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和“少”，“核心”与“内层”很快在一起控制了军政官员们参加的国民党军政培训系统中关键的意识形态灌输项目。力行社和革青会的成员参与步兵、炮兵、工程兵和军需部门干部的政治培训，并彻底渗透到内政部领导下的地方人事管理的会议以及在庐山为党的高级干部和军政人员举办的夏季培训项目当中。力行社的成员们还指挥军官高等教育纵队；1932年，有600名学员毕业于该纵队为中央军事学校头六个班举办的为期六个月的培训课程。
力行社和革青会的成员还进一步控制了军校附设的军官训练班的领导。这个训练单位的四个纵队在1932年8月合并后有1700名干部，其级别在中尉至上校间，他们离开原单位来此受训一年，其忠诚不渝可在他们的班歌“领袖歌”中略见一斑：
大哉中华，代出贤能，虽有变乱，均能复兴，蒋公中正，今日救星，我们跟他前进，前进，复兴，复兴。
纵队有三个德国顾问，其毕业生大都回到原职位，小部分留在军校，成为教导纵队的成员。
第七章 力行社与蓝衣社复兴社
力行社建立的最重要的附属组织是复兴社。1932年7月，在任觉五担任革命青年同志会的总书记时，这个第三外围组织被补充到力行社——革青会的组织结构里。一天干事们到设在南京三益里4号任觉五住宅里的办公室来开会。那天闷热得出奇，会后，一组与会的干事爬到楼顶上纳凉。任觉五吹着凉风，随口提议再建立一个外围组织：
以现在各界青年人士要求加入组织者多，未便不顾，为了保密并其分子之品性考核，是否即以“复兴社”名义吸收，作为第三级组织？
干事们正式将任觉五的建议列进了力行社下次会议的议程里，那次会议通过了这个建议，并把它提交给蒋介石。蒋也表示赞同，于是复兴社很快就诞生了。
据干国勋说，复兴社名声很大：
［因为］概无干部组织及办事处所与经费，其事务一律由青会办理，因这层分子吸收时不甚严格，人数日益加多，遂因“民族复兴运动”之名而驰名于世。
卫星组织的成员由内向外自动属于力行社的成员。但在其他方面，越是接近内部核心，越是得到严格控制。作为一个相对保持距离的卫星组织，复兴社相应比较容易加入，只要有老会员或前会员的介绍即可。申请表很简单，入会仪式由十来个人一组在蒋介石的像前进行。在南京有几次蒋介石亲自到场接受宣誓，每次有300到600个人参加入会的宣誓仪式。另一方面，如果复兴社的人员被提名为革命青年同志会成员，他必须由所属组织的大会赞成通过，然后在此人的名字送到最高领袖那儿审批之前，得经过力行社的审查。再上一级层次的程序同样如此：“但［想加入力行社的］青会会员，必须经力行社会议通过，呈领袖核准后，才提升再宣誓得为社员。”
复兴社没有任命干部的权力，但它的高层次干部在政训处则保有委员的职位。至于它的内部管理，复兴社由一个干事会控制。但其实权则掌握在由会长蒋介石直接指定的书记长手中。在总书记（一般来说是滕杰）下有管组织、宣传和培训的组或处，它们分别由周复、康泽和桂永清领导。自然，特务处由戴笠掌握。省市一级采用同样的结构，它们的基本分支单位一般是小组，一般每周开一次会议。
除了股和分会偶然聚会以外，全社大会很少开。所有的决定都是自上而下地贯彻，也没有全会或由代表们参加的核心会议。支部周会的内容是根据上一级组织的书面指示。通常这些会议是关于国内和国际政治事件、重大宣传要点、地方组织的活动，以及对共产党嫌疑分子和“CC”圈子嫌疑分子的调查等。每次会议之后，支部负责人得写一个报告送到上一级。情报汇报会越过分会支部而直接送到中央组织。
复兴社从中央总部到分会的每一级组织，都是与革青会内相对的同一级别机构挂钩的。它们间互相包含，革青会的负责人也是复兴社的负责人。不过有人曾试图将这两个组织的会员区分开来。革青会的人互相以“挚友”称呼，而复兴社的人只能以“好友”相称。复兴社和革青会的人只要每月的收入超过200元，就应该向组织上缴10％（几乎没人履行这个义务）。但在违反组织纪律的情况下，复兴社的成员只会被开除，而革青会的人则会遭到软禁，有时甚至会被枪决。事实上，两个组织的会员经常重叠，而革命青年同志会的支部和复兴社支部之间的区别也往往含糊不清。一个在省级任两个组织的书记的人解释说：“除了有内外层之分外，实际是一个东西，即以‘复兴社’这个名称来代表这两个组织，也是完全可以的。”
从总体上看，这个团体由三个层次组成，力行社为“核心”，另两个组织做外围。〗这三个组织一起构成了一个等级平行的结构，并从首都通过各级官僚机构和职业团体到各省，柱形地自上而下展开。在它活动的高峰期，这个三环结构一共有50多万成员，外围的人在被吸收为内部成员以前，并不知道内层人员的存在。最核心的部分总是在力行社，它的名字有时被简称为“力社”，其中八、九十个积极分子一直主要由黄埔毕业生组成。也有一些非军事人员被邀请参加，如中国驻意大利的外交官刘文岛，他与意大利法西斯有很好的关系。
要是连革命青年同志会和复兴社的成员都把自己各自的“内层”和外围笼统地叫做复兴社的话，那么便难怪一般公众把它们整个的结构一起叫做复兴社了。另外，人们总是不加区分地将复兴社与无处不在却无影无踪的“蓝衣社”混为一谈。出现这种混乱的原因，是某个被推荐给蒋介石加入原本的复兴社的“外人”，自称亲手创建了单独的蓝衣社。
1932年2月下旬，在蒋介石的官邸里召开的第二次“筹备部门”的晚会上，韩文焕刚讲完话，桂永清突然打破了通常的论资排辈的惯例。按理说应该轮到邱开基发言，但他还没开口，在前一天晚上滔滔不绝讲述其欧亚之行的桂永清突然举起了手。他说他要在众人面前向领袖推荐一个“人才”。此人是何应钦的秘书——贵州的刘健群将军，跟何将军一样担任过战争部长，是中央政治院特务委员会成员，也是蒋介石在军队里的忠实支持者。
第七章 力行社与蓝衣社刘健群
对这些原黄埔军校生来说，刘健群是个外人。虽然有许多人认识并尊敬他，但他从来没有上过军校，而作为一位非军事人员，他仅持有“相当于”少将的头衔。不过桂说：“他是一个忠实的党员和爱国者，他对护党救国有具体的建议。我们必须得到并使用他。”这时蒋介石点了点头回答说：“请他明天早上8点来军校谈话。”
介绍刘健群参加他们的组织工作，使力行社的创建者们与臭名昭著的蓝衣社彻底混淆了起来。这个混乱延续至今，主要是由于日本媒介长期以来，不论是特务处的行动还是一些自发的爱国抵抗活动，都无一例外地把力行社及其外围组织的活动统称为“蓝衣社”行动的缘故。确切地说，这个混乱一开始是由刘健群自己造成的。他为了在蒋介石的右翼支持者中得到认可，迫不及待地要在这个准军事组织的建立上表功。
1933年1月力行社建立11个月之后，刘健群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提出了这些说法。当时他在北京，任华北宣传队队长。他在会上散发了三篇自己的论文，其中包括题为《中国国民党蓝衣社》的文章。他曾于1931年10月在南京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让人传阅过此文。它呼吁成立蓝衣社“作为强化党的内部组织的一种努力”，同时指出，有太多的国民党员成了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刘接着说，关于这个建议中的社团有一些争议，有些人偏向“青年团”，另一些人则喜欢把它叫做“布衣团”。刘觉得都不太合适，“前者可能被误解为共产党的青年团，而后者又不太完整，因为还有丝一类的其他国产料子。”由于国民党把青和白视为党的颜色，而且既然蓝制服被定为国民党成员的制服，同时又是自古以来老百姓的正规服装，于是刘建议把“中国国民党的蓝衣社”用来做他的新组织的名字。这些建议既含有本土文化成分，也含有民众意识：土布象征爱国，西服则表示文化背叛。“该社的成员必须处处使用国产货，而那些参加社里正式大会的人，必须穿中山装。”
那个记者招待会很可能确实开过，因为刘在力行社权力机制中建立自己的地位的同时，也想在蒋介石的亲信中提高自己的身价。在桂永清把他引荐给蒋介石之后，刘健群又被贺衷寒和滕杰介绍进了力行社的内部圈子里。通过他们的正式推荐，刘健群被邀请加入该组织的第二层内，成为革命青年同志会名符其实的一个会员。现在，刘健群想用自称在18个月前督促蒋介石建立蓝衣社的方法，既增强他自己的权力基础，又在力行社的核心与外围机构中获得更高的权力。
事实证明他的努力非常成功。一年之后，1934年4月，刘健群从北平的政训处被调到南京的复兴社总部当书记。与此同时，在酆悌涉嫌1935年11月对汪精卫的暗杀企图后，刘再次被任命为力行社常务干事。尽管刘健群在力行社的职位是秘密的，但他的复兴社总书记的位置想来在众人的眼里起到了强化复兴社和蓝衣社的作用。而这一点激怒了力行社的核心成员，他们后来对这种把他们的运动与法西斯蓝衣运动混为一谈的说法表示十分不满。
革命青年同志会常务干事、力行社的创始人之一干国勋，曾说刘健群这类后来的人只属于卫星组织，被有意排斥在最高层或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