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12月12日19时半，中革军委发出《关于我军十三日西进的部署》的“万万火急”电，体现了通道会议的主要精神。12月13日，在渠水河畔牙屯堡的一个周家祠堂里，周恩来亲自召集红一军团一师三团的负责人开会，传达通道会议精神，布置夺取黎平的任务。
只进行了一天的通道会议虽然被李德讽刺为“飞行会议”，但却意味深长。这是从第五次反“围剿”开始以来，毛泽东第一次在中央有了发言权，而且他的发言第一次得到中央多数同志甚至包括博古同志的赞同。这个“第一次”至关重要，它使中央的战略决策开始发生转变。
湘江之战以后，李德、博古处于被动地位，只有周恩来有权决定召开通道会议。周恩来在会上支持毛泽东及许多同志的正确主张，表明最高“三人团”开始分化，中央政治局趋于团结，开始改变最高“三人团”处理一切的不正常状态。正像陈云在传达遵义会议精神时所概括的：“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召集，是基于湘南及通道的各种争论而由黎平政治局会议所决定的。”遵义会议是党的历史上生死攸关的转折点，而通道和黎平会议则是转折点前的里程碑。
根据通道会议的决定，中央红军开始西进贵州。贵州曾是古夜郎国的土地，红军长征时那里是几个军阀割据的局面。贵州省主席兼国民党第二十五军军长王家烈虽统揽兵权，却很难调动其他派系的部队。中央红军开始长征时，蒋介石即命令贵州军阀择要堵截。王家烈接电后心烦意乱，他既感到自己力量单薄，不是红军的对手，阻挡不了红军的前进；又害怕蒋介石乘机排除异己，攫取贵州。冥思苦想后，他下了决心：“在当时形势下，我决定执行蒋介石的命令，一面尽力给红军以打击，使其早日离开黔境；一面相机同两广联系，保存实力，以图生存”。于是，他调兵至黔东设防，但黔军的确不堪一击。
第二章 欲挽狂澜转变行军方向的三次会议（二）
12月15日，红一军团一师三团一举攻占黎平，守敌周芳仁旅第七团和榕江、黎平、永从等民团慌忙逃窜。这一来，把蒋介石部署在湘西的重兵置于无用之地，中央红军自长征以来第一次获得数天休整时间。
因在前线而没有参加通道会议的陈云，此时建议周恩来“到了算一算账的时候了”。
黎平县城里有一座高耸的德国路德式教堂，中革军委总部就设在这座洋教堂里。12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这里召开，开始清算“左”倾错误，史称“黎平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政治局委员博古、周恩来、毛泽东、张闻天、朱德、陈云，政治局候补委员王稼祥、刘少奇，还有总政治部代主任李富春和列席的军团指挥员。李德自称“因为发高烧没有出席”，但据查周恩来在1940年共产国际监委会审查李德会上的发言，肯定李德参加了会议并与毛泽东等争论。
会上讨论战略方针问题，争论非常激烈。李德不顾敌人重兵仍在湘西的情况，坚持由黔东北上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创造新根据地的方针。毛泽东坚决反对李德的主张，明确提议红军继续向贵州西北部进军，夺取遵义，在川黔边建立新根据地。他严厉地谴责李德、博古把军队弄得不像一支革命军队，部队脱离了群众，已经成了一群没有根基的乌合之众；他还批评没有把转移途中的真实情况告诉红军指战员，他们的意见也得不到考虑。毛泽东的发言摆事实，讲道理，循循善诱，使绝大多数政治局成员接受了他的主张。主持会议的周恩来决定采纳毛泽东的意见，公开批评了李德。
会议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否定了博古、李德坚持北上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错误方针，肯定了毛泽东改变进军方向的主张，确立了新的战略方针。《决定》指出：“鉴于目前所形成之情况，政治局认为过去在湘西创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决定在目前已经是不可能的，并且是不适宜的。”“政治局认为新的根据地区应该是川黔边区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在不利的条件下应该转移至遵义西北地区”。
黎平会议以中央政治局的集体决定否定了最高“三人团”的专断，端正了中央红军的战略方向，是中央红军长征以来的重大战略转折。黎平会议的决定主要是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和主张写出的，说明毛泽东已经开始主宰党和红军的命运。政治局的多数同志继张闻天、王稼祥、周恩来之后，纷纷向毛泽东靠拢，这就为遵义会议的顺利召开奠定了思想基础。
由于黎平会议的决定深得党心军心，所以贯彻起来雷厉风行。红一军团由军团政委聂荣臻负责传达，当他传达到黎平会议改变了去湘西的决定，而去川黔边建立新根据地时，大家情不自禁地鼓起掌来。当传达到“在向遵义前进时野战军之动作，应坚决消灭阻拦我之黔敌部队，对蒋湘桂诸敌应力争避免大的战斗”时，干部们又会心地笑了：“因为大家感到毛泽东同志在中央根据地那一套‘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的克敌制胜的战法又回来了。”
黎平会议开得很成功，毛泽东非常高兴。其他中央领导人也因找到了正确方向而精神振奋，连博古也受到感染，他从湘江恶战的阴影中摆脱出来，一展愁容。
在离开黎平向黔北进军的途中，一天，红一师正在一个小镇子上休息。这时，随军委纵队前进的中央领导人也从这里通过。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博古、张闻天、王稼祥等到部队看望同志们。这一天，恰逢红一师司令部改善生活，宰了一口猪。红一师师长李聚奎向首长们汇报了部队的情况后，毛泽东等同志与红一师的指战员一起就餐。当炊事班长一下端上好几盆肉时，有的人高兴地喊道：“嗬，好久没吃肉了，今天可以饱饱嘴福了！”他们边吃边谈，欢声笑语不断。目睹此情此景的李聚奎说：“连半个月来愁眉不展、束手无策的博古同志，此时也活跃起来，说话很多。中央领导同志们如此兴高采烈，是我们长时间没有见过的。”
当中央领导吃完饭向门外走时，正巧李德进来，毛泽东有礼貌地说：“里面有饭，快去吃吧！”可是，部队里却把这句话传成“毛泽东说李德是饭桶”的笑话。尽管红一师领导觉得这样传不好，进行了纠正，但纠正不过来。李德本来就对黎平会议争论失败非常恼怒，听了这些传闻更是火冒三丈。博古虽同意改向前进，但并未最终放弃与红二、六军团会师的战略方针。
张闻天对此深感焦虑。他意识到，继续让李德、博古掌握军事指挥大权，错误指挥就很难避免。他开始考虑变换军事领导的问题。12月20日，军委纵队到达黄平。在一片茂密的桔林里，张闻天和王稼祥停下来休息。此时正值南方初冬季节，桔红的桔子挂满枝头。他们两人头靠头躺着，议论当前形势仍忧心忡忡。王稼祥问张闻天：“红军最后的目标到底在什么地方？”张闻天说：“还没有一个确定的目标。我看这仗这样打不是个办法，还是要请毛泽东同志出来，毛泽东打仗有办法，比我们强。”王稼祥连连点头说：“我也是这么想的。”
王稼祥当天晚上就将张闻天的想法打电话告诉彭德怀，然后又告诉毛泽东。这个想法在刘伯承等几位将领中一传，大家都赞成要开个会，让毛泽东出来指挥。
10天后，1935年1月1日，军委纵队到达瓮安县的猴场（今草塘），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再次就行动方针进行讨论。“左”倾领导人在会上提出：中央红军不过乌江，不要在川黔边地区建立革命根据地，而是回头与红二、六军团会合。毛泽东反对这些意见，指出红军应在川黔边地区迂回战斗，以便粉碎蒋介石的围追堵截，坚持北渡乌江向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前进，在川黔边建立新苏区根据地。与会多数同志赞成毛泽东的意见，再次否定了李德、博古的错误主张。会议作出《中央政治局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吸收了毛泽东同志的正确主张。《决定》还作了一条重要规定：“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报告。”在以后的行军路上，又停止了李德对红军的指挥。
从1934年12月中旬起，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等一起为挽救党和红军进行了积极的斗争，并一步一步地向胜利迈进。通道会议为战略方针的转变奠定了基础，黎平会议则实际上解决了当时最为紧迫的进军方向问题，实现了通道会议提出的“转兵”任务。这是湘江战役后，毛、张、王这个“中央队三人集团”对博古、李德等错误领导进行批评，开展争论的结果，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军事思想在长征途中取得的第一个重大的胜利。而张、王在黄平桔林的谈话则是变换军事领导的最初酝酿。猴场会议坚决执行了黎平会议决定的战略方针，巩固了黎平会议的胜利，并从组织上限制了最高“三人团”的最高指挥权，恢复了政治局的应有权力。所有这一切，成为遵义会议的前奏。
1934年的冬天是寒冷的，似乎凝聚了一年的痛苦和不幸。这一年对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来说，是十分凝重和惨烈的一年。但是，正如冬天过后是春天一样，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在经历了血与火的考验之后，即将重新占领中国革命的大舞台，扮演叱咤风云、指点江山的重要角色。
第三章 历史转折初到遵义，未雨绸缪（一）
猴场会议后，红军昼夜兼程，直扑乌江，眼盯遵义。
乌江是贵州省最大的一道河流。它从西南到东北斜贯贵州全省，也是黔北各线的一条天然屏障。
1935年1月3日，中央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