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与宋词元歌相遇相识，一起去寻找我们共同的回忆。那些湮没在记忆深处的陈年往事，那些不可碰触而又无时或忘的心痛，到底是些什么呢？
直到这时候，我才有机会细细打量宋词。
她属于那种骨感美的典型，眉形整齐，与峻挺的鼻子横竖分明构成一个“T”字，棱角突出，轮廓鲜明，倒有些像欧洲人的脸型。但是到了下半部，因为嘴唇的小巧与丰满，整张脸的线条忽然柔和起来，平添了几分稚气，这使她所有的性格与倔犟都变成小孩子的堵气，有种婴儿般的天真。而这天真里，写着不甘心、不服气、不安定、不知所措等种种情绪。
这是一张美丽的脸。
这是一个不快乐的女子。
这张脸我见过的。还有她戴的那块玉。
在哪里呢？
回到宾馆时，天已经完全黑下来，轻盈的月光在衣间流动，风微冷，带着玉兰的香气，星罗棋布的夜空有鸟飞过的痕迹。是燕子吧？
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
我，可认识那只燕子？
爸爸说过，我是在北京出生的。难道，那时我已经有了记忆？爸爸还说，我出生的时候，他还不知道爷爷仍然活着，并且已经在台湾另娶，还以为自己是唐家唯一的根呢。唐家几代单传了，到我已经是第五代，所以十分紧张，天天祈祷着能生一个儿子。而且每个人看着妈妈的肚皮，看着她迈左脚跨门槛儿，都猜测会是个儿子。可是到了儿，老天骗了他，生下我这么个丫头。
据说生我那天，父亲摇头又摇头，叹气又叹气，可是想想是第一胎，也就接受了，谁知道紧接着下放，妈妈伤了身体，再也不能生了，他们只得接受今生只有我一个独生女儿的事实。而到了台湾不久，叔叔又出了车祸，年幼的我成了偌大唐家玉行的唯一继承人，从此被当成男儿教育。
我在各色各质的玉器堆里长大。最先拥有的玩具，是“玉”，最先熟悉的颜色，也是玉。世界对我而言，不是很明确的红橙黄绿青蓝紫，而都是一些中间色，比如翠绿、碧青、鹦哥绿、丹砂红、羊脂白、茄皮紫，以及各种各样的色沁。
所谓沁，是指玉在地下呆久了，周围矿物质的颜色就会沁到玉里，形成不同的颜色。
而我，我是“玉沁”，整个人从小到大活在玉的包围里，耳濡目染，脑子里全是有关玉的知识。生活非常简单。就是玉。玉的鉴赏、收藏、雕琢，和经营。
奇特的是，我对玉天生有种极高的敏感度和颖悟力，真伪好坏，往往一言中的，师傅教过的知识，过目不忘；师傅没教的，也可触类旁通。选玉辨玉，眼光奇准，连玉行最高级别的匠人也对我这初生牛犊不敢小觑。
爷爷很是惊喜，感慨说我虽然是个女儿，可是不愧为唐家的后代，这便是天意了。从此不再提起那套重男轻女的老论调，也不许别人提，只一步步着意将家族生意交到我手上。这次进京宣传，便是一次重要的历练。
可是没想到，一到北京就发生了这么多奇事。
我有种感觉，来京好像不是为了做生意，而是为了寻找一些失落的记忆。那些记忆，沉睡在我心灵的最深处，只等北京的风将它唤醒。
同时，我心里还有一个小秘密，一份深藏的渴望，尽管，我知道实现的机会是多么地微乎其微。那就是，我想寻找一个人，一个故人。
躺在床上，我习惯性地取出一只木刻的小灯笼，点上蜡烛，看烛泪一点点滴落。
烛光中，有张阳光般的笑脸对我开放……
恍惚又回到短墙旁。
那年，我6岁，他8岁。相遇的地方，是家门前矮矮的篱笆墙。
刚刚下过雪，空气中有种凛冽的清爽，钢蓝的，拍上去似乎可以发出脆响。
他坐在墙垛上吹口哨，看到我，问：“你叫什么？”
“丫头。”那时，我并不知道除了“丫头”外自己还有什么别的称呼。“你呢？”
“张国力。”他答得很大声，气壮山河的。
于是我觉出自己名字的土了，有些不服气，忙忙地补充：“我爸爸是大夫，会给人治病。”仍然问，“你呢？”
“我爸爸……”他转了转眼珠。只有8岁，但经得多懂得多，已经很会顾左右而言他，“我爸爸会讲故事。”
“你会讲故事吗？”
为了那些故事，我打开了篱笆门，消除了所有的隔阂与戒备。并且对他崇拜得五体投地。
小红帽，海的女儿，白雪公主与七个小矮人，还有卖火柴的小女孩……都是那个时候听来的。
我记得很深。
这以后我一直很喜欢看书，尤其嗜读童话，不得不说是得益于张国力的启蒙。只是，不知为什么，我看到的童话书往往和他当时讲述的内容有出入，后来我想明白大概是他记不清楚就故意东拉西扯。可是小时候我不会这么想，那时我坚信他是对的，而那些童话书翻译错了，真正的原版，是张国力版。
除了故事，他还给我讲过很多新鲜的事儿。他去过很多地方，见识不知道比我广多少倍。他甚至去过遥远的哈尔滨，见过那种只有童话里才会有的冰雕的灯。
“冰灯呀！”我神往地赞叹，又渴望地仰起头，“你会做吗？”
“我不会做冰灯，不过，我会做雪灯笼。”他说做便做，随手握起一团雪，捏实了，用小刀剜得中空，圆圆的，像莲花开，然后插上一只蜡烛，点燃，就成了。
我忍不住拍着手跳起来：“雪灯笼，雪灯笼！”
他笑眯眯地欣赏着自己的杰作，脸上不知是因为兴奋还是受冻，红通通的，耀眼，而他的笑容，那样灿烂明朗，没有一丝阴影，让我连天冷都忘记了。
他笑着，忽然想起了什么，重新又掏出小刀来，一笔一笔，细细地，认真地，在灯壁上划下“张国力”三个字，很认真地说：“看，这就是我的名字。张国力！”
张国力。那是我最初识得的字。忘不了。
童年的心中，从此认定一尊神，神的名字叫张国力。
张国力对我而言，代表了朋友，兄长，老师，和情人。
是的，虽然那时候还并不知道“梦中情人”这个成熟的词，可是的的确确，从此张国力一再地出现在我午夜的梦里，延续着白天的相聚。
在农村，因为我家是外来户，因为我的南方口音，还因为那些说不清道不明的没边没际的梦境，我自小是个孤僻内向的孩子，在张国力之前，并没有过一个伙伴。
认识张国力的那天晚上，我好激动，千百次地对自己重复着：“我有朋友了，我有一个朋友了。”
这个朋友来得这样及时，闪亮，而且，无所不能。
他很会打架，曾经带着我打遍了那些欺侮过我的乡村孩子，而最特别的是，他却并没有因此成为农村孩子的众矢之的，反而成了他们的领袖，无论他出现在哪里，身边总会立刻聚集许多追随者。而我，则是最忠实的一个，对他言听计从，寸步不离，并且因为他对我的格外温和而无比骄傲。
那么多的孩子中，他和我玩的次数最多，并不因为我是一个无用的小女孩而嫌弃。这使我更加死心塌地地崇拜他，曾经，童年最大的渴望就是可以永远同他在一起，日夜相随，永不分离。对我而言，靠近他，就靠近了温情，快乐，知识和幸福。
他教会我许许多多的游戏，但最喜欢的一种，还是制作雪灯笼。
那年冬天很多雪，我们常常做了雪灯笼来玩，搓着手，跺着脚，很冷，但是很开心。而且约定了，以后每年下雪都要做雪灯笼。
可是，冬天还没有过完，他就忽然说要搬家了，他说，爸爸“摘了帽子”，他们要走了。
我不懂什么叫“摘帽子”，只朦胧地知道是喜事。可是，我却一点也不高兴，哭红了眼睛拉着他问：“你还会回来吗？”
他很认真地想了又想，忽然问我：“你今年几岁？”
“6岁。”
“好。再过12年，等你满18岁的时候，我就回来娶你。”
“真的？”
“拉勾！”
我伸出手。两只冻得红红的小手指勾在一起，拉过来，拉过去。
6岁，尚自情窦未开，却早早地许下了今世的白头之约。童稚的声音，奶声奶气，却十分庄严。“拉勾，上吊，100年，不许要！”
100年，很长了。100年都不反悔，那是定定的了。于是放心地松开手，向地上吐一吐唾沫，再用力地跺两跺。
不知是什么时候传下来的规矩，但是小孩子都信，历久沿习。
而且还有信物，是他亲手雕刻的一盏小小的木头灯笼，莲花型的，外壁不忘了刻上他的名字：那气壮山河的“张国力”。
然后我们就分开了。
夏天来时，我的家也搬了，一搬搬到台湾去，中间再也没回来过。
台北的冬天没有雪，我常常以为自己会忘记他，可是每每提起笔，他的名字就会自动浮起，于是，我会用心地在纸上一笔一划地描出：张国力。
字体童稚而执著，是刻意的模仿，他小时的笔划。
张国力。生命中最初的文字，一生一世，忘不掉。
而那盏木头木脑的小灯笼，更是刻不离身。
那是媒定。一个8岁男孩给6岁女孩的媒定。在大人的眼中它也许只是一时之兴的玩物，可是我信，我永远记得那句“拉勾，上吊，100年，不许要”的誓言，那是比任何山盟海誓都更加诚挚真切的，它们就像张国力的名字一样，刻进了我的生命中，永不磨灭。
对雪灯笼的思念无时或忘，随着一天天长大，那种思念的意味渐渐多了别的含意。台湾的孩子早熟，早在初中已经开始学大人拍拖。当同学们都在精心实践自己的初恋故事时，我却将自己紧紧地封锁起来，抱着我的木灯笼苦苦地怀念小山村里的婚约，我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