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张、杨两人结合的加深，在发动“双十二”西安事变这一幕上，杨虎城的主动作用，还是比较大的。记得事变的第二天下午，张在西安总部大礼堂召集全体职员讲话，说明事变经过情形时，其中曾有以下几句话：“杨主任很坚决，问我干不干？你不干，我自己行动……”可以看到杨虎城对张学良的推动作用了。④杨毓珣只是张、杨关系初期的一个普通联络员，而真正打开他们之间关系的还是他们自己。为了避免引起蒋介石特务的注意，进一步促进彼此间的政治关系，张将他的朋友高崇民介绍给了杨虎城，杨虎城也把他的亲信王菊人、申伯纯介绍给了张。有些事情就不用张、杨直接谈。他们几人按照张、杨的意图先行沟通，双方形成共识后，再由张、杨定夺拍板。他们把这叫做“暗通不明通”、“上合作下不合作”的办法。暗里多往来，明里少往来，上层合作，可以让下层闹点小矛盾（如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官兵时常为住房、看戏等闹点小矛盾），以掩护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密切合作关系，麻痹蒋的特务视听。
第十四章 风雨欲来 形势险恶
相互信任 共谋反蒋（1）new
杨虎城与张学良的政治合作关系确定以后，便开展了一系列为抗日反蒋做准备的活动。而且围绕这些活动又发生了一连串与蒋介石的明争暗斗。先是两人商定，要对部队进行抗日思想的教育。1936年春，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在西安南郊的王曲镇共同成立了军官训练团，由张学良和杨虎城分别亲自担任团长副团长，训练两支部队中团长以下连长以上的军官。课程有军事、政治两门，主要是对军官们进行抗日教育。每期500人，先后共办了3期。每期开始，张、杨都要亲自训话，公开提出抗日问题，批判“攘外必先安内”和“抗日准备”论等谬论。他们抽调一些具有爱国思想的进步人士担任教官，对一般学员广泛宣传停止内战的观点。
使两个不同的部队干部在抗日的前提下，沟通了思想，增加了了解与信任，为部队参加西安事变作了必要的思想准备。接着，发生了“活路”事件。张学良在与杨虎城取得抗日共识的同时，通过手下被红军俘虏的团长高福源与红军也建立起了合作关系。由于他是初次与共产党打交道，特别是在扶施（今延安）教堂内与周恩来竞夜长谈后，完全被周所折服。在思想和行动上表现得十分积极，并且提出了要加入共产党的要求。为了改造部队他让高崇民、刘澜波、孙大胜等化名写了几篇讲抗日、联共以及批评蒋介石、阎锡山阻挠红军东征抗日的文章，合成小册子，名为《活路》。文章写出来了，却发生了印刷的困难。他们和几家有经常生意来往的印书馆商量，都不敢承印。王菊人说：张学良告诉杨虎城：你是地方人，你想办法。杨答应了。十七路军军需处有一部铅印机，有印刷工人，经常开工做活，地址在新城十七路军总部内，有数道岗位，自己可以秘密印刷装订。十七路军军需处长王惟之是个同情抗日的人，杨便叫王去办，并再三叮咛要严守秘密。
王处长自己监督，几夜印了8000本。王先用自己的小汽车运到西仓门的家中，隔了一天在傍晚用申伯纯的小汽车送到甜水井高崇民家，由高密发东北军前线部队。杨又派崔孟博带了2000本送到宜川，交第三十八军军长孙蔚如发给十七路军在陕北前线的部队。事前我们估计到，这本小册子一发到前线，特务必然知道，谈不到保密的。杨说：“这个本子发到前线官兵手里，作用很大。秘密保不住的时候，特务无非用枪杆吓人，咱也有枪杆对付。有勇气抗日不怕特务。特务来软的我们软对付，他来硬的我们便和他们硬干。”不料，两个被国民党特务收买的印刷工人偷着多打了一份校对清样，将清样交给了“剿总”情报处处长江雄风（蒋介石的特务）。
江雄风奖赏了这两个告密者，并立即报告了蒋介石派驻西安的亲信“剿总”参谋长晏道刚。晏召集蒋系特务头子江雄风、马志超、曾扩情等开会进行了研究。他们再三研究，认为小册子既是在十七路军印刷厂印的，编者应该也是十七路军系统的人。可内容与口气却又像是东北人写的，而且宣传的对象有多处也指明是东北军。这样猜来猜去，就将目标锁定为十七路军参议郭增恺（郭当时兼任宋子文的经济委员会驻西北特派专员）。因郭1936年夏给阎锡山一密电劝阎实践前约，相机联合韩宋组织华北抗日同盟……密电刚被特务们译出。经请示蒋介石后遂将郭秘密逮捕，送往南京，关押在宪兵司令部中。直到西安事变时宋子文来陕时，才带郭一同回到西安。秘密逮捕郭增恺时杨虎城并不知道，当听到消息时，人已送出陕西了。晏道刚在捕人后，将杨虎城约到“剿总”，对杨说：“何敬之（何应钦）在江西剿共时，何的随从人员中有共产党，把军事计划偷送到红军方面，结果何吃了大亏。你对你左右的人要常注意。”①
杨听了这番话，估计是印《活路》出了问题。同时又得知郭增恺被捕的消息。感到内部有问题，就令军需处和军法处迅速查明泄密和帮助特务的人。经过调查，查出了那两个向特务告密的工人，就当即关押了，使特务失掉了证人。后来特务们也发现抓错了人，了解到高崇民才是真正编写《活路》的人员之一，就要逮捕高崇民（张学良当时不在西安），杨虎城知道后将高秘密送到三原县东里堡的家中隐藏起来，命令当时在三原管家的副官王世英绝对保证高先生的安全，如遇特务逮捕可以武力抗拒。后来又送高离开了西安到天津去躲避。
相互信任 共谋反蒋（2）new
1936年1月底，中共党员宋黎以东北大学代表身份，来西安找张学良进行抗日救亡活动。可巧张当时不在，下属不予接待。杨虎城却将宋请去对十七路军的军官进行讲演，宣传抗日救亡。宋黎后来说：我们代表团1936年1月底到达西安，张学良去南京开会，“西北剿总”秘书长不接待。我们在西安省立第二中学宣传“一二·九”运动，而主持师生会议的校长罗端先次日即被教政当局撤职。我们深感不平，求见西安绥靖公署主任杨虎城将军。在公署交际处长的引荐下，杨主任接见了我们三人。他身着将军服，魁梧健壮，刚毅豪爽，热情地把我们迎进他的客厅，待为贵宾。他真诚地说：“你们是张副司令请来的客人，也就是我的客人。张副司令不在家，你们可以先在这里参观参观。”我们详尽地陈述了北平学生抗日运动；接着阐述了西北军和东北军、西北人民和东北人民应该团结抗日打回老家去，“剿共”必两败俱伤；现在国难当头，应该立即停止内战，组成抗日统一战线，中国才有出路，西北军、东北军才有前途热情……杨主任听得津津有味，频频点头。当我们说到，目前学生们因抗日遭受迫害，宣传活动经费有困难，希望杨主任予以支持时，杨主任立即令副官取来200块钱。
这时天已近中午，杨虎城将军又用丰盛的佳肴款待了我们。当我们准备告辞时，杨主任再三挽留，请我们把对他讲的一席话再对他的参谋长讲讲，我们考虑，至今尚未见到张校长，又没有做军队工作的经验，恐出差错，因此婉言谢绝。尽管我们一再陈词，“恳请杨主任代我们向参谋长转达”，但他仍然态度诚恳地温言劝到：“走吧！走！我跟你们一起去。”说着，杨主任亲自陪同我们驱车来到公署院内的一个礼堂。当我们随他来到礼堂门口时，军乐队鼓号齐鸣，礼堂内庄严肃穆。出席大会的有尉官、校官，还有将官。共约七百多人。……我向军官们讲了北平爱国学生运动的情况。……杨将军在会上慷慨激昂地说：“抗日的学生在华北前线赤手空拳跟日本鬼子作战，具有大无畏的爱国精神，我们这些手握枪杆的，绝不能坐视不动！”并领头振臂高呼：“抗日学生运动万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顿时全场一片沸腾！②张学良回来后对宋黎等人也很重视，留他们在西安从事抗日救亡活动。宋黎和进步人士马绍周住在西北饭店。他们的一些活动，被国民党省党部的中统特务侦悉。8月29日（一个周末）的晚上，省党部出动便衣特务围捕宋、马。当时，马外出未归，特务遂将宋黎绑架。在押宋去省党部途中，恰遇十七路军宪兵营巡逻队。宋即机警地大喊：“土匪抢人！”巡逻队于是将宋和特务押到宪兵营营部。宪兵营副营长谢晋生（中共党员）立即向杨报告，杨着副官让谢晋生向交际处申伯纯报告，由接申伯纯打电话向张学良报告，张学良即派人将宋黎接回。不料此刻，守候在西北饭店的特务又将马绍周逮捕，张学良将军派随员关沛苍到西北饭店去调查，也被省党部特务捕去。张学良当时非常生气，即在电话里要邵力子放人。而邵答复：中央调查局逮捕的要犯不能放。张学良即派孙铭九卫队营查抄了省党部，释放出了在押的关沛苍、马绍周和以前失踪的刘澜波，并从省党部调统室抄去了不少文件。事后张学良为了对应付蒋介石，发了一个请求处分的电报。蒋介石明知张学良言不由衷，但苦于当时忙着处理两广事件的善后，腾不手来解决西北问题，就回电说：“我弟处理此事，殊失莽撞；惟既知错位，后当注意。所请予以处分一节，应免置议。至马绍周等的审理，准如所拟办理。”表面上了结了此案，但促使他暗下了解决西北问题的决心。张、杨也从同蒋的几次较量中，增进了政治互信，感觉到形势的紧迫而加速了反蒋的活动。
救国心切 准备“硬干”（1）new
杨虎城一面联络共产党，联络国内的各种进步力量，支持学生的抗日救亡活动；一面抓部队的改造，但他的重点一直放在做张学良的工作上，一直努力希望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