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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总统府时，蔡锷手心里捏了一把汗，心想：亏得自己临机应变才遮掩过去，好危险哪！想着自己现在羁身虎口，险象环生，真悔恨不该来北京，又带来了家眷，真不啻是自投罗网，如今要想一个人脱逃也不可能了。回到家中，一个人躺在床上左思右想，才又想出一个主意。
自从袁世凯在总统府与蔡锷摊牌要推行帝制后，蔡锷凡是遇到帝制派人物，什么六君子、十三太保等等，一概都与他们握手言欢，表示亲昵，还同他们组织了一个“消闲会”，每当公务之暇，便凑拢在一起，饮酒谈天，闹着闹着，连六君子、十三太保也觉得过去对蔡锷有误会，是错怪了“好”人。他们在闲谈中，少不得还要谈起女人，说到北京妓女谁谁好，特别是谈起名妓小凤仙如何有姿色，有风韵，更是眉飞色舞。蔡锷听到这些，心想：如果自己装作一个浪荡公子，成天寻花问柳，或许更能消除袁世凯的疑心，从中找到某种脱身之路哩！于是他便扮成一个大商人到云吉班去会小风仙。谁知小凤仙竟是一个非同寻常的女性，她与蔡锷初次相会便一见倾心，并且猜出了蔡锷为并非等闲之辈，更是钦佩不已。这样，蔡锷便经常出入云吉班与小风仙相会，连一切公务都搁置不理了。
有人把这事告到袁世凯那里，袁世凯非但不生气，还笑着说：“松坡（蔡锷的号）果真乐此不疲，我也就高枕无忧了。”但是，老奸巨猾的袁世凯还是不放心，命令他的密探继续跟踪，蔡锷每天的行止都要向总统府报告。蔡锷也觉察到了这一点，索性花天酒地，闹个不休，并且故意对袁世凯的心腹梁士诒说，想要购置一栋公馆，以便“金屋藏娇”。真是假戏真做，越演越像了。这时，蔡锷又与夫人商议，再搞了一个“苦肉计”，就是夫人对蔡锷在外面胡混很为不满，成天寻着蔡锷吵闹，连家里的东西也打毁了不少；蔡锷一气之下，拳脚交加，把一个好端端的夫人打得鼻青脸肿，还坚决表示要与夫人离婚；夫人不甘受辱，连夜收拾行装，带着佣人回了老家。
蔡锷“赶”走了夫人，剩下只身一人，免除了后顾之忧。于是，有一天他趁人不备，到邮局给云南唐继尧、任可澄拍去一个密电，说是“帝制将成，速作准备”。这八个字，任凭怎样解释都可以，但蔡锷的本意是要唐、任二人速作起义准备，以后蔡锷便利用小凤仙作掩护，偷偷地搭乘火车离开北京到达天津，又从天津转至日本，再从日本取道越南到达云南与唐继尧、任可澄会合，成立了以唐继尧为都督的护国军军政府，并于1916年元月正式发布讨袁檄文，展开了讨伐袁世凯的护国战。
天机不可泄露。在与对手博弈时，一定要掩盖你的真实意图，扰乱对手的判断，这样才能减少自己的损失。当年英美盟军准备诺曼底登陆的时候，也是一再地制造假象，使德军摸不清盟军确切的登陆地点。瞒天过海，其实也是为了把斗争的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里。
对局之争把对手拆得七零八落（1）
当对局双方实力不相上下时，要尽量避免真刀相见，两败俱伤。因为这是一场零和博弈，对双方都没有好处。
所谓渗透战术，就是在和风细雨中瓦解对方，而不必大动干戈。可以先给对方一些甜头，使其入局，等他感觉不妙时，已成骑虎之势。把青蛙扔到沸水里，它能跳走活命；如果把它放在温水里慢慢煮，它会舒舒服服地死掉。
无论多么紧密的伙伴，总是有不同利益的；只要有不同利益，就有隐藏的矛盾，就可以分化。分化之后，其力量就会削弱很多，你就有机会战胜和瓦解对方了。
利用敌人来打击敌人
在对局的斗争中，你所面临的，往往不止一个对手，而是方方面面的形形色色的对手。此时，最坏的局面就是各方敌人都团结起来，对付你一个。而最好的局面就是他们单个为战，这时，你就有了瓦解他们，然后利用敌人打击敌人的条件了。
蒋介石1927年被迫下野后，一直伺机出山，而出山的障碍是有好几股反对力量，如汪精卫，特委会，西山会议派，胡汉民等等。广州事变后，汪精卫到处受到打击，蒋介石为了对付他复职的最大障碍特委会，决定再联合汪精卫。因此，他处处为汪偏袒。作为回报，汪精卫抢先在1927年12月10日的会议上提议，请蒋介石复职。他说：“惟有在预备会议日催促蒋介石同志继续执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权，才是解决党务、政务、军事问题的当务之急”。李宗仁看到了汪精卫抢了头功，也急忙向报界发表声明，称汪精卫拥蒋反复无常，而他自己则一贯拥蒋。这时，阎锡山、冯玉祥促蒋复职的电报也到了上海。于是在这次预备会上自然而然地通过了蒋介石复职的决议，并决定，1928年1月1日至15日在南京召集二届四中全会，公推蒋介石负责筹备。这样，蒋介石复职的障碍——特委会扫除了。
西山会议派、自恃元老身份，很看不起蒋介石。为了挫掉他们的傲气，蒋介石与陈果夫策划了南京“一一•；二二”血案。11月22日，南京举行“庆祝讨唐胜利大会”。陈果夫在蒋的授意下，布置喽啰到会场捣乱，发表“打倒西山会议”的演说。会后游行，队伍行至复成桥，枪声大作，击毙四人，伤二十余人，开枪者逃之夭夭。陈果夫的走卒立即抓住这件事，在各地发动反对“一一•；二二惨案”运动，指控此次惨案是江苏省党部常委、西山派分子葛健时一手策划的，要求惩办凶手葛健时。又借题发挥，把矛头指向西山派，并把它推上被告席。西山派忙于应付所受到的控告，气焰顿消。蒋介石利用这件事，剥夺了西山派的一切发言权。
梁山舟学士尝南归。将渡河，河督某公留住署中。学士屡欲行，某公盛言水势甚大，宜稍待。学士不得已诺之。然住斋中，甚苦寂无聊。偶睹架上佳纸名笺，罗列甚富，案头笔砚，亦颇精良，遂日以写字消遣。忽忽将纸用馨，主人始出。言：“水势稍减，可以逞渡，已为具舟楫矣。”梁拱手称谢，将议行。忽主人顾架上纸，问仆曰：“此间纸皆何往？”仆惶惊若不能置辩。梁乃白实己所书，因指案头书示之。主人曰：“吾此纸特使人至南中购求，供己临池之需。不意乃为汝用去，奈何？”梁默然而别。既而忆此公为京官时，尝托人求书不允，故为此以报。其言水涨水浅，咸饰词也。
1927年12月11日，共产党在张太雷、叶剑英等人的领导下，发动了广州起义。这下子，李济深、李宗仁、吴稚晖等人又利用这件事，再次向汪精卫发起联合进攻。蒋介石看到了这是驱逐汪精卫的绝好机会。
上次，蒋介石用得着汪精卫，为他解了围，这一次已用不着他了。于是，蒋介石决定用两面派的手段来对待他。汪精卫为反驳诬称他为共产党，拼命进行了反击，但终究抵挡不住，被迫躲进医院，称病谢客。蒋介石看到汪已陷入重围，就故意出来解围。汪精卫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也致电李福林，服从蒋令协力讨共。于是，在蒋、汪的导演下，各军阀奋力向广州反扑，掀起了反苏反共的恶浪。
但这并未减轻汪的压力，吴稚晖等人反诬汪反共是“苦肉计”。南京政府监察委员邓泽如等提出了“查办汪派集团案”。白崇禧甚至找杜月笙及法国领事帮忙，企图秘密杀害汪精卫。遭拒绝后，白又亲自布置。这时，蒋介石看到驱汪时机已到，便以十分“关切”的姿态“劝告”汪精卫，为了安全起见暂时离开上海。汪精卫无奈只好出走欧洲。
对于胡汉民，蒋介石对付得也很巧妙。12月31日，监委邓泽如、古应芬等，将查办汪派集团的提案报到南京政府。蒋介石这时有意拖延，袒护汪派。这激怒了与汪派势不两立的胡汉民。他们认为蒋反复无常，偏袒与共匪有来往的人，无法与他合作，表示拒绝参加即将召开的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1928年1月25日胡汉民、孙科等人，以出国考察为名，离开上海去西洋远游。
国民党中与蒋介石一样有可能问鼎国民党领袖的人就这样都被赶走了，蒋介石自然而然地成了唯一的候选人。
西山会议派、胡汉民和汪精卫都是与蒋介石争权的对手，如果不把他们搞掉，就匆忙出山，必会陷入下野前的矛盾重重的窘况。而蒋介石正是分化他们，利用对手打击对手，开始了除掉对手的行动。
对局之争把对手拆得七零八落（2）
把对手分而治之
在对局的激烈斗争中，对手的势力有时大于自己，在这种局面下，硬拼往往是拿鸡蛋去碰石头，是要吃亏的。此时，天下的做局者们，对这种形势是如何应付的呢？他们想出了分而治之的策略。正如那个著名的折筷子的故事，就是非常形象的比喻。把对手阵营拆成一块一块的，然后一口一口吃掉。而对手阵营是否可以如愿地被拆散呢？且看春秋时晏的策略。
春秋时的晏子博学多才，聪明机智，是齐国有名的政治家，为齐国的富强做了很多事。齐景公提拔晏子做了相国。当时齐国有三个大力士，一个叫公孙捷，一个叫田开疆，一个叫古冶子，号称“齐国三杰”。他们因为勇猛异常，被齐景公宠爱，晏子遇到这三个人总是恭恭敬敬地快步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