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站在第一庭院的一棵胡桃树下阅读拉伯雷的作品的，他在一首十四行诗中评价了它的影响：“他的影子又深又长／因此他不时地／将大脑钻进黑暗／让它哪怕是预感光芒。”
第一部分 微软相遇新世纪第6节 文学的剑桥（2）
就让我们追随这一不守本分的斯特恩原则吧，追随剑桥大学的诗人之树：从植物学的角度来研究文学史，光是这样做能让我们不全部扑向弥尔顿的桑树就很有意义了。1656年，抒情诗人和三一学院的院士亚伯拉罕·考利为学友威廉·赫维之死悲歌道：“剑桥的土地啊，我们亲爱的剑桥，告诉我，／你没见过我们每天散步吗？／有哪棵树不知道／我们俩的爱情？”基督学院花园里的柏树是用罗马雪莱墓上的柏树种子栽培出来的，它的根完全是挽歌式的纠缠在一起。威廉·华兹华斯学生时代在月明如镜的冬夜凝望的那棵欧洲白蜡树，他在《序曲》（第六章）里描写道“茕茕孑立，在大地的鬼斧神工下”，如今圣约翰学院的花园里已经见不到“这棵可爱的树”了。相反，你会在学院的礼拜堂里看到盆栽的白蜡树，往后还会见到很多。不过，你还可以像亨利·詹姆斯那样，欣赏古老的七叶树，它们的繁茂树枝已延伸到地下，生根抽枝，又长成了粗壮的树干—来自美国的习惯了绿树葱茏的詹姆斯惊叹道：“这是三一学院花园里最动人的画面。”当樱树林里鲜花怒放时，你会在后花园见到剑桥大学最漂亮的诗人纪念碑，这些樱树是三一学院的院士们为纪念他们中的一位栽种的，他就是抒情诗人豪斯曼：“最心爱的树，这些樱树／枝头花儿怒放／站在林地周围／为复活节披着素衣。”
在这番偏离正题之后，一棵紫杉树将我们带回18世纪。那是托马斯·格雷和他的《墓畔哀歌》（1751年）中的树，那棵多愁伤感者和亡者的常青树。和哀歌里的乡村居民一样，格雷的生活也“远离狂人们不光彩的冲突”，作为彭布罗克学院的院士，他过着一种隐居的生活。“剑桥是个快乐的地方，城里现在没人了。”他于1760年8月给一位朋友写信道：“我相信你会喜欢它的，假如你知道没有居民时那是什么样子的话。我向你保证，是他们带给了这座城市不良的名声，败坏了一切。”除了几次旅行，他终生都在剑桥大学度过，是他那个时代最怪僻、最让人捉摸不透的学院隐士。很少有哪位英国诗人写的诗像格雷这么少的。但是，虽然诗作很少，他的诗却是被传诵得最多的18世纪的诗人。格雷被视为浪漫派的先驱，他的墓畔哀歌在音调和形式上均十分完美，融合了传统的风格特点和浪漫派的自然的情感表现手法。
莱斯利·斯蒂芬认为，在乔治时代的剑桥，在学院好饮、虚荣、妒忌的学者堆里，格雷是个怪人，同事们的讽刺增强了他创作时的顾虑：“好像是一只鸟儿要在一个马蜂窝里孵蛋似的。”他极少的朋友圈中有他的同学霍拉斯·沃波尔，他在学院的主要竞争对手包括古怪的克利斯托弗·斯马特，斯马特曾经讲过：“格雷走路好像尿了裤子似的，看东西好像在嗅它似的。”可是，抒情诗人斯马特不只配做格雷的配角。斯马特的诗作怪逸飘忽，激情时断时续，深受贺拉斯和其他赞美诗的影响，形式上高度艺术化，其节奏感和宗教狂热突破了格雷恪守的传统，格雷在生活和写作中一样缩手缩脚。克利斯托弗斯·斯马特，基督学院的诗人和疯子，他的生命终结于剑桥大学的对面：在疯人院里，在罪孽的监狱里。
1787年一个阴郁的10月天，一位新生喜洋洋地住进圣约翰学院的宿舍里。他，“一位北方村民”，从湖区的丘陵地带来到最平坦的平原上，来到“一个阴暗角落”，第一大院厨房楼上的一个阴暗角落。如今他的“拮据小房间”被扩建成了会议室，名叫华兹华斯室。1791年，威廉·华兹华斯刚离开剑桥大学，柯勒律治就来到耶稣学院学习了。4年后他俩才相遇，并成了朋友，创造了英国的文学史。英国浪漫派的这对孪生兄弟，作为《抒情歌谣集》的作者早已被封为圣徒了，但他们在学业上却是失败者。柯勒律治提前退学了，没有参加毕业考试；华兹华斯“成绩平平”地通过了考试，而他的弟弟克利斯托弗却成了三一学院的院长。他俩都感到学院的规章制度束缚了他们的成长，每天去礼拜堂两次是难以忍受的义务。由于每犯一个错误就要罚两便士，柯勒律治总忘不了说：“我非常迷恋计划经济。”
剑桥大学对这些英国的浪漫主义者并无害处。国王学院礼拜堂和他自己的肖像激发华兹华斯创作了十四行诗，它们算不上是他的最佳作品。1847年，身为桂冠诗人的他所写的惟一一首应景诗—对阿尔伯特王子就任大学校长的颂歌，已经很苍白无力了，3年后华兹华斯就去世了。但《序曲》刻画了剑桥大学的一个特殊现象，全都是华兹华斯及一代代大学生的共同印象，期待、害怕、失望：“我是做梦者，一切都是梦。”他的诗篇的第六章有个美丽的标题—“剑桥大学和阿尔卑斯山”。事实上，是那些群山而非书籍让诗人首次睁开眼睛看到了幻想崇高的本性。《序曲》是英国浪漫派的一部重要作品，它是题献给柯勒律治的，在剑桥大学，他比安静的华兹华斯更受关注。在法国革命的影响下，柯勒律治于1793年春天加入了抗议学生们的队伍，他们在学院神圣的草地上焚烧了“自由和平等”的标语。柯勒律治及其朋友们的国王雅各布二世形象已经吓坏了托利派上层社会—长长的鬈发，格子长裤而不是齐膝短裤，头抹发粉。他在第一学年还因为一首描写奴隶交易的希腊颂歌赢得了一枚金奖，现在他和他的牛津朋友罗伯特·索锡一道，出版了一部关于罗伯斯皮尔的诗剧。但让大学当局更气恼的是，为了逃避他在剑桥大学的债务，柯勒律治逃出学院，去了一个龙骑兵团，使用西拉斯·托姆金·库姆巴赫的假名在那里登了记。从那里返回后，学校将他在学院里软禁了一个月，要求他翻译90页希腊文以示惩罚。至于柯勒律治想和索锡一道移民国外，去美国建立一个理想的居所，也就不奇怪了。
拜伦勋爵是剑桥大学浪漫派三杰中最年轻的一位，也是学院的民间英雄。柯勒律治和华兹华斯都是出身贫困市民阶层的助学金领取者，拜伦和他们不同，享受着贵族学生的特权。他身穿绣金长袍，坐在三一学院的教师餐桌旁用餐，有一驾四轮马车，还有穿号衣的仆人，而且，由于学院禁止养狗，他养了一头名叫布鲁因的性情温驯的熊。年轻的勋爵拿铁链牵着它散步，当有人问他准备拿这只熊怎么办时，他回答说：“它应该取得大学执教资格。”他又告诉他的导师，他既不喜欢数学也不打算“迷失在玄学的迷宫里”。毫无疑问，拜伦成了一代代古怪大学生的榜样。
剑桥大学的特点是“没完没了的消遣实在单调乏味”，拜伦于1807年写道：“噢，除了爱情、诗歌和给自己树敌，别的什么事也不做，这是多么的痛苦。”他给人的印象好像是在那里主要是学习拳击和击剑，献身于赌博、狩猎、游泳和那些带给他淋病的欢乐。不过拜伦不像他的诗集《闲暇的时刻》所暗示的那样闲散。在贵族的懒散面具后面隐藏着一位雄心勃勃的大学生，他翻译维吉尔的作品，写了一部长篇叙事诗，18岁就出版了他的第一部诗集，《易逝篇》（1806年）。这些早期的抒情诗模仿蒲柏等诗人，诗作保守又轻佻，透露出那种忧伤的人世悲哀，它已成为拜伦的标志。几年后，于1814年，当他再返剑桥大学时，人们在议院里以热烈的掌声欢迎他归来。这次回来的可是闻名全欧洲的《恰尔德·哈罗尔德游记》的作者，浪漫主义者及其痛苦的长诗，海涅形神兼似地将它译成了德文。这就是拜伦的大理石像上手捧的那本书，雕像立在三一学院图书馆里的纪念碑底座上。
拜伦说，在剑桥大学，“也许度过了我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光”。这些最幸福的时光很大一部分来自学院时一位15岁的唱诗班男孩，约翰·埃德勒斯顿。据他所写，他和拜伦保持着“一种强烈而纯洁的激情”。正如在学院的男人世界里，同性关系形成了一股自然的潜流（此类关系在后来的女子学院里一点也不减少），拥有一个唱诗班的男朋友是三一学院的传统。这个男孩早逝后，拜伦创作了挽诗《致赛沙》献给他。但另一段友谊更加有名，它始于同一所学院，结束于打动了维多利亚时代英国的一篇对死亡的控诉。
1828年，艾尔弗雷德·丁尼生，一位近视的、蓄着长发、有点害羞的三一学院的大学生，认识了一位更年轻的同学，很快就爱上了他，甚过了爱他养在房间里的蛇。阿瑟·亨利·哈兰，极有语言天赋，能言善辩，和丁尼生一样崇拜浪漫派诗人，他俩都是使徒俱乐部的成员，他们一起旅游，在剑桥生活得很幸福。1833年，22岁的哈兰猝然逝去，深深打击了丁尼生。同年，丁尼生动笔创作《悼念A。H。H》，一部抒情的悼亡作品，最后写成132首诗，这是英国文学中最长的挽诗之一，艾略特称它为“一部绝望的作品，一种宗教式的绝望”。士兵和寡妇们在这些诗篇里获得安慰，维多利亚女王在阿尔伯特亲王去世后也从中获得了安慰。该书于1850年出版，坦尼森和他的前辈华兹华斯一样被封为桂冠诗人，1884年他被晋升进贵族阶层。
今天还要读洛德·丁尼森的作品？一定要读，他是位催眠大师和音调大师，是那个时代给人慰藉的代表性声音。你只要读读他最美的诗篇之一《提托努斯》就行了，早在学生时代，在他1831年没参加考试离开剑桥大学之前，他就开始创作这一诗篇了。《提托努斯》是一个由于众神赐给了他永生、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