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子，后者也是没有加入纳粹党的党卫队队员。许德科普夫到达德国保安总局不久，就向舍伦贝格捉出了一连串完全合理但有些不切合实际的建议：建立一个中心情报分析组，下设许多小组；每月提供一篇关于英国政治局势的报告（报告前面要有详细内容介绍）；成立一个舍伦贝格工作班子。但是他很快就泄气了，不仅开始意识到多数特务的报告一钱不值，比较起来公开情报反倒有些价值，而且意识到在强烈的纳粹党派气氛中搞出来的情报毫无意义，于是他干脆埋头干他的小组的工作。
对另一个人物的选择典型地体现了所谓的“希特勒的社会革命”。这场社会革命，使没有特权的人仅仅依靠自己的能力和政治上的诚实可靠而得到晋升的机会，比德国过去任何时候都要多得多。欧根·施泰姆尔证明自己是六司中最能干、最有天赋的组长之一。他是农民的儿子，和赞德贝格尔一样，来自德国西南部。一九三二年，他二十岁，正在攻读德文和历史的时候，加入了纳粹党。不久他担任了他那所大学的纳粹学生联盟主席，后来又担任了整个省的纳粹学生联盟主席。有一天，他在斯图加特的一个广场上碰到一位纳粹官员，这位官员劝他加入一个刚成立的、很有前途的组织，他同意了，从此他开始了党卫队保安处的活动。事实证明施泰姆尔非常能干，党卫队保安处异常迅速地提拔他担任斯图加特站站长。这个站离法国和瑞士都比较近，它有一个对外情报小组，在战前那些年里，这样的小组是屈指可数的。一位上级当时为他填写的鉴定，几乎成了后来填写类似鉴定的一成不变的模式； “国家社会主义的态度非常坚定……施泰姆尔确实取得了十分显著的成功，他（在党卫队保安处中）建立了第一流的部门。关于敌人的各种问题，数他最了解，他还赢得了整个省，尤其是省长和老纳粹党员的尊重……希望尽快提拔他。”一九四一年，他没有到战地服役，而是奉命指挥一支党卫队特遣队，接着他返回斯图加特工作，然后再度前往俄国指挥一个行刑队。他在那儿表现出了“领导和管理的杰出才能”。一九四三年二月，听说他工作出色而又见过他的面的舍伦贝格，将他召回国，让他担任六司Ｂ组（西欧组）
组长，原来的组长由于舍伦贝格不满意而被撤换了。施泰姆尔很快就使他的上司感到满意。“他具有超出一般的智力，灵活的谈判才能，无瑕可击的风度。凭着良好的政治本能和与之相适应的心理活动能力，他能在相当短的时间内解决秘密情报机构面临的问题，尤其是能够解决收集情报的困难。”
他并非十全十美。舍伦贝格认为他过分直观，需要直接监督，还认为他有些盛气凌人。但他在舍伦贝格眼里是太好了，以致离规定的三十六岁的年龄还差两岁，他就被提升为党卫队上校。
由于调动、解职和死亡而造成的正常的人员空缺，有助于舍伦贝格将他自己的人充实到六司里面。ｃ组（俄国和近东组）组长在一次车祸中死亡以后，舍伦贝格理所当然地任命了一位自己的人来接替他。类似的事件使六司的人员在将近六年战争期间大部分被更换，虽然基层的人事变动或许比组长一级的人事变动要大得多。舍伦贝格比较多地撤换了基层工作人员，组长们都是他的直接下级，撤换得较少。
这些组长都在三十五六岁左右，全是党卫队校级军官：少校、中校和上校。他们是按照党卫队内部晋级规定提升到校级的。这些规定当然要求被提升的人“具备无可指责的品质，过着国家社会主义的模范生活，”而且要在前线服役过。但是，规定说，由于德国保安总局成员都是可以缓役的必需工作人员，因此他们可以用完成党卫队特遣队的任务来代替服兵役。事实上，为了得到提升，许多人也是这么做的，例如佩夫根、赞德贝格尔、施泰姆尔、阿尔贝特·拉普（六司ｃ组第二组长，脸瘦得象一把快刀），以及拉普的继任人卡尔·契尔施基。许多刽子手就这样地钻进了六司。只有真实的不带偏见的情报，才能保证情报获得成功，然而纳粹党却依靠这些寡廉鲜耻的唯命是从之徒来获取这样的情报。
六司花名册上的工作人员，并不全在柏林。党卫队保安处将德国和德占区划分成许多地区，在部分地区，尤其是靠近敌人的那些地区，党卫队保安处的机构有六司的代表。比如，在巴黎，六司的机构收集各方面的情报。六司Ｄ组二小组主管在法国、比利时和荷兰的情报活动， 自然是最大的和最重要的小组，它有一个小组长，一个管理人事的副小组长、一个收集和编辑情报的主编、两个编辑、两个情报分析员及两名办事员，以及三名负责情报题目、情报人物和情报档案的办事员。
这些前哨站负责间谍的活动。战争中期，在柏林工作的四百至五百人，主要处理文件——阅读报告并对报告进行分析和注释，答复信件，研究报纸，审批资金，转达提供设备的请求，吸收人员。在前哨站的六司工作人员，大概和在柏林的人数相等，因此纳粹间谍机构总共有一千人。
柏林中心区和西南区的主要街道霍亨索伦河堤大街的拐角有一条贝克尔街，六司就单独设在这条街三十二号的一座四层现代派钢筋砖石建筑物内。 （党卫队保安处的其他机构 设在市中心威廉街一百零二和一百零三号，盖世太保机构设在威廉街拐角的阿尔布雷希特亲王街八号。 ）舍伦贝格在这里有自己的办公室，他大言不惭地说，他的办公桌里暗藏着两挺机枪，有谁胆敢莽撞暗杀他，就会当场被击毙。
他在这里白天黑夜地工作着，有时一连工作达二十小时之久。约斯特耕耘在先，他现在收获于后。他掌握着每天收到的大量情报，看来每份情报报告他都阅读过，然后把它提供给有关用户，并且附上一封说明信。有时候，他亲自将情报送给用户；他偶尔出席希特勒的军事形势会议。他同组长们和各个小组的军官频繁地进行磋商。重要的间谍在德国的时候，他找他们谈话。他审批各种重要经费开支。他巡视六司的前哨站——斯德哥尔摩、马德里和德国的一些城市，给它们打气。他豢养了一批自己的特务，以便牵制常设的特务网。他同外部的机构进行接触，以便改进六司的情报。他和德国新闻通讯社的一位负责人共进午餐。他请求空军研究部和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密码处为他截收和破译某些密码电报。他访问奥斯陆，同第三帝国驻挪威总督会谈。他的一位下级认为他“耳听八方”。
不同机构和领导人员之间的内部斗争，花费了他的大量时间和精力。他表面上装得和卡纳里斯极为要好。他们一块儿骑马。两家互相往来。他们发誓在这些场合不谈本行的事情，可是没有做到，不过这根本没有关系，因为双方都不向对方提供重要情况。两人在处理彼此之间的关系时，态度是不一样的。卡纳里斯象个父亲，牵挂着这个年纪比他小的人，极力劝他服用他自己经常服用的药片。舍伦贝格呢？一九四四年暗杀希特勒的阴谋失败后，奉命逮捕卡纳里斯的就是他。
与此同时，他在纳粹统治集团内加强自己的地位。约斯特的遭遇总是隐隐呈现在他的面前。但是出现的一种新形势使舍伦贝格的日子要好过一些。海德里希上任几个月以后，设法使自己被任命为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代理总督。他处理外国情报的时间减少了，他本来就对这方面不是特别感兴趣，因此他把越来越多的工作交给舍伦贝格。海德里希的新职位，还使他能直接接触希特勒。他可以把点点滴滴的情报亲自交给元首。这本当是海德里希的上司希姆莱份内的事，希姆莱因此感到很不高兴。舍伦贝格抓住了这个机会。他故意讨好希姆莱，帮助希姆莱恢复失去的影响：他将自己的外国情报不是送给经常呆在布拉格的海德里希，而是送给希姆莱。这个办法很成功。他赢得了帝国元首的信任，他从来没有丧失这个信任。
舍伦贝格卓有成效地取得和保持了权利。不过第三帝国精通这种奸诈游戏的，还数海德里希。在希特勒手下那些杀气腾腾的部长中，没有一个象他那样残酷无情地、死心塌地地去掌握这种权术。党卫队保安处和保安警察火上加油，帮助党卫队，使它扩充为国家的最有权势的机构，这个机构比其他任何机构更好地体现出了希特勒的德国的独特形象。如果说其他德国领导人至少在某种程度上致力于赢取战争的胜利，那么海德里希却只把他的全副精力放在对他来说非常重要的冲突方面：帝国内部的权力斗争。
他四面出击，尤其是对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谍报局。他向希姆莱和希特勒指出，有新的迹象表明谍报局和卡纳里斯同反对派同流合污。谍报局中了他的圈套，摔了胶。德国在英吉利海峡布伦瓦尔设立了一个雷达站，英国袭击了这个雷达站，使德国丧失了拥有新式机密雷达的优势。这一事件发生后，希特勒大发雷霆，斥责卡纳里斯没有及时提供有关英国雷达的情报。他要求希姆莱提供一部分，但海德里希也没有这方面的情报，这使党卫队当时不能继续保持它的优势。尽管如此，海德里希利用这些事件，以及党卫队保安处和谍报局之间继续不断的磨擦来搞垮卡纳里斯。在一九四二年三月一日达成的一项协议中，海德里希获益很多，让步很少。三个月之后，当他差不多要达到目标的时候，他一命呜呼，被捷克民族主义者暗杀了。
在希姆莱除了担任其他职务外，还亲自主管德国保安总局的半年中，对谍报局的威逼放松了。接着希姆莱任命恩斯特·卡尔腾布龙纳担任保安总局局长，一九四三年一月三十日正式就任。卡尔腾布龙纳最初采取的行动中，有一件就是在二月二十四日将舍伦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