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们是紧密地团结在一起的。即使是外地人，进入南开工作的，只要经过一个时期，他也会熔化在这座大熔炉里。五十年来，南开之所以冲破所有难关者，主要原因在于她有一个坚强的领导、一个勇敢顽强的组织和一个纯朴为公的校风。
民国十五年（一九二六），南开中学的董事长，先生的老友颜惠庆博士，在北京组织摄政内阁，约请先生担任教育总长，先生以与严范孙先生有约：“终身办教育，不作官”，婉言谢绝。同年，奉军进关，张学良氏又约先生出任天津市市长，先生也予辞谢。当时，舆论界有人评论说：“先生终身办教育，不作官，他不是革命家，而是一位事业家！”先生点点头说：“对的，救国之道万端，端在各行其志。所谓见仁见智者，各有千秋。”
盖棺论定
一九五○年六月，政务院总理周恩来同志，派飞机接先生和夫人由重庆来北京。同年秋回津，在大理道租了一所房子，与三子锡祚同住。这时，先生已是七十五岁的高龄，但对祖国大事，仍然很关心。天天要看几份报纸，接待些来访的客人，在每一个星期里，他以两天的时间，分别约请老校友和老同事，来家吃饭、欢聚和畅谈。
一九五一年二月十四日午后，有客人来访问，相谈甚欢，来客临走，他还送出门，回来已是六点多钟。晚饭后，他坐在椅子上，忽然一阵口角歪斜，左臂麻木，我们急把他扶到床上睡下，神智似还清醒，但嘴已不能说话了。经医生急救，据说是脑栓塞，恐怕希望不大了。因喉咙麻痹，已不能进饮食，虽经鼻饲法，也效果不大，延至二十三日午后六时半，先生溘然长逝。时年七十六岁。
周总理闻讯后，专程来津吊唁，叹息先生死得太早了，日后新中国的伟大建设和伟大的教育计划，先生是看不到了。远近的知交和南开校友，函电飞来或亲临吊唁。国外各地，凡有南开校友的地方，都在集会吊唁先生的一生。三月四日发引，参加丧仪的宾客近千人。先葬吴家窑永安公墓，后移津东杨家台祖坟安葬。王夫人一九六一年冬去世。次年春清明节，与先生合葬于天津市北仓第一公墓。为先生和夫人立碑，由老同学吴玉如先生书文，铭曰：
故南开大学校长张公伯苓，讳寿春，生于公元一八七六年。毕业于北洋水师学堂。曾与中日甲午之战，慨国事之日非，痛民族之濒危，奋志以教育救国，毕生殚精力无渝。先后五十年，历考中外，不畏艰难，创立天津南开大学、中学、女中、小学及重庆南开中学。作育人才，力崇实践，始终以允公允能，日新月异为校训。自奉则绳检澹泊，待人惟和易笃诚。卒于公元一九五一年。夫人王氏，生于一八七三年，相夫教子，勤俭持家，公生平志业，亦赖于内顾无忧也。卒于一九六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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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锡祚：我父张伯苓办南开（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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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有教育家风度，直率而热情，最喜欢青年学生而又好客。在早期南开中学时，每到暑假，先生必邀请应届毕业学生，来家作客，王夫人亲自下厨，做好大碗炖鱼炖肉，大盆的米饭馒头。饭菜上桌，这些毕业同学们便一齐动手，又吃又喝。饭后还有游艺节目，务使大家玩个尽兴才散。通常每逢星期日也不断有同学们来玩。后来，四部成立，学生太多了，家里招待不下了，才改到大礼堂，去进行师生同乐的游艺晚会了。星期日之外，平日也有老朋友、老校友和慕名来访的生客人，不管客人多少，先生总是留住吃饭。若到每年清明日他的生日那天，更是门庭若市，家里有数不清的客人。客人们也不择饭菜粗细，宾主之间，总是笑声不绝。
先生一身不蓄私产，他常说：“我用不着攒钱，那些学生们，就是我的子女，等我老了，他们会养活我。”王夫人打趣地说：“你有学生养活，我呢？”先生答说：“你有四个儿子养活，怕什么！”夫人说：“你不给他们钱，他们怎能养活我？”先生说：“我不能给孩子们留钱，他们钱多了，就不想做事，岂不是害了他们吗？我教他们一些德行，就够他们一生享用不尽的了。”南开中学成立后，董事会给他规定薪金一百八十元，他自己一文不用，悉数交给王夫人，作为家用。后来大学部成立时，董事会又给他定薪，他说：“中学部已给我定了薪，我不能再兼薪了。”最后，严范孙先生给他强定了一百元。这笔款，先生从未往家里拿过，只存在学校里，作为给学生们作保的赔偿费。
抗战前，天津比商的电灯电车公司，聘先生为该公司的董事，月给车马费，先生便把这些钱给南开的老职员们。他说：“他们工资低、责任重，而又忠于职守，家庭困难，我要这钱没用，应该送给他们！”王夫人深明大义，对先生解囊助人之举，从未有过意见。
先生平易近人，笃实而直率，从不自炫高明，无论是说话、做事或待人，总是力求通俗化，他说的话，让人听的明白，道理让人容易懂，他本人也让人乐于接近。他认为教育的对象是群众，若离开了群众，他就办不成教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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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钟湘：西南联大始末记（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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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抗战的烽火中诞生
民二十年（一九三一）九月十八日，日本军阀在沈阳发动攻击，不久即成立伪“满洲国”，继之以“冀东”事件，平津便成了中日冲突的中心。至民二十六年（一九三七）七月七日晚，日军又在芦沟桥制造事端，中国的全面抗战，于焉开始。十二天后，战事在北平零星进行。两个礼拜内，宋哲元军队撤出北平，日军未经抵抗，进入了这座古城。七月二十八、二十九日，日军攻击天津，炮轰八里台，并以飞机轮番轰炸，南开校舍全毁。京华两个著名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天津的南开大学，自然无法再留在平津。九月间经三校当局的筹划磋商，决定在长沙组织临时大学，便是联大的前身。
“临时大学”奉令由三校当局积极筹备，并函商中英庚款董事会筹借一百万元（见一九三七年八月三十日高壹字第一六二五四号函）分与西南、西北两临时大学作开办费。中英庚款董事会因一时无法筹足，允各先拨二十五万元，临时大学（西南）乃得展开设校工作。当时计划亦甚简要：
（一）校址：大学本部租定长沙圣经学校，可容学生一千人。办公处设于圣经学校宿舍。男生宿舍则借用四十九标，可容千人左右。女生宿舍租用圣经学校附近之涵德女校，可容一至二百人。工学院借湖南大学工学院上课。
（二）设备：设备即利用各校迁湘之原有设备，工学院利用湖南大学工学院之机器设备。图书与北平图书馆合作，双方各出五万元，为购置图书之用。防空设备拟利用四十九标之土冈，掘防空壕三十个，每壕容三十人，共可容千人左右。
（三）经费：
（甲）开办费预算如下：
图书费五万元。理工基本设备费十五万元。其他设备费五万元。
（乙）经常费预算原则如下：
薪津60％，房租5％，办公费10％，设备13…18％，预备12…17％。
（四）组织：
（甲）行政组织：本大学筹备委员会设有主席一人，由教育部长兼任之；委员七人至十一人，由教育部聘任之；常务委员三至五人，由教育部就筹备委员中指定之。常务委员组织常务委员会，商决一切行政方针。筹委会设秘书、总务、教务三处，各置主任一人，由教育部就常务委员中指定兼任之，并由主席指定常委一人主持各种事项之执行。
（乙）院系设置：本大学设下列各院系：
（1）文学院：中国文学系、外国语文学系、历史社会学系、哲学心理学系。
（2）理学院：物理学系、化学系、地质地理学系、生物学系、数学系。 （3）工学院：土木工程学系、机械工程学系、电机工程学系、化学工程学系。
（4）法商学院：法律学系、政治学系、经济学系、商学系。
（五）开学
报到：十月十八日起至十月廿四日止。
开学：十月廿五日
注册选课：十月廿五日至十月廿七日止。
上课：十一月一日
临时大学大体上照上列计划在进行，惟因长沙城内房子不够，遂将文学院设在南岳的圣经学院；工学院土木系设在长沙城内；电机系和机械系因无设备，送到岳麓山湖南大学工学院；机械系航空工程研究班，在南昌航空学校寄读；化学系在重庆大学寄读。原来三大学南来同学一千四百五十九人（包括清华六三八人，北大三四二人，南开一四七人，新生一一四人，借读二一八人）于二十六年（一九三七年）正式上课（此日即为后来西南联合大学之校庆日）。三大学教授亦陆续南来。根据柳无忌教授的记忆，当时文学院教授有朱自清（佩弦）、闻一多、陈梦家、叶公超、罗皑岚，金岳霖（龙荪）、冯友兰（芝生）、吴俊升（士选）、罗廷光、周先庚及英人燕卜荪诸先生，后来有陈雪屏、刘崇■（寿民）、容肇祖诸先生陆续到校（见柳著《古稀话旧集》），自然还有柳无忌先生。至二十日计清华七三人、北大五五人、南开二○人，共一四八人。此时前线军情紧张，后方日夜空袭，临大师生坚苦卓绝，固守岗位，仍然弦歌不辍。但随着上海和南京的沦陷，临时大学在长沙仅一学期，遂于一九三八年二月决定迁往昆明。
从长沙到昆明，分两批进行。一批二百四十四人，组成湘黔滇旅行团，由黄子坚教授任团长，教授有闻一多、许骏齐、李嘉言、袁复礼（希渊）、王钟山、曾昭抡、毛应斗、郭海峰、吴征镒诸先生；同学则分成二大队、三中队，当时湖南省主席张治中特派费时岳领队。队伍于二月十九日出发，步行从长沙经湘西穿越贵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