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东军还策划了“K号工作”的谋略计划，企图仿造苏联舰艇，袭击伯力的桥梁和江上设施。最终未能实行。
所谓“防谍”，对关东军来说，就是防范敌方（主要是苏联、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势力以间谍方式危害其安全及伪满的统治。这项工作称之为“秘密防御战”。其任务主要由关东军宪兵队负责，伪满保安局协助。
所谓“人员培养”，就是专门系统地培训间谍人员。“九·一八”事变后，关东军为加强间谍情报人员的力量，于1933年开始实行所谓“北满研究员制度”，派遣参谋军官到特务机关学习和研究谍报业务。诺门坎事件后，关东军为加强对苏情报业务，设立了俄语教育队（第345部队），分为普通科和高等科，后又增加补习科。主要培养掌握俄语的谍报人员。在专业技术培训方面，关东军为提高间谍工作的技术含量和机动能力，从1943年开始组建临时航空队（第377部队），主要培训远距离活动的间谍人员。这支部队被称为情报部骄子。但由于关东军在颓败局势下采取守势战略，不得不于1945年1月将其解散。另外情报部还于1943年建立了谍报和谋略人员的秘密培训基地——一面坡训练所（第322部队），下设一个谋略队和四个谍报班。1945年3月解散的临时航空队并归到一面坡训练所，使该部队成为最主要的间谍培训机构。最后与关东军一起败亡。情报部教育队（第471部队）是专门培训野战情报人员的机构，于1944年7月成立，下设三个中队和一个军官学员班，第2期学员未及毕业就遭至败亡。三关东军侵华“谋略”述要
关东军特务机关是日军最大的间谍谋略部队，人员最多时达4000余人。自1919年正式成立以来，作为关东军有力的“羽翼部队”，通过密如蛛网的间谍据点，以极其卑鄙和残忍的手段，犯下了滔天罪行。
第六部分：远东黑手——关东军特务机关侵华罪恶关东军特务机关述略（4）
“九·一八”事变前，关东军特务机关的重心是所谓“对满”工作，在关东军参谋部的指导下，主要通过奉天特务机关和日本顾问两个渠道，相互配合地展开阴谋侵略的特务活动。
1925年郭奉战争期间，当郭松龄举兵进逼奉天，张作霖政权岌岌可危之时，关东军为维护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的利益，认为必须“扶张抑郭”，遂派参谋长斋藤前往奉天，通过张作霖的顾问町野武马与张密商，斋藤表示，关东军全力支持张作霖政权，要求张出卖东北权益。参见常城《张作霖》，辽宁人民出版社，1980，第145页。正是由于关东军的武力支持，才使得张作霖政权起死回生。
1927年东方会议后，日本帝国主义展开了侵略扩张的新攻势。关东军作为侵华急先锋，积极策划侵略东北的阴谋，制造了皇姑屯事件。在这一过程中，特务机关是积极参与者。其一，所谓“南方便衣队”就是通过特务机关找来的，企图混淆视听、嫁祸于人。事发后，特务机关长秦真次为其遮掩，反而增加了人们的怀疑。其二，事件发生后，特务机关在奉天城内制造了多起爆炸事件，为关东军行使武力寻找借口。其三，特务机关暗中支持日本退役军人荒木（中国名黄慕），在东北军中组建所谓“模范队”，以作为发生突发事件时的内应。
皇姑屯事件后，关东军又将“谋略”矛头指向以张学良为首的东北政权。一方面对张学良威逼和引诱，关东军司令官亲自出马恫吓，而日本顾问土肥原别有用心地写了一个叫“王道论”的东西臼井胜美等：《日本昭和史的最后证人——张学良》，辽宁大学出版社；1993，第44～45页。；劝诱张学良当“满洲皇帝”，遭到张学良的严词拒绝。另一方面，特务机关散布流言蜚语，挑拨东北政要的关系，企图造成东北政局的混乱。这是发生“杨常事件”的一个原因。
东北易帜后，关东军不甘心失败，开始策划侵占东北的新阴谋。除在军事上加紧准备之外，在政治谋略方面更为猖狂。其一，1931年春关东军制订了《处理满蒙问题的方案》《石原莞尔资料·国防论策》，原书房，1971，第78页。；其中一个方案就是运用谋略创造解决“满蒙”问题之机会。根据这个方案，关东军进而制订了《蒙古独立计划》和《间岛独立计划》等。其二，军事间谍活动更加频繁。从1929年到“九·一八”事变前，关东军组织了三次较大规模的“参谋旅行”，一面考察战略要地，收集军事情报；一面为发动战争进行演练。另外还派出大批军事间谍，深入边境禁区刺探情报。中村事件就是最为突出的军事间谍案。案发后，关东军又将其作为发动战争的重要口实。其三，为将东北军主力牵制于关内，削弱东北的防务力量，关东军与军部中央密谋，派遣土肥原前往天津，策动阎锡山、石友三叛乱。阎锡山在关东军的怂恿下，从蛰居地大连秘密返回山西伪满史料丛书《“九·一八”事变》，吉林人民出版社，1993，第101～104页。；但其老奸巨猾，未敢轻举妄动。石友三则在土肥原的支持下发动叛乱，虽很快被东北军击溃，但迫使东北军增调关内，造成东北防务空虚。日本军部达到了调虎离山的目的。
关东军发动“九·一八”事变后，很快占领了东北三省，建立起伪满傀儡政权。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得力于间谍特务活动。其一，日本通过长期推行“恩惠”策略，使许多东北军政要人见利忘义，有的很早就成了日本侵略者的走卒，有的在事变后经不住刺刀威逼或高官厚禄引诱变节投敌。如熙洽、张景惠等人。其二，事变后关东军利用汉奸，打着“民众自愿”的旗号，在占领地建立“维持会”，其实权完全操纵在日本顾问或指导员手中。这是关东军控制地方政权的重要形式。其三，溥仪成为伪满傀儡政权名义上的最高统治者，主要是关东军阴谋活动的结果。事变后关东军研究认为，溥仪是未来东北新政权首脑的最为适任者，于是在土肥原的主谋策划下，关东军将溥仪蒙骗、挟持到了东北，然后逼其就范于关东军的“儿皇帝”。其四，关东军的军事行动都有特务谋略活动的紧密配合。如关东军在进攻黑龙江过程中，就设立了齐齐哈尔特务机关，派遣林义秀出任机关长，担负劝降马占山和刺探军事情报的任务。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也几次前往哈尔滨等地，开展对马占山的工作。马占山一度降日，板垣曾自鸣得意。
伪满政权建立后，特务机关作为关东军统治东北的重要工具，与关东宪兵队构成镇压“反满抗日”的两把主要屠刀。如果说宪兵队是明目张胆的刽子手，那么特务机关就是乔装打扮的屠夫。伪满政权的镇压机构可以分为两个系统，即所谓“日系”和“满系”，基本上是“日系”指挥和控制“满系”。在特务系统中，与关东军特务机关相对应，在伪满政权内部设有保安局等特务机构和组织。保安局在业务上受关东军特务机关的指挥与监督，其成员清一色都是日本人，并被赋予“可以不经审判直接处决”的特权。因此特务机关的罪恶就显得更为隐蔽和无法无天。如1939年伪三江保安局就以所谓“苏联间谍”名义，将两名中国人秘密杀害于松花江上。在1941年日伪制造的“三肇惨案”中，伪滨江保安局将抗联领导下的5名农民秘密毒死。中央档案馆等编《伪满宪警统治》，第702、674页。保安局还在各地设有秘密监狱，如长春的“东亚寮”、“东兴寮”，哈尔滨的“松花塾”，奉天的“敷岛寮”等。在这里不知有多少仁人志士惨死在特务机关的屠刀之下。
关东军特务机关不仅是法西斯统治的重要工具，而且还是积极参与细菌战和毒气战的罪犯。在731部队进行实验用的“马路大”中，有许多苏联人和蒙古人就是从特务机关所属的“保护院”转运来的。据曾任“保护院”副主任的山岸研二供称：1945年内被分批遣送到那里（731部队）去的总共约有40名苏联公民。《前日本陆军军人因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被控案》，外国文书籍出版局，1950，第154页。
关东军特务机关不仅是活动于我国东北的恶魔，而且还将黑手伸向内地，远至西北。“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日本法西斯为转移国际视线，保证伪满政权的出笼，在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的主谋策划下，由日本军事间谍田中隆吉挑起了“上海事变”。关东军攻占热河后，对华北和内蒙虎视眈眈，伙同日本华北驻屯军，开展所谓“华北工作”。在奉天特务机关长土肥原的主持下，日本制订了分离华北的计划。按照这一计划，日本侵略者或拉拢所谓“名望者”，如北洋将领吴佩孚、孙传芳等，企图造成华北“自治”的局面；或以武力支持汉奸叛乱，如制造了以汉奸殷汝耕为首的“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或不断挑起事端，逼中国方面就范，如“张北事件”、“察东事件”等。日本通过上述各种谋略工作，迫使中国签订了《秦土协定》、《何梅协定》等屈辱条约，使华北成为“灰色”地区。在经济领域，特务活动也无孔不入。特务机关伙同满铁制定了对华北的经济蚕食政策，在贸易、金融、关税等方面展开侵略。对于内蒙，关东军也早有侵略野心。
纵观日本关东军特务机关的历史，我们认为：
第一；间谍、谋略、特务活动是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扩张的重要手段，其破坏性和危害性极大。
第二；关东军特务机关作为日本最大的军事间谍机关，其形成和发展是与军国主义的侵略扩张相适应的，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扩张的必然产物。
第三；关东军特务机关是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扩张和进行法西斯殖民统治的重要工具，犯下了不可饶恕的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