便召他开会。
“特拉诺，”他说， “出了什么事？你可以随随便便地说——讲心里话。”在场的其他军官全神贯注地听着。
“好吧，元帅先生，”特拉诺答道， “海军可以多帮我的忙，让空军为我们多作些侦察。”他解释说，有些护航运输队用密码电报报告它们的位置，如果知道这些护航运输队的位置，就能帮助他破译这些密码。
“特拉诺，’邓尼茨回答，“你忘了帝国元帅戈林。他说‘空军是我的’，只要他还在度假，我可以在元首面前替际说几句话，但是一旦他回来了……”邓尼茨后来与希特勒一见面，就谈了这个问题，希特勒答应尽量帮忙。
为了从截收的电报中尽可能多地获取情报，特拉诺自己总是夜间工作，绞尽脑汁想从电报中找出新的意思，或者从复式加密密码中剥去一层密码。用印度名字命名的加拿大驱逐舰参加护航帮了他的忙，因为所有这些名字必须是一个音节一个音节拚缀起来的。
这样的破译工作在大战期间袭击护航运输队的最大一次战斗中尤其起了积极作用。那次战斗发生在一九四三年三月，在此之前不久，罗斯福和邱吉尔在卡萨布兰卡会议上做出了决定，把反潜战当做战争中头等重要的事情来抓。那时候，邓尼茨在海上终于有了足够数量的潜艇，他认为这些潜艇足以切断英国的生命线，而观察处当时在破译“法兰克福”系统密码方面正是最有成果的时候。
三月五日，ＳＣｌ22慢速护航运输队离开纽约港，八日，速度稍快的ＨＸ229 护航运输队也启碇开航了。十二日和十三日，当ＳＣｌ22护航运输队的五十一艘船只，分成十三路纵队，ＨＸ229 护航运输队的三十八艘船只分成十一路纵队，浩浩荡荡地向北大西洋航行的时候，盟军收听到德国潜艇频繁的无线电报通讯，他们判定这些潜艇就在两支护航运输队的航道前方。他们命令这两支护航运输队绕开潜艇所在的地区。三月十三日下午八点，正在北纬四十九度、东经四十度海面上的ＳＣｌ22护航运输队，奉命向六十七度的方向航行。
观察机构截收并破译了这项命令，把它交给邓尼茨。在东经四十度、北纬四十九度的海面上，一经度相当于陆地上七十英里宽，一纬度相当于陆地上四十五英里宽，这意味着，即使护航运输队和潜艇都知道自己的确切位置，那么潜艇离它们的袭击目标仍然可能还有陆地上几十英里远。为了帮助潜艇发现目标，邓尼茨命令十七艘潜艇在这支护航运输队前面南北一字儿摆成一条纠察线。当观察处提供了有关ＨＸ229 护航运输队航线的情报的时候，他同样命令十一艘潜艇在这支护航运输队前面摆成一条纠察线。
海面上掀起山一样的巨浪，能见度平均只有五百码，真正要找到敌船，十之八九要碰运气了。观察机构报告ＨＸ229 护航运输队的航向又发生了变化。后来事实证明这次破译犯了一点小错误：很明显，密码分析员只是根据一些很小的可能性来填空，就好像一个玩纵横填字字谜的人，尽量先填一些可能适合的字，到后来才发现自己猜错了。不过当时这个错误对海上的情况并没有产生很大影响。潜艇部队采用群狼战术，在这个致命的地区集合了。速度较快的护航运输队超过了速度较慢的那一队， “它的大批船只散布在一个范围相当·有限的海面上。”邓尼茨喜形于色地说，潜艇“像一群恶狼一样地猛扑”这支船队。在三天的战斗中，鱼雷的爆炸声震耳欲聋，运输船只中弹后突然倾倒，船员掉在冰冷的海水里，发出凄惨的喊叫声，深水炸弹不时轰隆一声巨响，掀起冲天水柱，潜艇艇员们紧张得直冒冷汗，在冷酷无情的万顷波涛底下，随时都有丧命的危险。在这场战斗中，德国潜艇击沉了二十一艘敌船，自己只损失一艘潜艇。这是德国潜艇在战争中取得的最了不起的胜利，同盟国担心它们可能要输掉这场战争中的这个重大战役。
事实证明这个担心是多余的，因为在后来的几个月里，同盟国更多的护航部队，更先进的雷达，以及改进了的密码工作，扭转了大西洋战役的潮流。与此同时，观察处失利了。六月十日， “法兰克福”密码系统的基本电码发生了变化。它始终没有被破译出来。
至于其他密码系统的破译，情况也只是稍微好一点。
“科隆”系统被放弃了。一九四二年九月，当英国试图在托布鲁克登陆的时候，德军缴获了“蓝色慕尼黑”电码本，这本电码本大概是从靠近海岸的地方沉没的《西科》号驱逐舰上缴获的。九月二十九日，这本电码本送到了观察处。第二天上午十点十五分，密码分析员确定了几乎所有英国皇家海军军舰和航空母舰当时在海上的位置。特拉诺将破译其他密码系统的工作人员抽调过来，集中对付这套密码。因此在英国于十二月十五日对这套密码又复式加密的情况下，他仍然能继续进行破译工作。然而，到了一九四三年四月十九日，英国已经不使用被德国缴获的那套密码了。此后，观察处投入大量人力，用了七个月的时间去破译新的密码系统。
虽然在一九四三年年底德国仍然可以轻易地破译出“棕色慕尼黑”电码，但形势已经变得更严峻了。一九四三年十一月柏林遭受的一次大空袭，毁掉了观察处的许多档案，这些档案对于这个机构的工作具有无比重要的价值，它被迫在柏林东北二十五英里左右的埃伯斯瓦尔德附近扎营。英国人的密码越来越难破译了。他们现在不用经纬度来报告船只的位置，而是用一种特殊的指示方法。他们的密码码底改变得越来越快，从十五天一变改为一天一变。他们在越来越多的地区使用一次一密密码。甚至从布列塔尼半岛附近被击沉的加拿大《阿瑟巴斯坎》号驱逐舰上缴获的密码电报，也使德国密码破译员毫无办法。同盟军在诺曼底登陆之前一个月，希特勒问观察处，哪些英国密码破译出来了，哪些还未破译出来，观察处不得不回答说，“它只破译出一些次要的密码系统和供掉队的护航运输队船只使用的一种密码系统，而两种主要的英国密码系统却破译不出来，一种是从一九四四年初开始使用的，一种是从一九四三年六月初开始使用的。”上级命令观察处开始集中力量破译瑞典、土耳其和意大利的密码系统。
这在一场对付英国人和美国人的战争中没有起什么作用。而且到那时，特拉诺小组里许多人被拉到前线打仗去了。他们在前线，再也不能象以前坐在海军总司令部的办公桌旁那样击败敌人了。但是，邓尼茨说，德国海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所使用的情报，有一半是观察处提供的。第三帝国所有其他情报机构都比不上它的功劳。
15。海军上将和他的谍报局
一七六步兵师急需一名间谍，这个师正在保卫着第三帝国的边界，防御前进中的英军的进犯。时值一九四四年十二月，英军已经占领了荷兰边界城镇锡塔德，这是一个平衍，开阔的城镇，镇上耸立着一座教堂，画有红白横条的教堂塔尖特别醒目。一七六步兵师刚刚给予英军以沉重的回击，英国兵说到圣诞节时他们再也守不住锡塔德了。但是，他们是真撤退，还是换班，或者仅仅是口头上讲要撤退？一七六步兵师需要了解这个情况，只有派遣一个间谍到敌后去，才能了解到这个情况。
在希特勒的德国行将没落的时候，间谍是由党卫队控制的。一七六步兵师向西线党卫队队长的联络官提出了紧急要求。十二月二十日，联络官作了答复，派出一个代号叫“潘”的特务，到锡塔德去侦察英军的动向。当天晚上，一名党卫队队员交给“潘”一个合适的身份证，带他到一七六步兵师。他们从团战斗指挥部来到锡塔德北面苏斯特伦附近的那个营，从那儿，“潘”消失在黑暗之中。
在前往锡塔德的路上，他发现铁路线西面部署着三辆英国坦克。他在锡塔德和一位熟人住在一起，从锡塔德西面铁路沿线上的房子里，他数了数望见的中型坦克，共有三十二辆。他还发现在锡塔德至利姆布鲁克的铁路线南面有两个轻炮兵连。第二天上午，他两次骑自行车出进锡塔德。侦察两条铁路线两边的中型和重型坦克，他估计共有三百辆。他观察了停在所谓别墅停车场里的许多英国小汽车和卡车，然后潜伏在他朋友的家里，躲避英国在锡塔德对德国间谍的搜查。当天晚上，他在回家的路上，若无其事地向一名英国士兵打听部署在城镇北面的一门重炮，得知那是一门四十二厘米榴弹炮。
他向一七六步兵师报告了他看到的情况，还为他们画了一张草图。虽然他没有带回可以显示英军意图的具体情报，但他提供的情况，或许有助于情报参谋对敌人作了什么样的计划得出自己的结论，因为该师“非常满意他的侦察结果。”
从许多方面来看，“潘”的故事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军事间谍活动的缩影。德国的军事间谍活动，只是从战术方面来讲才是成功的，对德国武装部队的贡献显然很小。
德国的军事间谍机构，最后被它的竞争对手并吞。它的失败，或许同它的前身普鲁士一德意志参谋总部谍报处的失败是一脉相承的，因为它是直接继承这个前身的，不象军队的其他许多机构那样，被凡尔赛条约所中断。
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十一日停战之后六天，陆军参谋总长将谍报处——此时已称为情报处——转交给柏林的代理或看守参谋总部。情报处的任务是从事谍报和反谍报活动。军队遣散之后，情报处缩小为情报组，隶属参谋总部外国军队处。原谍报处处长瓦尔特·尼古拉中校从此默默无闻，他的宣传活动使他在政治上不被人接受。情报组组长是谍报处的老资格弗里德里希·格姆普少校。凡尔赛条约签订以后，德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