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个一片废墟的城市赢得了胜利，他们在胜利已成定局的时候改变了主意。但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长官凯特尔有他自己的更坦率的看法： “我们低估了斯大林格勒的红军的实力。”
格伦的许多预言同样值得怀疑——整个调子是错误的，但也有一、两点正确的地方，凭着这点正确的东西，他可以证明自己判断的敏锐。一九四三年七月二十五日，德军在库尔斯克发动的大规模进攻失败之后两个星期，也是在蔡茨勒表扬他之后不久，格伦预言，俄军将继续进行夏季作战，只要这些作战看起来能提供赢得胜利的大好机会。他说，如果这些作战不再有取胜的可能，它们就局限于为冬季攻势取得较好的出击地点。他提到了“突破局部地区”发动进攻的可能性。但是，格伦的这项估计除了提出这个不足以说明问题的可能性以外，丝毫未使德军最高统帅部对俄军向南部集团军群和中部集团军群发动的大规模进攻有所准备，这场进攻是在九天之后发动的，最终使德军后撤了一百多英里。
格伦的若干预言的错误甚至比这更为严重。它们完全是乱说一通。
比如，一九四四年三月三十日，他散发了一篇十二页长的报告，报告的题目是“对德军东线正面的敌军情况以及对估计的敌军的总意图的全面评价”。报告没有一处提到一个星期以后发动的大规模进攻，这次进攻把德军赶出了克里米亚，使巴尔干面临着威胁，土耳其放弃中立。同日，格伦的《敌军情况估计简讯》预言，俄军将会看到越过中部集团军群向西发起大规模强攻的极为有利的前提条件。他说，俄军将向卢布林和布列斯特的方向前进，越过普里皮亚特沼泽地带，将北部集团军群赶出“黑豹”防御阵地。结果并没有发生这样的情况。
到了暮春，格伦认为苏军有可能发动两大攻势。其一是朝北向波罗的海发动大规模强攻，切断北部集团军群和中部集团军群。其二是向南经过罗马尼亚和匈牙利进攻巴尔干。东线外军处认为苏联红军并不具备实施前一攻势的熟练战术，因此断定红军将选择后者——南线的进攻。东线外军处担保
中部集团军群将有一个“平静的夏天”。它虽然发现在这个集团军群的对面有一些活动，但未能突破俄军强大的空防，也未能从俄军前线实施的无线电沉寂的帘幕里取得任何情报，它认为这些迹象“显然是欺骗”，因而不予注意。格伦和蔡茨勒仍然认为红军的主攻方向是南面，在主攻之前对中部集团军群和其他地方采取的行动只不过是佯攻。一九四四年六月二十二日，相当于四个集团军群兵力的一支红军猛攻中部集团军群，正好是格伦说不会出事的地方。德军前线崩溃，丧失了好几百英里的领土之后，战斗秩序方才有所恢复。
象这样的预测失误是由两个原因造成的。一是难于窥探使所有人感到苦恼的黑暗未来。更根本的原因是德国骄横不可一世，一直过高估计自己的能力。这从两个相反的方面损害了格伦的预测。有时候，它完全蒙住了格伦的眼睛，使他看不到苏联的实力，导致他低估了俄国人。在另外一些时候，他预料敌人会按照他认为应当采取的做法行动，促使他过高地估计了俄军的实力，其实他们只是按照他们自己的军事原则行动的。在所发生的事情的影响下，这些倾向在德国人的脑子里交替占优势。它们有时产生盲目的乐观，因而没有预见到俄军的大规模进攻；有时产生了过分的悲观，导致预料俄军会在老远的范围发动进攻，其实这些进攻始终没有发生。
格伦坚信德军占优势，使他看不到东线战争的一条基本事实：德国可能输掉这场战争。他一再坚持结局将刚好相反的看法。一九四二年六月，他写道： “如果我们要想坚持东线的作战直至最后胜利，我们必须作出最大的努力。”八月，他说军事形势的“发展极为有利”。直至一九四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他还认为东线可以拯救。
最初，甚至中立国家也能看出这种信念的荒诞无稽。一九四二年八月，正当格伦认为形势有好转的时候，瑞士一个半官方情报机构的头头汉斯·豪萨曼认清了真正的形势，以雄辩的词句写下了战争中最著名的情报预言：从军事—政治意义上说，德国并没有赢得决定性的东西，它所能赢得的只不过是空间、空间和更多的空间。空间吞灭军队，德军在空间消失，空间没有带来任何好处。而在另一方面，盎格鲁撒克逊人不断对德国城市进行更大规模的空袭， 空袭的势头未见减少； 在西线，开辟了“第二战场”； 在非洲， 没有可能向隆美尔提供他把英国人赶出东地中海地区所需要的空军力量和陆军力量；在南线，那个轴心国伙伴正在摇摆不定； 欧洲所有国家的人民愤愤不满， 他们的反抗可使强大的军队陷于灭顶之灾。
对于第三帝国的领导者来说， 形势毫无希望！他们别无他途，只有作殊死战。如果今后几个星期内在西线开辟了“第二战场”，德军将完蛋得更快；如果“第二战场”不能开辟，德军迟早还是要完蛋的。所有这些丝毫不是由于俄国人神经坚强，能够严格执行战略计划，不怕丢失土地，能够把他们的战略预备队留到一九四三年，或者甚至留到一九四四年——就象俄国人镇定自若地所说的那样：留到俄国发动战略反攻的时候。
格伦的眼光却不象这样地明澈。深信德国不可能失败的，不仅仅是他一人。希特勒和整个高级德国军官团的信念和格伦的一模一样。他们的前程和他们的自身系之于这一信念。我们不能责备格伦落得个本世纪的可笑人物。但是他却自命不凡，一个没有幻想的人，一个正视现实的人，一个预见一切的人——一个十全十美的情报官。其实他并不是这样的人。
注：1 、 希腊神话中的特洛伊公主，得阿波罗帮助，能预卜吉凶，但因拒绝阿波罗的求爱，受到诅咒，从此无人再信她的预言。——译者。
24。最大的错误
当希特勒决心进攻俄国的时候，英国仍然在同他进行斗争。他当然总是打算进攻俄国的。从地缘政治学来说，他想为德国赢得为了统治整个世界而必须予以夺取的这块腹地，赢得为使德国在世界上繁荣昌盛而必须具有的生存空间。但是，为什么要在英国仍然同他一决雌雄的时候去进攻俄国呢？为什么要开辟两条战线呢？开辟两条战线，不是德国参谋总部自从成立以来最担忧的事情吗？希特勒之所以决定进攻俄国，是因为他认为打败了俄国，就会迫使英国最后投降。希特勒说，征服苏联就会使英国如下的最后希望遭到破灭：有了横跨欧亚大陆的俄国的支持，英国最终能打败德国。
希特勒毫不怀疑进攻俄国会取得成功。他的参谋总部，在战争的每一个重大关头，总是反对他的天才军事方略，每一次都被证明是错误的，这一次却例外地同意了他的观点。
在得出这些结论方面，情报机构没有起任何作用。许许多多的事件证明，先入之见取代了情报工作，形势就是这些事件的最好写照。进攻世界上最大的国家能否取得成功，从来没有人征求过情报机构的全面意见，从来没有人要求它们证实可以阐明这个基本问题的详细情况。一九四零年十二月十八日，希特勒颁发第二十一号作战指令——“巴巴罗沙计划”，决定进攻俄国，只是在这一决定已经具体化之后，情报机构才被召见。最高统帅部向它们布置任务，要求它们查清敌军的兵力部署，以便德军制定详细作战计划，一举摧毁敌军。
德国能否赢得这样一场战争的胜利，仍然没有人征求它们的意见。在计划进攻俄国方面，德国情报机构只是处于辅助的、只过问技术性问题的地位。
德国可以打败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这种并非完全站得住脚，然而却是根深蒂固的傲慢信念，决定了对情报机构必然采取这种轻视态度。在进攻俄国时，两个额外因素加强了德国的这种优越感，这两个因素就是反斯拉夫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
希特勒的军官们从小就学会仇恨共产主义。他们憎恶信仰卡尔·马克思的理想的德国社会民主工党党人，自然而然地流露了这种仇恨心理。这些军官，都是上层中产阶级或贵族的子弟。他们的家庭仇恨社会主义分子，是因为工人状况的改善，意味着他们生活水平的相对下降，意味着他们失去了很大一部分劳动所得。虽然它们的代表——俾斯麦、陆军，工业界和德皇——密谋压制工人，但社会主义政治力量仍在不断增长。这些富家子弟还在吃奶的时候，他们的家庭就向他们灌输了对工人的恐惧，他们自己当上了年轻军官之后，这种恐惧就越来越变成切身的恐惧了。他们意识到，正如社会主义者的经济理想将会剥夺他们所继承的遗产一样，社会主义者的国际理想与和平主义的理想将会剥夺他们的灿烂前程。
他们认为，这些疑虑在一九一八年得到了证实。他们相信，四年的昏天惨地的牺牲，到头来落得个什么？不是战场上的体面失败，而是背后挨了工人和犹太人的一刀。由于失败，他们丧失了地位；他们同退位的德皇之间的准封建联系瓦解了；他们的权威，破天荒第一次遭到工人士兵委员会的损害；工人士兵的起义破坏了德国国内的安定；凡尔赛。条约，使许许多多的行伍弟兄失去了工作，使德国不仅蒙受了奇耻大辱，而且背上了沉重的负担；军官们的所有这些凄情苦意，尽可以一股脑儿往叛徒们的头上泼泄。
他们的厌恶情绪大极了，当一位指挥官不得不向魏玛共和国总统递交报告的时候，那才是他同一个社会民主工党党人的首次接触，而他想象中的这个国家元首，八成是个穿着工作服、戴着便帽的家伙。他们本来就担心和仇恨国际上的阴谋，俄国在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