。而皇后对同治帝则是笑脸相迎，慈禧更认为她狐媚惑主，于是限制同治帝宠爱皇后，强令其移爱慧妃。而同治偏偏讨厌慈禧所喜欢的慧妃。于是，同治帝与太监佞臣常常微服外出寻花问柳。但同治怕臣下看见，不敢去京中较大的妓院名楼，专门找隐蔽的小妓院、暗娼等处。起初，人们对他的身份毫无所知，后来知道了也佯装不知。
一些王公大臣注意到同治帝微行纷传于内外，屡次劝谏同治而毫无成效。一次，同治帝对醇亲王奕当面劝谏一再抵赖，醇亲王只好把时间、地点一一指明，同治帝却一再追问他消息的来源。
虽然这些传闻的真实性还有待考证，但这些传闻传扬甚广，而同治帝又死得可疑，因此许多人怀疑他死于梅毒也就不奇怪了。
据说，载淳从烟花巷院染上梅毒，开始时毫无察觉，后来脸面、背部显出斑点，才召太医诊治。御医一见大惊，不知如何是好，因此请命于慈禧。慈禧传旨，向外界宣布说皇上只是染上天花。于是，御医们按照出痘的医法开药，没有效果。皇帝大怒，责问：“为何不按我的病医治我？”太医回奏：“太后命之。”而且《翁同和日记》中记载说：“风声过大，且非两宫圣意。”载淳愤恨不已。梅毒在当时是绝症，以天花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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