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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当时的三军参谋长或是两位总统，都不是没有意识到他们正在进行政治冒险，但他们都同样确信美国的政治气质和利益要求他们一举打倒破坏和平的暴徒，让美国士兵和水兵重返家园。这种信念在美国的传统和思维习惯中是如此地根深蒂固，以致于无法使人相信还有任何其它政策在政治上是切实可行的。罗斯福先生和杜鲁门先生不得不使自己确信，而且显然他们已经确信了，这种政治上超脱的政策和他们建立一个有效的联合国组织这一政治目的是可以一致起来的。
美国的看法占了上风，因为在战争的这个阶段，美国在西方联盟中的份量已经占压倒优势。英国的动员、生产和军事力量到1943年达到了顶峰。翌年春天，也就是横渡海峡进攻时，英美两国所部署的部队大致不相上下。此后，英国人在军事上的贡献保持原来水平，或有所下降，而美国的军事贡献则有增无已。到1945年，美国所能投入战略决策天平上的砝码已经是决定性的了。
进攻日本本土的决策说明，在上述条件下所作出的决策可能产生何等重大的影响。美国人战胜日本的军事计划，从1943年制定计划开始就包含着一项准备工作，即在战胜德国之后，从欧洲抽调部队进攻日本本土。计划者们希望说服苏联从中国大陆上打击日本军队，以此减轻美国的负担。当1943年10月和稍后11月的德黑兰会议上，斯大林表示同意这样做的时候，美国计划者们才松了一口气，并且感到欣慰。1944年，随着“霸王”行动的开始和顺利进展，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现在可以更有把握地估计，德国投降之后，他们将有多少部队可以部署到太平洋，这时他们专心致志地制定了一项战略计划，以便收拾日本。他们确信进攻日本将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将是一场持久而流血的作战，因此，他们非常重视斯大林的合作。
1944年年底以前，太平洋形势大好：我们已到达可以轰炸东京的距离之内；海军已经把日本舰队打瘫痪了，并且切断了日本的所有补给线；麦克阿瑟比原定计划提前踏上菲律宾海岸。但是，我们的战略家们仍然无法确信他们可以避免一场将以美国人的生命作可怕代价的进攻。因此，在1945年雅尔塔会议上，当斯大林再次肯定他的诺言，并且明确了日期和计划时，美国三军参谋长们对这一保证表示欢迎。但是，在雅尔塔，斯大林也提出了应由中国付出代价的政治条件。这就令人不安地背离了三个盟国在欧洲所遵循的原则：把政治义务推迟到轴心国无条件投降实现以后。罗斯福先生接受他的军事顾问们的判断同时，答应付给斯大林所要求的代价。
此后不久，事情变得很明显，斯大林不顾盟国的抗议，一心要在欧洲和东方胜利之前巩固他的政治地位。两位美国总统为了决定是否听从邱吉尔先生日益紧迫的恳求并对斯大林采取强硬立场，不仅要衡量他们会拿联合国的成功去冒多大的风险，还要衡量他们的陆军参谋长和包括麦克阿瑟将军在内的司令官们的如下意见：为了减轻进攻日本时克服疯狂保卫其本土的日本人的顽抗可能付出的重大代价，需要俄国出兵相助。1945年春，斯大林到处伸手已变得如此明显而难以对付，同时，用封锁和轰炸打败日本的前景是如此乐观，以致在参谋长联席会议中，利希海军上将和金海军上将都放弃了需要苏联援助的看法。但是，马歇尔将军和陆军的看法占了上风，他们认为进攻日本本土是必要的，只要有苏联的援助，进攻就可能是有效的，美国的伤亡也不会大到难以忍受的程度。总统在同邱吉尔和斯大林打交道时，是按照参谋长联席会议对这个问题的意见行事的。于是，一个完全建立在军事考虑上的战略再次占了上风。
以上的论述并不是为了反映二次大战中盟国战略的全貌，比如，中… 缅… 印战区盟军的战略就没有包括在内，尽管这项战略可以最突出地表明那是多么的复杂和曲折，而且这个问题同英美两国根据不同政治利益制定的战略纠缠到一起，再加上美国投入的兵力不足以保证其目标的实现，从而加剧了问题的复杂性和曲折性。但是，主要战区的战略决策可以有力地支持关于西方盟国大见成效的战略的某些一般定理。现在，一位历史学家（ 本书作者） 有理由指出这些定理。
最突出的一点，是在指导英美战略的各项决策中军事考虑总是占上风。它们在激烈的辩论中占上风，是因为在彻底打败几个敌人的强大同盟这一既定目标之下，严格的军事考虑看来也许是唯一的基础，在这一基础上具有不同政治利益的联盟在实现其宏伟目标之前可以团结到一起。还可以进一步看出，美国集中力量夺取军事胜利的决心，加上它在西方联盟中日益增长的军事份量，也是促使这种观点占上风的原因。
可以提出的第二点看法是第一点看法的另一面和必然结果，那就是：如果说在盟国战略决心中，政治考虑只起到消极的作用，那是因为（ 如果说没有其它原因）盟国对二次大战的战略指导是这样一个典范的模式——以军事实力实现战略制定者为自己规定的艰巨目标的模式。
第二章 英美两国的战略分歧有多大
一般认为，二次大战中的英美联盟是历史上两个大国在战争中能够建立的最亲密、最有效的伙伴关系。他们的战略是从连续不断的一系列协议演变而来的；这些协议事关他们在不同阶段面临的形势下，为了最大限度地夺取军事优势而协调下一步需要采取或者希望采取的行动。但是，这些协议总是伴随着分歧。分歧的核心是盟国横渡海峡的进攻。美国参战后的六个月中，这场分歧就爆发了，一直持续到1944年8 月进攻法国之战胜利在望的时候。这场分歧之激烈，有时看来行将危及英美联盟，而且至今仍在二次大战的历史著作和回忆录中继续打笔墨官司。
理查德·M ·莱顿博士最近根据他对美国陆军二次大战史后勤和战略的研究所写的论著中，唤起了对这场分歧的注意。他的结论是，挑起分歧的假设，特别是美国人的假设是没有根据的，而且英国人怀疑美国的动机和企图，比美国人怀疑英国人的动机和企图更有充分的理由。简言之，他批驳了在美国关于战时盟国战略的想法中已成为老一套的那种说法。
按照这种说法，美英两国之间在作出决策之前的激烈辩论，来自两种互相对立的战略概念。美国人相信尽可能早地把力量集中于一个决定性的地点，对敌人的腹腔实施打击。英国人则相信正确的战略是：从外围包围圈积极而更谨慎的行动（ 海上力量和俄国人的抵抗使盟国能够从外围逼近轴心国控制下的欧洲） ；为俄国人提供补给使之继续战斗；以炸弹破坏并烧毁德国和意大利的城市；鼓励和武装被占领国的抵抗力量；只要有机会就从包围圈出击，不断紧缩包围圈，直到把敌人困锁和消耗到如此地步，以致于最后的攻势只需要实施致命的一击。
谈到这个问题时，美国作者们一致地把“霸王”行动（1944 年发动的大规模横渡英吉利海峡的进攻） 说成是美国观点对英国观点的胜利。他们坚持说，尽管英国原则上一再表示接受一次决定性的强大进攻，但是他们尽最大努力回避或推迟其执行；坚持说邱吉尔先生既然说服了罗斯福先生把我国部队的主力于1942年11月投入地中海，于是英国人一心要把这些部队无限期地保留在那里；坚持说美国人仅仅由于固执的争辩和压力，加上斯大林在德黑兰会议上的决定性支持，才最终得以把盟国战略拉回正确的轨道。其结果是，英国人进一步地表示某些勉强之后，支持横渡海峡向德国腹地进攻，并取得了辉煌胜利。在美国的著作中，一般都把这一点说成是美国正确战略方针的胜利，这一战略方针是强加到不乐意接受的英国人头上的。
莱顿博士尖锐地批驳了如下看法：英国人力图回避1944年横渡海峡的进攻，仅仅是在美国的压力下才支持这次进攻的。除了美国人的怀疑以外，他找不到这种回避的证据。他的结论是，确定英美战略方针的一系列协议是受种种实际考虑所支配的，其中在1942…1943 年，最紧迫的是获得必不可少的军事资源。两个盟国不得不根据这些实际要求来调整他们的路线、利益和愿望。到头来，他们所遵循的路线与其说符合1942年3 月以后美国人一贯表示满意的战略方针，不如说更加符合英国人稳健的战略方针。
基本原则和加快速度的建议
莱顿博士提醒我们，紧随着珍珠港事件把美国卷入战争，英美两个盟国原则上同意它们将要遵循的战略。它们在所谓的“阿卡迪亚”会议上达成了这项协议；这次会议是在珍珠港事件后立即召开的，它把邱吉尔先生、罗斯福先生以及英美两国参谋长们聚集到了华盛顿。会议同意的战略如下：
1 ．首先打败德国，同时遏制日本。
2 ．在轴心国占领的地区外围形成一道包围圈，借以消耗敌人的力量，一旦盟国的资源允许，即紧缩包围圈。
3 ．准备采取的手段：海上封锁；全力支援俄国人；战略轰炸；加紧扶植纳粹占领国的抵抗力量；在可以有效地使用当地占优势的盟国部队，特别是在装甲方面占优势的盟国部队的那些地点，以机动部队实施有限进攻——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实施最后的致命打击。
当时看来不可能设想一项进攻德国腹地的计划，也没有制定这样一项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