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处（国际政治处）在它的活动高潮时每月收到：二千五百份经过破译的电报，四万二千份明文电报，一万一千份广播记录，一万四千份Ｚ员报告，一百五十份报纸以及路透社和哈瓦斯社的电讯稿。十二处（经济处）每天收到大约十万份截收电报中的二万份。这几个处，加上十三处（国内政治处），每天向五局局长瓦尔特·赛费特提供大约一千条情报。他将这些情报压缩成六十至一百五十篇报告，其中有的是简短的单项截收材料，有的是几页长的研究报告。这些报告力求客观，有疑问的地方都在括号里注明。在淡褐色纸上套套印紫色字体的报告用于对外发行，这些报告成了研究部的有名的褐色活页报告。褐色当然是纳粹党的颜色。 一”这些报告首先送给戈林，除了特别长的以外， 他都要看，包括有关他的笑话，这些笑话常常是很伤人的。然后送给要求提供情报的机构和其他可能用得上这些情报的单位。
但是这些情报的供给有时发生困难。戈林本人有时不让提供这些情报。在德国保安总局，舍伦贝格想以纳粹党对外情报头子的身份，用他的情报换取研究部的报告。可是他什么也不拿出来，而沙佩尔觉得舍伦贝格太年轻，野心太大，几乎也不向他提供情报。当戈林的机构向希特勒递交里宾特洛甫所没有见过的外事报告的时候，里宾特洛甫的心里是很火的。有时候，他将褐色活页报告上的材料重新打印在白纸上，盖上外交部的图章，表明是它提供的！褐色活页报告的运送受到严格的监督。研究部的信使将它们装在邮袋里锁好，送给政府各部，由研究部指名的官员签收。一个月后，材料送还研究部销毁。
这个大型机构收集的情报，有很大一部分是经济情报。
它截收的关于外国工业活动的情报，有助于空军；断更新有关未来轰炸目标工厂的档案。空军关于苏联四四七飞机工厂的档案中有一份材料，这份材料是根据研究部的一份报告写的，而研究部的报告又是根据一九四四年三月二十一日该工厂要求提供工厂预制构件的电话写成的。研究部的情报还有助于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战时经济部估计敌人的生产能力。
在研究部的所有情报产品中，经济报告大概是最受欢迎的，但是它们的趣味性或重要性比不上截收的外交情报，沙佩尔估计两者的这种比率是一比九。
在一九三八年的捷克危机中，当希特勒要霸占苏台德区的时候，研究部利用伦敦和布拉格的电话线经过德国来截收英国和捷克外交官的通话。它经常监听捷克驻伦敦大使扬·马萨里克同他的总统爱德华·贝奈斯磋商的电话。一九三八年九月二十四日上午十一时二十四分，当一九一八年以来最尖锐的国际危机达到高潮的时候，研究部窃听到两人之间的下述谈话：马萨里克；我在这里说过，为了和平，我们已经尽了最大努力，并且准备进一步作出各种努力。但我们绝对不能从我们的立场后退。
贝奈斯：我们让步是绝对不可能的。
在谈话结束的时候，劝告对方注意身体：贝奈斯：简直不能想象我有多么忙。
马萨里克：真没办法，你睡得还好吗？
贝奈斯：还好。
马萨里克： 要紧的是睡好觉，大便正常。
戈林把截收的这份情报交给柏林，显然试图散布同捷克人的不和，由于有些话似乎表明马萨里克正同执政党的反对派进行接触，马萨里克否认了这次谈话，但研究部同时监听到了英国特使的评论，评论暗示英国撤消了对捷克人的支持，将允许德国占领军事要地苏台德区。马萨里克对记者说： “再也没有办法了……全完了。”当希特勒看到这个报告的时候，对捷克人嗤之以鼻，可心里乐滋滋的。由于他心中有这个底，便在巴特戈德斯贝格和慕尼黑逼着内维尔·张伯伦奉行臭名昭著的绥靖政策，以便实现“我们时代的和平”。
一九三九年八月就希特勒对波兰提出的要求举行的紧急谈判，使研究部有机会洞察英国、法国和波兰的外交手腕。
它窃听柏林的大使馆、高级外交官的住宅和外国记者的电话。它窃听到英国大使同本国外交部的谈话，同法国大使的争论，以及他心急火燎地想同波兰大使进行接触。它还窃听到法国大使会见希特勒后对和平表示的悲观，以及他向他的总理表示的决战信心： “如果德国人发动进攻， 我是相信（法兰西）民族的力量的。”
在战争爆发的时候，窃听电话的机会几乎完全消失了，破译的密码电报填补了空白。战争期间，破译的密码电报的数量有了相当大的增长。然而，研究部在这方面的能力和效率，却是在和平的最后时刻最富有戏剧性地得到了证明的。
瑞典企业家和非职业外交官比耶·巴莱鲁斯，试图通过谈判解决德国与波兰、法国和英国之间的分歧。一九三九年八月三十一日下午一点，当他正在戈林的乡间别墅卡琳宫同戈林会谈的时候，一个送信的人拿着一个红信封急急忙忙跑了进来。红信封信件是通报紧急国家大事的。戈林拆开信，念了里面的一封被研究部破译的电报，这封电报是波兰政府在一两个小时前拍给它驻柏林的大使的。电报命令他不得进行任何实质性谈判。虽然戈林意识到表露这封信将毁了“一个实际而又重要的情报来源”，他还是让巴莱鲁斯看了这封信，好让他转告英国大使，因为正如他所大骂的那样，这封信证明波兰人不讲信用，证明德国人的态度是正确的。这并没有影响希特勒的计划，反倒为他提供了一个不可多得的宣传论点。
研究部最重要的破译结果必须送给希特勒。因此，他看到了邱吉尔于一九四一年四月十二日向日本外相呼吁和平的信件，同一天，这封信也送到了应当接收这封信件的国家德目。他读到了英国驻德黑兰大使就伊朗、英国和苏联结盟的计划同伊朗首相进行讨论所写的报告。一九四二年一月二十一日，他看到了土耳其驻莫斯科使馆关于军事形势以及苏联的计划和所作的准备的报告。几个月之后，他还看到了研究部的秘密人士编写的、有关同盟国在中东的外交和军事形势的报告。
有时候，研究部提供了未来活动的线索。一九四三年四月十七日，戈培尔在他的日记里写道： “我收到了研究部的一份秘密情报，这份情报证明了这样一种看法，即罗斯福正计划在某个地方会见斯大林。应当说这个情报仍然相当缺乏事实根据。这个报告或许是根据罗斯福在一九四二年十一月和十二月就举行这种会晤的可能性同邱吉尔和斯大林进行没有结果的通讯写出的。它或许使德国人更加警惕到三巨头会晤的可能性。有时候研究部清楚地看出了问题。 “我从研究部得到了有关邱吉尔访问华盛顿的目的的材料，”一九四三年五月二十三日戈培尔写道，当时会谈仍在进行。 “从这份材料中可以看出，邱吉尔的意图是要在斯大林和罗斯福之间进行斡旋。但是，即使研究部的强有力的通讯情报，也不可能窥探出同盟国的战略计划·虽然研究部在报忧时不费踌躇——比如，它告诉戈培尔，在俄国的外交使团对于德军在斯大林格勒的惨败感到十分震惊——但是接受它的情报的单位总是挑选它们愿意看到的使人高兴的情报。一九四二年十二月八日，同盟国军队在北非登陆后一个月，戈培尔写道： “我在阅读关于达尔朗事件的综合备忘录，里面从头描写了这个法国海军上将的变节行为。”但这不是事实。亲纳粹的达尔朗，只是在看准风向后改换了门庭。
因此，尽管研究部作了种种努力，尽管在编写褐色活页情报方面如此谨慎和客观，尽管这个机构受到了纳粹党的信任，当它的材料违反希特勒和纳粹领导人的主观愿望时，它就被忽视。负责估价情报的五局局长瓦尔特·赛费特说；“我觉得它们（褐色活页情报）确实有人读，但是它们并没有作出合适的结论。”
外交部也破译出了外交密码电报。 “我可以肯定地说，我们发现这些密码电报是非常有用的，”一位高级官员说。
我记得，我们是如何知道在柏林的某个国家的大使，表面上总是极力表示尊重和羡慕希特勒与纳粹政权，实际上，他在向自己的政府报告时却持完全相反的看法，更有甚者，他报告的情况不准确，在某些事情上故意歪曲事实。我们知道了他的报告的内容以后，就明白应该对他讲些什么，并据此确定我们的指示；这还有助于我们确定向德国驻他那个国家的外交代表发出什么样的指示。我们也知道了在同他那个国家的外交部谈话时需要特别阐明或强调哪些论点。而且，如果事前知道一个外国代表得到了什么样的指示， 当他按照这些指示拜访我们的外交部时，我们已有充分的准备，这自然是大有帮助的。
外交部是根据德国总理在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十一日德国签署停战协定后不到一个月发布的一项命令进行这项工作的。这项工作的第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个负责人，是已经退役的通信兵上尉、三十二岁的库尔特·泽尔乔，同研究部部长沙佩尔一样，他也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接替福伊特担任参谋总部无线电台的负责人的。他是一个能干的组织家。一九三三年，他的单位大约有三十个文职工作人员；一九三六年，在外交部的一次改组之后，这个单位的名称是人事行政处Ｚ组（Ｚ或许表示机密和密码破译人员同该处其他人员的隔离）。
在战争中期，人事行政处Ｚ组雇用的工作人员最多，约有三百人，在柏林西南达勒姆区的一个花园公寓和附近的一个女子学校里工作。大约只有五十人是密码破译人员；其他人是办事员和支援工作人员。后者当中有一个由一位牧师领导的情报组。它根据无线电广播、外交部备忘录、同盟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