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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使白区的党组织几乎损失百分之百。他们在白区工作中，强调“斗争高于一切，一切为了斗争”，违背长期隐蔽、积蓄力量配合乡村斗争的白区工作方针，拒绝实行必要的退却和防御，拒绝利用一切合法斗争的可能。指令各地党组织经常地、无条件地在城市举行罢工、罢课、罢市、游行示威、飞行集会乃至武装暴动，结果使党内许多同志做出了不必要的牺牲，党的组织被暴露并遭到严重的破坏。临时中央在白区无法立足，1933年1月不得不由上海迁入中央革命根据地。
最后，在革命根据地内推行“左”倾错误，造成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在中央苏区，他们通过1931年11月的赣南会议（即在江西瑞金召开的中央苏区第一次代表大会）和1932年10月的宁都会议（即苏区中央局会议），全面否定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和政策，排斥了毛泽东对党和红军的领导。1933年2月，又通过反对所谓“罗明路线”和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进一步打击了拥护毛泽东正确路线的干部，全面推行其“左”倾冒险主义，造成了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更大危机。
1933年2月至3月，蒋介石以50万兵力向我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第四次反革命“围剿”。红一方面军在周恩来和朱德指挥下，灵活地运用了前三次反“围剿”中的经验，采取大兵团伏击战法，集中优势兵力，在黄陂、草台岗战役中歼敌三个师，俘敌万余人，缴枪万余支，取得了第四次反“围剿”的重大胜利，红军和革命根据地都有了扩大。
1933年9月，蒋介石在德、意、美等国军事顾问参与策划下，纠集100万兵力、200架飞机向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第五次军事“围剿”，其中50万兵力用于围攻中央革命根据地。当时的形势是十分严重的。但是在1934年1月召开的六届五中全会上，“左”倾冒险主义者对形势作出了完全错误的估计，他们断定“中国革命危机已经到了新的尖锐阶段——直接革命形势在中国存在着”，第五次反“围剿”的斗争“即是争取苏维埃在全中国完全胜利的斗争”。这次会议标志着“左”倾冒险主义发展到了顶点。在博古、李德（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10月初由上海到瑞金）的错误指挥下，先是实行进攻中的冒险主义，反对“诱敌深入”，执行所谓“全线出击”、“御敌于国门之外”，贸然去攻打敌人的巩固阵地。当红军在广昌战役中遭受很大损失后，他们又从进攻中的冒险主义转为防御中的保守主义，实行“分兵六路”，全线防御，用所谓“短促突击”去同强大的敌人拼消耗。根据地被敌军日益紧缩，红军完全陷于被动。
在反“围剿”两个月后，发生了“福建事变”，十九路军蔡廷锴等将领在福建成立了抗日反蒋的“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蒋介石不得不分兵去对付福建人民革命政府。毛泽东等同志提出利用这一有利时机，到外线作战，既能在军事上援助福建政府，又得以粉碎敌人“围剿”的正确意见，但未被采纳。到1934年10月，中央根据地兴国、宁都、石城一线相继失陷，粉碎敌人第五次“围剿”已不可能。中共中央领导人博古等仓促决定中央红军主力撤离中央革命根据地，实行战略转移。其它革命根据地也由于执行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结果，不得不先后退出原有根据地，被迫进行长征，以致革命根据地损失了90％，红军从30万减到3万人左右，共产党员从30万减少到4万人左右。
二、遵义会议的召开及其伟大历史意义
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失败后，1934年10月中旬，党中央和红军总部从瑞金出发，率领红军主力连同中央机关共8万多人，向红二、六军团所在地湘西进军，开始长征。长征初期，中共中央的领导人又在军事指挥上犯了逃跑主义的错误。在转移中消极避战，没有争取时间摆脱敌人，而是命令主力部队掩护着庞大的后方机关，形同搬家，行动迟缓，使红军经常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广大指战员前仆后继，浴血奋战，连续突破了蒋介石重兵设置于江西、湖南、广东、广西之间的四道防线，在突破敌人湘江封锁线后，红军损失过半，减至3万余人。12月，敌人调集了五六倍于红军的兵力，准备堵截围歼，使我不能向湘西转移。在这危急关头，毛泽东力主放弃原定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进军。12月11日，红军在占领湘西南的通道城后，中央在通道召开了一次军事会议，研究红军行动方向问题。毛泽东的主张，得到多数领导人的赞同。会后，红军立即向贵州前进，一举攻克黎平。18日，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召开扩大会议，肯定了毛泽东提出的正确方向，放弃了向湘西进军的原定计划，作出了《中央政治局关于在川黔边建立革命根据地的决议》，并决定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1935年1月1日，红军占领乌江南岸的猴场后，再次召开政治局会议，明确决定建立以遵义为中心的川黔根据地。接着，红军强渡乌江，7日占领了遵义。
挫折和失败加深了全党和广大指战员的疑虑和不满，经过反复比较，他们在实践中认识到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对党和革命事业的危害，而毛泽东代表的路线是正确的，因而迫切要求改换中央的领导。同时，一些犯过“左”倾错误的领导人也在严酷事实教育下逐步改变态度。在这种情况下，中央政治局在占领遵义后于1月15日至17日召开了扩大会议。
出席会议的有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和红军总部及各军团的主要负责人20余人。会议批评了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以来中共中央在军事领导上的错误，批评了博古在报告中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进行辩护的错误观点。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决议明确提出，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及其退出苏区后遭到严重损失，其主要原因是“军事指挥上的单纯防御路线”。“为了粉碎敌人新的围攻，创造新苏区，必须彻底纠正过去军事领导上所犯的错误，改善军委领导方式”。鉴于当时党内大多数同志对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政治上的错误尚未清醒认识，决议写上了“党中央的政治路线无疑义是正确的”。这样，既不影响当时最迫切的军事路线的解决，又使党获得了团结和统一。
会议改组了党和红军的领导，推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解除了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决定仍由中央军委主要负责人周恩来、朱德指挥军事。会后，在行军途中，根据会议精神，常委进行分工，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的责任，并组成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参加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负责指挥全军行动，在当时战争环境中，它是中央最重要的领导机构。
遵义会议的召开具有伟大而深远的意义。第一，会议集中解决了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和组织问题，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在极端危急的历史关头，挽救了党和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第二，遵义会议是在中国共产党同共产国际联系中断的情况下，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解决自己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会议，这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开始走向成熟。总之，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从此，党和红军在毛泽东为代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正确的路线指引下，走上了胜利发展的道路。
三、红军长征的胜利
遵义会议后，红军移师北上，在毛泽东等的指挥下，一改过去在“左”倾错误领导下被动挨打的局面，在云贵高原采取高度灵活的运动战方针，穿插于敌人之间，在敌人重兵前堵后追中进退自如。先是一渡赤水河，进入川南。蒋介石急忙调动重兵封锁长江，防备中央红军与在川陕地区的红四方面军会合。红军旋即于2月中下旬，挥师东进，二渡赤水，奇袭娄山关，重入遵义，歼敌2个师又8个团，取得了长征以来最大的胜利。蒋介石又调重兵扑向遵义，毛泽东又率红军于3月中旬三渡赤水，再次入川。蒋介石以为我军又要北渡长江，急调集大军，设置防线，企图歼灭我军于长江南岸。可是，红军又突然折回贵州，出其不意地四渡赤水，南渡乌江，佯攻贵阳，乘云南敌军增援贵阳之际，直插云南，威胁昆明。然后红军又向西北方向急进，于5月初巧渡金沙江，完全跳出了数十万敌军围追堵截的圈子，变被动为主动，转危为安，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充分显示了毛泽东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
1935年5月，中央红军进入四川省大凉山彝族地区。29日飞夺泸定桥，渡过天险大渡河。接着，又翻越了长征途中的第一座大雪山——夹金山。6月14日抵达懋功，与4月离开川陕根据地进行长征先行到此的红四方面军会师。
两军会师后，大大增强了革命力量，中央根据当时的形势，决定继续北上。但是，红四方面军主要领导人张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