恢、张鼎丞领导的闽西地方武装配合下，三度入闽，先后攻占了长汀、上杭、龙岩、永定等县，消灭了三股土著军阀，建立了许多县的革命政权，奠定了闽西革命根据地的基础。随着红四军向赣南、闽西进军的胜利，红军有了较快的发展，部队由三个纵队扩大到四个纵队，人数达到6000人。由于长期处在分散的农村游击战争环境，党的组织基础大部分是由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成分构成的。红军人员也是以农民为主体，并有一部分来自旧军队，致使一些非无产阶级思想反映到红军和党内来，诸如，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绝对平均主义、流寇思想等，严重地妨碍了党的正确路线的执行和革命根据地的巩固与扩大。这时，红四军党内和领导者之间在军队和根据地建设问题上出现了一些不同看法。在1929年6月召开的中共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由于经验不足等原因，会议未能对讨论的重要问题作出正确结论。原由中共中央指定的前敌委员会书记毛泽东没有被选为前委书记。会后，陈毅到上海参加党中央召开的军事联席会议。会议期间，陈毅将红四军的情况向主持中央军委工作的周恩来等作了汇报，中央于9月28日向红四军前委发出了指示信，即“九月来信”。九月来信肯定了毛泽东关于“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指示“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这是中国革命的特征，这是中国经济基础的产物”。因此，发展土地革命，实行游击战争，扩大游击区域及政治影响于全国，是红军的基本任务。指示信要求红军克服单纯军事观点，加强党的领导。同时指出了红四军存在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表现及来源，提出了纠正的方法。指示信还要求红四军指战员，要维护朱德、毛泽东的领导，团结一致，努力对敌斗争，并明确指示毛泽东仍应为前委书记。九月来信对于统一红四军党内思想，加强军队和根据地建设起了积极作用。
为了贯彻中央九月来信精神，纠正红四军党内的错误思想，建设无产阶级政党及其领导下的新型人民军队，毛泽东、朱德等经过一个多月的调查研究和深入细致的政治思想工作，于同年12月，在福建上杭县古田镇召开了中共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即著名的“古田会议”。会议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即著名的“古田会议决议”。“决议”总结了两年多来红军建设的经验。规定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它必须绝对服从党的领导，强调红军不但要打仗，而且要担负起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等项任务。并且要在军内外建立正确关系，实行官兵平等、军民一致、军政一致等基本原则。“决议”还强调了党的思想建设和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性。“古田会议决议”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建设的纲领性文献，解决了在农村游击战争的环境中如何将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革命军队建设成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这个根本性问题。它是中国人民军队建军史上的重要里程碑。
在党的六大以后，由于全党的共同努力和工农群众的英勇奋斗，特别是由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一批在农村坚持革命根据地斗争的同志，在贯彻六大路线的正确方面的同时，正确解决了六大所不曾解决或不曾正确解决的问题。这样，就使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得到进一步的巩固与发展。到1930年3月，全国红军已有13个军62万多人。除毛泽东等领导的赣南、闽西根据地外，还有湘鄂西、鄂豫皖、闽浙赣、湘鄂赣、广西 的左右江、广东的东江和琼崖、湘赣等革命根据地。在湘鄂西，1928年初贺龙、周逸群等先后到达湖北洪湖和湘西桑植地区，把几支农民游击队组织起来，建立新的革命武装，整编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1930年7月，他们同由鄂西游击总队扩编而成的红六军在湖北公安会师，部队扩大到2万余人，组成红二军团，贺龙任总指挥，周逸群任政治委员。不久，又成立了湘鄂西苏维埃政府。
在鄂豫皖，红军游击队也发展得很快。他们最初分为三块：一块是在黄（安）麻（城）起义基础上形成的鄂豫边根据地，一块是在商（城）南起义基础上形成的豫东南根据地，一块是在六（安）霍（山）起义基础上形成的皖西根据地。中央军委委派徐向前到鄂豫边负责军事指挥工作。1930年1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鄂豫皖边特委，派郭述申任书记，成立红一军，派许继慎任军长，徐向前任副军长、曹大骏任政治委员。这便是以后鄂豫皖中央局和红四方面军的前身。在湘鄂赣，彭德怀、滕代远率领红五军从赣南返回这一地区后，会合当地游击队，扩编为红三军团，彭德怀任总指挥和前委书记，滕代远任政治委员，创立了湘鄂赣革命根据地。在广西西部，中共中央代表邓小平和张云逸、韦拔群等领导在党影响下的一部分广西军队和当地农军，在1929年12月和1930年2月先后举行百色起义和龙州起义，成立红七军和红八军，李明瑞任两军总指挥，邓小平任政治委员，创立了左右江革命根据地。
（二）党在白区工作的恢复和土地革命的深入发展
在农村革命根据地巩固发展的同时，党在白区的组织和工作也有了相当的恢复。八七会议后不久，党中央机关迁至上海，在极端险恶的环境下，领导和组织了以上海为中心的白区地下斗争，进行了恢复和重建党的组织的艰巨工作。
六大后的中共中央在实际工作中强调了以下原则：第一，必须切实地深入群众，从下层做起。只有在下层组织已经健全起来，工作有了开展以后，才能建立上层组织。第二，力求使秘密工作同公开工作结合起来。要求各地党组织设法从各方面（包括采取各种合法、半合法的方式）接近工农群众，实际考察他们的生活痛苦和要求，艰苦耐心地去发动和领导群众的日常斗争，从一点一滴做起，日积月累地聚集力量，实现“争取群众”的目标。第三，坚持党的干部要做到“职业化”和“社会化”，充分利用职业和社会关系的掩护来开展工作。在周恩来主持和领导下的中央特科，开展了一系列的工作。在保卫中央领导机关的安全，了解和掌握敌人动向，向苏区通报敌情、输送干部、提供经费和物资以及营救被捕同志和惩办叛徒等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到1930年9月，全国产业支部发展到229个，党员人数由六大时的4万多人发展到10万多人。赤色工会会员达到10万人以上，各大城市的工人运动、青年学生运动、妇女运动和国民党军队中的士兵运动，也有所发展。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巩固发展，与土地革命的深入开展是分不开的。红军挺进到哪里，党就在哪里开展土地革命，以土地革命来巩固和发展革命根据地，支持和保障革命战争的胜利进行。1929年4月，毛泽东根据六大决议精神和赣南土地革命斗争的新经验，制定了兴国《土地法》，将井冈山《土地法》中没收一切土地的规定改为没收地主阶级土地及公共土地。7月，在毛泽东指导下，召开了闽西第一次党的代表大会，通过了《政治决议案》和《土地问题决议案》，规定对大小地主加以区别，给地主以生活出路，“酌量分与土地”；对富农则只没收其“自食以外的多余部分”；不使中农受损失；对大小商店采取一律保护的政策。
在土地分配方法上采取以乡为单位，在原耕地基础上，实行“抽多补少”，按人口平均分配等。1930年6月，毛泽东又在南阳会议上，提出了限制富农的政策，在“抽多补少”的基础上增加了“抽肥补瘦”的原则。1931年2月，毛泽东在《给江西省苏维埃政府的信》中又明确提出了准许农民土地私有权的问题，从而解决了土地革命中的土地所有制问题。经过在实践中不断总结，不断完善，到1931年逐步形成了一条完整的土地革命路线。这条土地革命路线的基本内容是：依靠贫雇农，联合中农，限制富农，保护中小工商业者，而仅仅消灭地主阶级。在这条路线指引下，根据地的土地革命取得了伟大成就，封建剥削制度被摧毁，广大农民在政治上经济上获得了解放。中国共产党领导农民进行土地革命这个事实，使他们迅速地分清了国共两党和两个政权的优劣，极大地调动了他们支援革命战争、保卫和建设革命根据地的积极性。
（三）李立三的“左”倾错误被纠正，红军反“围剿”的胜利
随着局势的好转，中国共产党内“左”的急性病又逐渐发展起来。以蒋桂战争为起点的国民党各派新军阀混战重新爆发，中苏之间中东路事件的发生，使中共中央对形势作了错误的估计，助长了“左”倾思想的重新抬头。共产国际在1929年内接连发来四封指示信，都强调要“反右倾”。断言“盲动主义的错误，已经大致纠正过来。”现在应当“实行革命的推翻地主资产阶级联盟的政权，而建立苏维埃形式的工农独裁”。
在这种形势下，实际主持中央工作的李立三于1930年6月11日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案。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后来被称为“立三路线”）在党中央占据了统治地位。
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的主要错误是：在革命形势问题上，夸大革命发展的有利形势，认为当时已具备了在全国“大干”的条件，甚至武断地认为中国革命的总爆发会引起世界革命的总爆发，要在这最后决战当中，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在革命性质问题上，抹煞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区别，错误地认为，“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开始，就是革命转变的开始”；在革命道路问题上，坚持中心城市的武装暴动，制定了组织全国中心城市武装起义和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