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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庭上接受审判的慕绥新已失去往日神话般的光环每一次噩梦醒来，慕绥新既相信又不敢相信。现在只有平晓芳给予他的一切都是真的。他们相差24岁，人家是研究生、是美女、是书香门第，不图他的地位、名声、金钱，凭什么非嫁给他一个近60岁的老头子？他埋在心里一直没有说。
1998年，慕绥新把平晓芳调到大连后，由于工作忙慕绥新不能天天守着她。而她一个人在大连呆得很闷，希望调到沈阳工作，守候在慕绥新身边。因为当时他们还处于“偷吃禁果”的地下保密阶段，慕绥新怕社会影响没有同意。她就和慕绥新赌气，准备靠自己的力量调到沈阳去。为此，她首先想到了1997年在鞍山时，认识的一个沈阳朋友“安老板”。当时那个安老板在鞍山干装修，对她很热心很上心，也非常仗义。有一天，她只念叨挺闷的想出国玩玩，那个安老板立即就去办出国手续，陪她去韩国玩了两天，一起去散了心。当然一切费用——飞机票、住宿、游玩、购物都是那个安老板包下的。回来时又在香港逗留一天，安老板还给她买了两件衣服，一件是达克思外衣，一件是时髦的围脖，还有一些她非常喜欢的小玩意。
她现在虽然有了这种特殊身份，但并不影响她与安老板还是好朋友。她坚信自己求到安老板门下，那位安老板一定会热心帮忙的。况且，她真想在沈阳开办一个服装公司，把名字都已经起好了，因为她与慕绥新都属羊的，她就起名叫“丹羊实业公司”，“丹”与“单”谐音，预示她要不依靠慕绥新，单独做生意。
也许是年龄相仿（安老板也是60年代初出生的），他们共同语言多；也许异性相吸，安老板年轻气盛出手很阔，对白领女人有一定的吸引力。他们的交往引起了慕绥新的注意，最后慕绥新不得不投降了，乖乖地把她调到沈阳某证券公司。
“八面人”慕绥新魂归何处（2）
安老板对平晓芳的热度有增无减，服务几乎是全方位的。比如1999年春节前，安老板主动地给平晓芳母亲的住宅全部装修了，当然没有要一分钱装修费。2000年3月她的弟弟想到外国读书，那个安老板就帮助办了。当然，她的弟弟也吃住在安老板在韩国的办事处里，所需要的学杂费，也是那个安老板交的，后来她的妹妹想到北京电影学院进修，还是那个安老板帮助金钱铺路进去的。
婚后，她想玩玩小轿车，一个电话打给安老板说想借部车。安老板不到一个月，就把一辆崭新的欧宝车开到她的眼前。后来她才知道，安老板是以她的名义，花了30多万买的新车，她在大连托人办牌照办了手续。慕绥新知道后非常不满意，坚决不让她要，最后她只好把车退给安老板。
安老板也许项庄舞剑，意在沛公。他讨好平晓芳有更深的含义，那就是为了打通慕绥新的关节。1999年5月安老板送给慕绥新5万元人民币，要求承揽辽宁友谊宾馆15号楼装修工程；1999年友谊宾馆15号楼装修改造工程招标时，慕绥新对该宾馆副总经理讲，让安老板所在的沈阳某工程公司承揽该工程；1999年底，又是慕绥新批示让商业银行给该集团贷款800万元；2000年2月，沈阳商业银行又给他们公司贷款800万元。
2000年9月，安老板为了感谢慕绥新，听说慕绥新病了，到北京301医院看望慕绥新时送去了3万元。
2000年初冬，还是这个安老板又闯到空军大院平晓芳的住处，拿出一件黑色长款的貂皮大衣送给平晓芳。而平晓芳根本不缺貂皮大衣，她一共有4件，她平时穿的黑色短款貂皮大衣是自己买的；那件戴帽子黑色长款貂皮大衣，是她和慕绥新结婚后在沈阳通过熟人打折买的；还有那个最新款式的短款墨绿貂皮大衣是刘宝印妻子袁晶送的。
当平晓芳把安老板送来的大衣穿上给慕绥新看时，慕绥新脸上顿时不好看了：“你穿这件大衣像黑乌鸦，不好看，你别穿。”
其实平晓芳明白慕绥新不是反感黑色，而是反感那个安老板，所以一直没有再穿这件貂皮大衣。
在最后的时刻，慕绥新还在坚守着他的“灵魂阵地”，那就是专案组在调查核实他与马向东、刘涌的关系时，他却出人意外地坚守着三个问题，决不后退半步，尽管这已不涉及是不是受到更严厉的惩处。
其一，他坚决不愿意与黑社会为伍，充当黑社会的保护伞。也许他看到了腐败权力场中，通过无性繁殖方式，实现权力与资本高速双扩张，进而成为极具社会破坏性的黑恶势力的极大危险性；也许他熟悉“权力＋资本”是高官常见的非法敛财方式，即： 权力或者资本的一方拥有者，通过与另一方的秘密合作、交换，来实现自身原有资源的迅速扩张与增值。沈阳刘涌和慕马案中落马的官员，厦门远华走私案中的腐败高官和行贿奸商等，莫不如此。权力加资本再加社会黑恶势力的高度集中，正是他们和他们的关系网不断做大、做强的秘诀。而我国部分高官腐败分子已经完成了原始积累，权力与资本的同体化加黑帮化，应是这种原始积累完成的一个重要特征。官员不得经商，资本不得化为政治，这是防止权力资本一体化必须恪守的底线。然而，红顶商人和商人红顶现象，并不仅仅是东北独特的现象。官员通过亲友曲线经商的现象屡禁不止，部分政协委员、人大代表身份在一些地方的商品化趋势，买官卖官现象在一些地方的蔓延等等，都在催生着新的慕绥新、马向东出现。因此，在专案组核实他是否收了刘涌的钱时，不知是因为涉及到黑社会，他坚决予以否认。其实在法律层面上讲，当时多一笔、少一笔，对于他来说已经无关紧要了，也没有什么意义了。后来我也问了王立军，他在刘涌最后的岁月，曾经有过对话。王立军也说刘涌最后没有坚持说给慕绥新钱这件事。慕绥新在2001年4月15日中纪委的调查笔录上，非常气愤地写道： 沈阳盛传刘涌通过郭秘书给我十几万美金。这件事是有人在暗地里做文章，这跟沈阳的政治气候有关系。还说我去刘涌在太原街的工地视察过，这纯粹是无中生有，我从来没有到刘涌的工地去过。刘涌的工地在哪里，我说不清楚，这一点可以问我身边的工作人员。至于说我给刘涌题字“让沈阳的小吃火起来”这句话是我1997年题给沈阳市饮服公司的，根本不是题给刘涌的。关于在沈阳打黑这件事，早在2000年春节，我就做过批示，同意市公安局打击黑社会势力的。当时公安局打刘涌实际上是打我。刘涌的案子，我希望组织上认真查一下。说刘涌给我拿十几万美元的人，本身也是有问题的。
“八面人”慕绥新魂归何处（3）
笔录形成后，慕绥新认真地看了笔录，然后又用钢笔添了一行字： 刘涌有此口供，应查刘涌及有关人员。才签上慕绥新三个字。
当然，最后我看到的慕绥新的法律判决书，在他长长的受贿名单中，也没有发现刘涌的名字。这不外乎两种情况，一是当事人坚决不承认，又没有其他旁证，没有办法落实；二是他真的没有接受刘涌的受贿。
其二，他坚决不屑于与马向东为伍，在专案组的笔录中还火烧张国光，以表示坚决与他们划清界限。换句话说他承认自己是腐败分子，但是与张国光、马向东不是一伙的。并把省长张国光在马向东案件中扮演的不光彩角色，暴露在专案组眼前。这一点给所有的专案组成员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为他第一次与专案组谈话，讲的全是马向东问题，还不时地烧到了张国光。慕绥新说他1995在省里当省长助理时，就认识马向东。１９97年到市里后，双方合作得也较好，马向东要到中央党校学习，慕绥新考虑到他个人前途，同意他去了，而且对马向东的分工也没有调整；１９98年市里调整班子，省里准备派个常务副市长，张国光省长也对慕绥新吹了风，认为马向东不错，慕绥新坚决同意马向东当常务副市长；在这段期间，慕绥新承认他对马向东的事情有所耳闻，市里许多老干部也提出过意见。慕绥新说：我与张国光省长讲过，国光省长做过我的工作。所以马向东出问题他是有责任的。马向东案件以后，中纪委到沈阳办案，很多人劝我不要查办马向东案件。但我认为马案是中央查办的，我要和中央保持一致。以后，马向东的爱人章亚非找我，提出要我帮助承担12万美元的事情，来救马向东。我没有答应。当时我们谈得很不愉快。以后，我感觉章亚非采取了一些措施，到中央、中纪委告我。我讲这些就想说不是我在整马向东。省里市里一些同志认为是我整马向东，我也无从解释。2000年新年时，国光省长曾对我说“马向东案件不要搞了”。继而，他又讲了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