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历史误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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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的历史误读- 第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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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桓在性命攸关之时,不再坚持真理,一味地给皇上叩头,叩得血流满面,再加上众臣劝说,皇帝消了怒气。桓的命是保住了,但降级处分是免不了的了:贬为六安(今安徽六安)郡丞(相当于一个地级市的市长助理),一下子从朝臣(正部)贬到地方官(勉强副厅级)。
  出尔反尔是至高无上的特权
  这个打击是难以承受的,况且他桓谭根本就没说错什么--图谶根本就不是儒家经典吗!怎么成了“诽谤圣贤”呢?不知道是心理难受之故,还是头伤感染(如破伤风),桓谭死在赴任的途中。
  桓本该接受教训,在那篇建议奏章被冷落之后,就该不说话了。甚至说,连这篇奏章都不该写,因为此前他还上奏过,讨论建立公平统一的司法体系问题,针对的也是用谶文判案的现象。结果是“书奏,不省”--皇上没搭理他这一套。
  事实上,刘秀对言论也不是一概反对的,对那些能够迎合他内心需求的貌信忠耿的议论不仅欣然接受,而且还对建议人给予后赏。(--刘秀是个过日子的皇帝,除了对宗室赏赐较大方外,对臣下则是“酬赏少薄”。此者,已见于史书。)
  就在处分桓谭的那一年的前三年(建武二十八年,公元52年),刘秀厚赏了张佚(还有桓荣,与醒谭无血缘关系)。建武二十八年秋天,讨论给太子刘庄选老师的事情。刘秀内心不想让太子的舅舅当选,因为不久前灭亡的西汉就是因为重用外戚才使国祚中断的,出了王莽。但大多数官员还是按老套子说:“太子的舅父阴识可胜任。”
  博士(相当于社科院有官职如“副部级待遇”的高级专家)张佚脸色凝重地说:“如果为了阴家的利益而立太子,那么可以任命阴识;如果为国家利益,就应选天下贤才。”
  刘秀暗中高兴,也郑重其事地说:“设师傅的目的在于辅导太子,今天博士能匡正我,何况对太子呢?”于是任命张佚为太子太傅,博士桓荣为少傅,赏赐给他们帷车、马匹。桓荣无形之中升职受赏,高兴不已,召集全体门生,陈列受赐的车马及印信、绶带,鼓励学生们说:“今天所受赏赐,全是靠我对古书的精通,你们也当努力学习,争此殊荣呀!”
  桓荣确在立太子师一事上虽没直接建议,可他对待皇帝的态度确实比后来的桓谭高明得多。桓谭只知一味抗争,而桓荣却知曲意迎逢。有一次,博士职位出现一个空缺,刘秀打算任用他。他叩头回谢:“我不行,不如我的同学彭闳、皋弘。”刘秀见他谦虚,不仅坚决任命他为博士,还应他的二位同学升为议郎。再后来的故事更说明桓荣确有独到之处。刘秀曾赐给众博士奇果,受赐的人都匆忙把果子揣到怀里,唯有桓荣双手捧接并拜谢。刘秀很高兴,指着桓荣对大家说:“此真儒生也!”
  二哥何以幸福
  家有良田千顷不如薄艺在身
  从写高俅的发迹史来看,《水浒传》对一些关键人物的历史还是比较忠实的,特别是写高俅,更是剪添得当,使这位“伟人”的跃然纸上。
  当然这只是一家之言,也由于我们过分抱守历史之思维所致。文学作品毕竟不是历史。
  史载:高俅生年不详,卒于靖康初(1126年)。市井出身。初为苏轼小史,工笔札,后事枢密都承旨王晋卿。因善蹴鞠,为端王赵佶所宠信,赵佶即位,不次迁拜,二十年间遍三衙,至殿前都指挥使、开府仅同三司,父兄子侄皆贵,而军政废驰。
  何谓“不次迁拜”,就是不按秩序提拔。用现在的话来说,赵佶“大胆使用优秀的年轻干部”,有点问题也不要紧;再往前三十多年的流行政治术语套,称为“火箭干部”,言外之意直线上升或一步登天。
  高俅受到苏轼与王晋卿的赏识,说明他还是有些才干的。比如工笔札。就是字写得好,拟个短函什么的也言简意赅。市井出身,没什么学历文凭,又没父祖关系,能在小史的位子上呆住就不错了。但高俅对生活充满了信心,通过在大官僚身边的学习,学得不少办事经验。恐怕这是宋江那样的基层小吏,吴用那类的乡村文人一辈子都学不到的。
  《水浒传》似乎有意加大高俅的卑微出身与偶得高位的对比度,在第二回说到:
  且说东京开封府汴梁宣武军,一个浮浪破落子弟,姓高,排行第二,自小不成家业,只好刺枪使棒,最是踢得好脚气毬。后来发迹,便将气毬那字去了毛旁,添作立人,便改作姓高名俅。这人吹弹歌舞,刺使棒,相扑顽耍,颇能诗书词赋;若论仁仪礼; 位行忠良,却是不会。只在东京城外帮闲。因帮了一个生铁王员外儿子使钱,每日三瓦两舍,风花雪月,被他父亲开封府里告了一纸文状。府尹把高俅断了四十脊杖,迭配出界。
  这个人生挫折,至少说明两点:一,自学成才(如“能诗书词赋),却换不官来,落个帮闲的下等人,也是社会不公;二是,东京城里稍微有点门面的人都不喜欢这类人。
  聪明的高俅在经挫折后,无心悔改,他看透了——要在社会上混出个人摸人样来,就是投机。《水浒传》也有意增加高俅寻求机会的难度,说先从开赌坊的柳世权处,被介绍到开药铺的董将士家,董将士又将他转介到苏学士苏轼那里去。
  要是脸皮薄的人,早经不住了,可高俅是个心理素质极好的人,反而在得了董将士的书信后,万分喜悦。书中写道:“高俅大喜,谢了董将士。”
  用现代成功学术语来说,高俅具备高效成功人士的最基本素质:乐观地看待生活。从开赌坊的闲汉到作大官的学士,他都愿接触。称得上“黑白两道”了!
  这样的人要没升迁的机会,才怪的呢。人在社会上都要投机,投机作为寻找个人出路的手段也无可厚非。我记得一位著名经济学家写过一篇文章,说:在大学里那些没学术成就的人都愿当官,任个系主任、副主任什么,为的是与有学术成就的人找平。
  高俅虽谈不上肚里锦绣,手中文章,但总比一般的小史(下级文人)有才干,脑子也活络。一句话,绝不穷酸。
  踢球在当时已经流行了三百多年了,也算一件民族魂宝了。据史书记载,早在黄帝时就有了。较远的考证太繁琐了,只看唐代的情况就知道了。
  唐朝变化了古代的蹴鞠为蹴球,还设置了进球的网子,接近了现代足球。把一种原为战阵训练的活动,改造成了纯粹的体育活动。
  宋沿唐制,几无变化。唐代的踢球技巧已经十分精湛。《西游记》的素材取自唐朝僧人取经的史实,虽为鬼怪场景,便生活底蕴却不离唐人真况写踢球时,有拿头、张泛、出墙花、大过海等身段与技法十分贴切。《西游记》中的踢球写得十分精彩,大概较真实地复现了唐代的情形,第七十二回《盘丝洞七情迷本,濯垢泉八戒忘形》写道:“长老没计奈何,也带了几分不是,趋步上桥。又走了几步,只见那茅屋里有一座木香亭子,亭子下又有三个女子在那里踢气球哩。你看那三个女子,比那四个又生得不同。但见那:“飘扬翠袖,摇拽缃裙,飘扬翠袖,低笼着玉笋纤纤;摇拽缃裙半露出金莲窄窄。形容体势十分全,动静脚跟千样踢。拿头过论有高低,张泛送来真又楷。转向踢个出墙花,退步翻成大过海。轻拉一团泥,单枪急对捌。明珠上佛头,实捏手尖。窄转偏会拿,卧鱼将脚歪。平腰折膝蹲,扭项翘跟踢。板凳能喧泛,披肩甚脱洒。绞裆任往来锁项随摇摆。踢的是黄河水倒流,金鱼滩上买。那个错认是头儿,这个转身就打拐。端然捧上臁,周正失来揪。提跟潠草鞋,倒插回头采。退步泛肩妆,钩儿只一歹。版篓下来长,便把夺门揣。踢到美心时,佳人齐喝彩。一个个汗流粉腻透罗裳,兴懒情疏叫方海。”
  高俅在未发迹之前有的是时间,故练成招招绝活儿也不为怪。
  《水浒传》第二回写道:
  也是高俅合当发迹,时运倒来,那个气球腾地起来,端王接不着,向人丛里直滚到高俅身边。那高俅见气球来了,也是一时的胆量,使了个鸳鸯拐,踢还端王。端王见了大喜……
  二哥何以幸福
  技艺好不等于人品好
  按着《水浒传》的思路,端王和高俅这一踢一接就等于把北宋江山玩坏了。此喻未免过分。但是,在另一端却如《圣经》格言所说的那样:“恶人在世上兴起,道德便开始下沉。”
  高俅当了大官,一下子把品质中不好的一面全暴露出来了。
  投机、取得成功的渴望,造成了高俅的良好的心理素质,或者说两者互相推进。但再好的心理素质也有它脆弱的地方,一旦这脆弱的地方让权力给放大了,那就有了“丧心病狂,生于极热”的味道了。
  “别看我是个踢球的出身。而今官位在此,不尊敬是不行的!”——这是二哥的最强烈的潜意识。
  正如飞来的球改变了二哥的个人命运一样,未到的病员也改变了大宋的命运。
  王进,王升的儿子。王升正是二哥的仇人。
  高俅喝道:“这厮!你爷是街市上使花枪棒卖药的,你省的甚么武艺!…”
  王进受了高俅一番辱骂后,自叹倒霉了:“俺道是什么高殿帅,却是原来东亦帮闲的圆社高二。比先时曾学使棒,被我父亲一棒打翻,三四个月将息,有此之仇。…”
  二哥幸福地享受着权力带来的快感,王进则陷入了恐惧与无奈之中。
  走吧,只有走这条路子!出走的结果,无意间让一位英雄即史进又添了一身本领。
  高俅要是只限于报复王升就算了,可他尽还在可能地扩大幸福的范围。让儿子,尽管是过继来的儿子,也过上幸福生活,而且不择手段地达到幸福的目的。
  这几乎是小人得志的一个统一模式。有了权,谁不让七姑八姨都沾上光?!要不“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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