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作战计划，一支强大的装甲部队从阿登森林向西南突击，象一把向西北弯曲的镰刀，从翼侧向盟军部队发起强攻，把盟军部队夹在他们同海峡以及他们同其他德国部队之间予以消灭。最大的危险是法军预备队的反攻。因此德军在他们漫长而易受攻击的翼侧部署了对外的防御部队。问题在于他们的部署并没有以情报为根据，他们并不知道法军的预备队是在南部。他们出于自己的意志作出部署。敌军的预备队现在在哪里，将会在哪里，这个情报当然是很重要的，但是它对德军的计划来说并不是必不可少的。制订计划忽略了情报。
从更大的范围来说，希特勒在制订战争的全面计划时也是这样。他喜欢将他的意志强加于其他国家。它们的命运就得掌握在他的手里。因此他不需要情报。他全神贯注于他真正需要的东西，兵员、枪炮、坦克、飞机、燃料。他说： “有了坦克、飞机、防坦克炮和高射炮，我们就能打胜仗。”他把他的精力，钱财和人员全部投入军备，而忽视情报。
不论是他，还是他的最高统帅部，从来没有指示谍报局进行重大活动，也从来没有向它提供能够使它对欧洲各国进行重大间谍活动所需的人力和物力。谍报局本身似乎也没有感觉到它必须努力搜集情报。它懒懒散散地混日子。它在这儿放几个间谍，在那儿放几个间谍，却不在波兰、捷克斯洛伐克，比利时、瑞典、土耳其、法国本土的政府上层安插间谍，而这些国家的态度对德国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它在搜集英国情报工作上是拖拖拉拉的，不得力的，完全不起作用。
在别的地区，它确实搜集了少量情报——法国的动员情况和部队番号，苏联边界沿线机场的位置，诺登轰炸瞄准器，挪威沿海的部分炮兵阵地，法国海军的一种不太重要的密码。
但它从来没有获得过一次大的成功。
相比之下，同盟国的情报工作虽然也有失败的时候，但毕竟获得过一些文件，这些文件对战争起到了间接的但却是重要的影响。德国军队密码中心的一个意志薄弱而又懒散的成员，被法国间谍机关策了反，当了法国间谍，出卖了德军的作战命令和德国主要密码机（Ｅｎｉｇｍａ密码机）的部分密码的真正码底。有了这些码底，波兰的密码破译员造出了这架机器。当战争爆发时，同盟国能破泽Ｅｎｉｇｍａ密码机拍发的密码，对于取得大不列颠战役和大西洋战役的胜利，对于通过欺骗来控制在英国的德国间谍，以及对于在一九四四年和一九四五年在欧洲赢得许多战斗的胜利发挥了巨大的积极作用。
最终使以上这一切成为可能的间谍活动成就，并不是侥幸取得的。法国密切注视着德国，特别是向她自己提供了有关德国重整军备的准确情报：她担心德国人进行侵略。同样的恐惧从来没有驱促德国人去调查他们的邻国。因此他们也从来没有取得同样的成功。
德国情报机构的组织状况也显示了对情报的忽视。在大战爆发以前和大战期间，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有好几年没有一个情报参谋机构。而英国的参谋长们在战争刚一开始时，就建立了一个联合情报委员会。早在战争爆发以前，英国海军部建立了作战情报中心，它在战争期间善于推断德国潜水艇的动向，因此使同盟国能够击沉德国的潜水艇，或者能为它们自己的护航舰队确定安全的航线。德国海军总司令部从来没有建立过这样的机构。
然而，在战争初期希特勒取得胜利的狂热中，任何这类疏忽都没有关系。波兰、丹麦、挪威、法国、低地国家以及南斯拉夫相继被德国打败，全都证明希特勒的如下信念的合理性：决定胜负的是进攻和进攻部队。武装部队当然需要情报机构告诉它们敌人在哪里，但这些情报对胜利并不是必不可少的，因为德国军队到底想打到哪／Ｌ就可以打到哪儿。一位研究工作者对此作了形象的概括，他说，在战争开始的几年中，德国军队把谍报局当作一个“快活的寄生虫”带在身边，·战争初期德国的全部经验证明情报是无关紧要的。
后来，希特勒进攻俄国。随即他开始丧失战略主动权。
整个战争翻了个儿。德国很快被迫处于守势。情报突然变得重要起来了。德国开始用各种办法寻找情报。邮件检查员以前只是抽查经过德国的邮件，从一九四二年年中开始检查所有的邮件。里宾特洛甫以前指示他的外交官们搜集情报；现在这已经成为他们的“主要任务”了。哈尔德觉得再也不能忍受东线外军处金策尔的散漫工作，让精力充沛的格伦取代了他。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作战部增加了一名情报军官。希特勒和他的陆海军将领们以前在形势会议上很少谈到敌人，现在他们越来越多地谈到它们。
但是为时太晚了。他们的情报仍然水平低、数量少。德国的间谍混不进同盟国的高级会议。德国的密码破译员攻不进同盟国的坚不可破的密码壁垒。以前对情报工作的忽视现在得到了报应。
同盟国的情况刚好相反，尤其是英国，他们一开始处于守势的境遇，迫使他们建立起情报机构，以便预告侵略者的意图。他们派了较多的人到情报机构，在情报工作上花的钱也比较多。情报有助于他们使有限的人力，物力发挥最大的作用——敦刻尔克大撤退以后尤其是如此，那时英国似乎除了情报以外，别的什么也没有了。后来，当德军处于守势，盟军转入进攻时，同盟国尝到了广泛建立情报机构和较多的经验所带给它们的甜头。同希特勒的情报相反，同盟国的情报水平高，数量多，而且可靠。他们利用情报加快了胜利的进展。 不过德国人不能把轻视情报工作的责任推给希特勒一个人。轻视情报有着久远的历史。普鲁士——德国承认，她被夹在潜在的敌国之间，自然资源贫乏、人口稀少，这使她不能在消耗战中取胜。这些因素，加上国内种种困难问题（压制这些问题的最容易的办法是奉行对外侵略政策以达到民族的统一），注定了她要以战略进攻作为她的军事学说。一九一四年席卷中立国比利时然后击败法国的施利芬计划，就是这种军事学说的最残酷的体现。经过四个恐怖的年头，德国在一九一八年遭到失败，这使全体国民意识到在下一次战争中必须以进攻战迅速取胜，希特勒也意识到了这一点。结果，他创造了闪电战，给情报工作带来了灾难性后果。
同样，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大不列颠的领袖们也不配得到因为建立了情报机构而给予的各种赞扬。英国的环境使他们在开始建立情报机构的时间上大大占先。她的岛屿的位置，使她很难象法国那样依靠陆军直接统治欧洲。她把国家的力量投入到欧洲大陆上冲突双方的任何一方，就可以决定谁输谁赢，以此来间接统治欧洲。这种力量均势政策，无论是主动办法，还是被动办法，都需要情报才能获得成功。情报也有助于经济扩张，而经济扩张是英国的另一个力量源泉。因此，从女王伊丽莎白一世时代的弗朗西斯·沃尔辛厄姆爵士开始，或者正如有人所说的那样，从更早的中世纪末英王爱德华三世时代开始，英国就注重情报工作了。
那末，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每个国家对待情报的态度，可以被看作是它的地理位置和国内动态的反映。英国是个海上国家，基本上是要防守：皇家海军未被称作英国的矛，而被称作英国的盾。她需要情报。德国是个大陆国家，国内局势异常紧张。她的军队是进攻型的，不需要情报。因此，她没有能发展情报工作。
这种根本忽视情报工作的状况，完全适合德国军官团中社会精华的胃口。他们相信，侵略——他们就是靠侵略起家的——保护德国和他们的生活免受外来威胁。 而在德国内部，在军队里，他们不仅仅忽视情报。他们同情报工作作斗争。因为情报工作威胁着他们的职业。
技术的进步自然产生技术人员。比方，在军事上，就有炮兵专家、铁路专家和研究外国军队的专家。他们的知识给予他们一定的权力。这个权力主要是他们可以拿保留自己的知识相威胁，从而削弱他们国家的军事力量。这样的权力使他们能够首先要求至少在军事部门内找到工作，然后进入军官团，然后再往上爬。现有的军官抗拒这种侵犯，因为它夺走了一度属于他们的职业。
普鲁土一德国军官团比别的军官团要强硬得多。它的年轻德国贵族更害怕被免职，因为他们既不能靠自己的土地生活，也不愿经商，他们别无去处。此外，自从十七世纪末勃兰登堡选帝侯让这些反叛的贵族在他的军队里当军官，以便把他们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的时候起，他们就开始享受军官职位的世袭垄断权。只要他们来到人世，就能获得军官职位。他们认为：唯恐丧失荣誉，指挥官们才不当怕死鬼，只有贵族才享有荣誉，因此只有贵族才有资格领导部队；资产阶级炮兵专家，不论受过多好的训练，顶多只能干瞄准大炮的事情。事实上，这些年轻贵族正谋求禁止他人争夺军官职位，尽可能不费力地将职位留给他们自己。用社会学术语来说，他们坚决反对将权力世袭制度改变为论功行赏制度。
如同整个军官团那样，参谋部对技术专家在它自己的令人眼红的领域里争夺职业的威胁进行斗争。在有些情况下，技术的压力太大，它只好屈服：铁路专家就是个很好的例子。参谋部反对情报比较成功。在整个十九世纪，它似乎使自己的一方拥有一些权利。四千年的军事史告诉我们，情报在战争中几乎没有发挥任何作用。参谋们相信，赢得战斗的胜利，要靠士兵、武器和意志，这在一定程度上是正确的。
但是，当法国人、英国人和美国人看到法国革命和产业革命正在使事物发生变化，因而它们在自己的参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