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缝制衬衣裤应当是女人的事，侦破犯罪应当由男人干，就是这样。不管你如何努力，也是徒劳。但奇怪的是男人又完全可以成为著名剪裁和设计大师，圣洛朗、扎伊采夫，女士发型设计师萨苏都是有力的证明。既然这样，妇女从事侦破犯罪的工作也就不应该有什么奇怪。
女侦查员差不多和男的一样多，但刑事侦查是男人的领地，你，蠢婆娘，就别想涉足了。这就是传统公认的侦查工作，难道对吗？个人的侦查、埋伏、追踪、攻击都是体现男孩子们浪漫精神的开心的活动。许多文艺性、记叙性的作品，甚至口头传说故事都以此为主题赢得读者的心。可为什么谁都愿意承认和证明侦破工作是一项需要智慧、默默无闻、不抛头露面的工作？在获得个人侦查奇迹之前，不知要熬上多少个不眠之夜，专心致志地、反反复复地分析地点、住址、历史、绰号、外表记号、语言和行为特征，而后才到连自己都不知道的地方去寻觅自己都不认识的人。在坐上三辆带警灯的车，风驰电掣般去阻截一个武装匪徒之前，要长时间细心地搜集情报、跟踪匪徒的行踪，像预测天气一样对他明天的行动计划做出判断。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只有人才玩游戏。生活，只有当它摆脱愚昧，才会按其本身的规律运行，而且这些规律绝不是人们在那些游戏中杜撰出来的规则，而完全是客观存在的。同样，就是包藏着罪恶的生活，它的客观运动也始终要求人们不要以自己的游戏规则，而要以客观现实规律为指导。如果为了侦破犯罪需要进行情报的分析，情报的汇集、思考和核实、梳理，那就让我们这样做吧。决不能把分析工作和侦破工作的其他形式混为一谈。每个人应该做他最擅长做的，而不要按所谓的规则行事。你善于射击和奔跑——就去阻击罪犯；你善于了解他人的心理和找到让人开口的钥匙——就去审讯；你善于研究情报——就去做情报工作，但不是为自己个人，而是为整个事业，为共同工作的每个人努力吧！所以不管你的性属是从哪个字——男或女——开头，都不应该有任何区别。
维克多·阿列克赛那维奇·戈尔杰耶夫很早就认识到不能把生活规律和游戏规则混为一谈，只要条件允许，他就力促实现这一新的认识并取得了显著成效。他把各有所长的匠人们团结在自己周围。比如，伏洛佳·拉尔采夫是位优秀的心理学家，能给大家提供咨询，帮助你如何与某人进行谈话，以求达到你要达到的目的。笑容可掬的科利亚·谢卢亚诺夫对莫斯科了如指掌，什么穿堂院、偏僻的小巷、死胡同他都一清二楚，在制订行车路线上没有人可与他相比。长着一对黑眼睛的年轻人米沙·多岑科在做证人的工作方面也是不可替代的。他极其耐心和细致，能从证人那里取到最细小的证据。而娜斯佳·卡敏斯卡娅是位分析专家。如果说起初戈尔杰耶夫处的人对她持怀疑态度，因为除戈尔杰耶夫外，许多人还遵从老的游戏规则，那么现在大家不仅喜欢和尊重她，而且让她放出光彩。
可是，如今娜斯佳处在别人的场地，按着老式的规则玩着常规的游戏：一个婆娘算什么，在刑事侦查方面干不了什么事；女人任何时候、任何条件下也不会比男人更聪明，真的是头发长见识短。因此，论侦查的斗智从不会比男子汉强，论斗勇就更不行了。
人类，其中包括某些侦查人员，已经认识到世代形成的规则的不合理性，但一时还找不到一种道德力量来粉碎高高竖起的栅栏。
娜斯佳·卡敏斯卡娅怎么办呢？她已经两次被别人场地的代表否定了。首先是安德烈·戈洛文，而后是那个侦查员（他虽然说了自己的名字，但说得不清晰，娜斯佳没有听清楚）。难道她能对其中的任何一个人说：喂，这要你去核实……你知道就去做吧……你听我说，我说的是案情……不，这些话只能是那些和地方警察打过交道，进行过意料得到和意料不到的游戏，包括不完全体面的形式的人们才能说出口的。而如果你是个女人，除了觊觎历来由男子从事的工作之外还想指教男人如何如何，那么，亲爱的，这几乎是不现实的。卡敏斯卡娅很快意识到了这一点。戈罗德市从一开始就没有理会她，而且毫不掩饰自己的观点，认定女人在刑侦部门工作完全是胡闹，是根本不可能的。当凶杀事件发生之后，娜斯佳曾设法公开给他们提供帮助，而这相反却使她完全明白：女人应当知道自己的位置，不要向栅栏靠近。
娜斯佳尽量不听信这些话。她真诚地想帮助他们，为此她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尊严，但一切总得有个界限。既要冷静，也需要理智。她冲破第一次屈辱的浪潮，随着浪峰顺势向前冲去，投入第二次浪潮，不料却呛了水。
又有人敲门了。第一次约在一个小时前，娜斯佳躺在床上躲着，佯装室内没有人的样子。此时她正在进行翻译，打字的声音很远都听得到，便没有什么理由不开门了。
“阿娜斯塔霞，你怎么了？请把你的病历给我，”主治医生米哈依尔·彼得罗维奇严厉地说，“我已经想到了。你已经连续两天没有去治疗，也没有去游泳池，你不舒服吗？为什么不去餐厅用餐？”
“我……我不舒服。”娜斯佳懒懒地说。
“那你为什么不去找我呢？这里是疗养院，不是市场，请你考虑这一点。一遇到身体什么地方不舒服，立即去找医生，明白吗？”
“明白，现在已经好了。明天我就去餐厅，去治疗，一定，米哈依尔·彼得罗维奇。”
“好吧，我想知道你什么地方不舒服，为什么没有食欲。难道我给你订的医疗方案不对吗？”
“别担心，只不过情绪不太好。”娜斯佳笑着说。
“那个悲痛的事件对你影响很大吗？”
“有一点儿。不必担心，米哈依尔·彼得罗维奇。一件蠢事，今天，请您原谅，还有点难过，明天早上一切都会好的。”
医生不甚满意地走了，他对娜斯佳的固执也没什么办法。她还是没去餐厅吃饭。
达米尔仍然没露面……
差不多晚上10点又有人敲门。是列基娜·阿尔卡基耶芙娜。
“您的电报，娜斯佳。我走过值班室，值班的护士请我交给您。”
邻居交给她一封已拆封的电报。是谁那么好奇，忍不住偷看别人的电报？“请速给家里打电话吻你爸爸。”她感到不对劲。如果家里发生了什么严重的事，就不会在电文中用“请”字。如果用“请”，这是请求，而不是命令语气，“请求”，可以不办。另外，“速”，为什么要求尽快呢？要知道，昨天收到汇款后才给他打了电话。
“怎么办呢？”娜斯佳不知所措地说，“父亲叫我马上打电话回家，但到市里去已经太晚了，电话局工作到21点。”
列基娜·阿尔卡基耶芙娜果断地拉住娜斯佳的手。
“走！这种特殊情况应当用特殊办法。我们走运的话，就可以在经理办公室打电话。”
娜斯佳被拖着往前走，心里有一种小羊被拖去宰杀的感觉。从各种情况判断，继父想向她传达戈尔杰耶夫的通知。处长不想通过当地的刑侦机构与她联系，这本身就能说明许多问题。比如，能否利用她建立一个立足点。他也许打算派什么人来再考虑如何行动，还要决定娜斯佳在疗养人员中间以什么面目出现：翻译工作者还是刑侦局的人。
娜斯佳想到在经理办公室的前面总有一间接待室，接待室的电话与经理室的是连通的。这种情况下从经理办公室打电话回家是非常愚蠢的。谈话可能被偷听。拒绝不打吧，又以什么借口呢？你收到家里的电报，要你速回电话，又把你领到了电话旁，可你呢？真想把脚扭伤算了。真没办法，只好让你用哪部电话就用哪部吧！最好不要发生什么事。娜斯佳自我安慰地想着。有谁又有什么必要去偷听我的电话呢？普普通通的翻译工作者给家里的亲爱的父亲打电话。有什么不一般的呢？没事，不会出事的。娜斯佳给自己鼓气。
她一路想着，和列基娜·阿尔卡基耶芙娜走到护士值班室。
“奥莉娅，”列基娜亲切地向护士打招呼，“你能不能给我们打开格奥尔基·瓦西里那维奇的办公室？我的朋友收到家里的电报，她要马上打一个长途电话。”
奥莉娅点点头，从抽屉里取出一串钥匙，走进接待室，娜斯佳立刻往秘书的办公桌上看：的确，有几部电话，有一部是与经理办公室连通的。很可能让我在这儿打，那时就能确定经理室有没有人拿起听筒，但奥莉娅和列基娜就站在身边……
这时护士打开经理室，开了灯，然后用手做个邀请的手势。让进娜斯佳之后，护士有礼貌地关上经理室和接待室之间的门。娜斯佳差一点没喊出来：“不要关，我好能看到秘书办公桌上面的电话。”
一切都会好的，没什么可怕的。娜斯佳一咬牙，拨动莫斯科的区号和家里的电话号码。
“喂！”听筒里传出列昂尼特·彼得罗维奇的声音。就在这一刹那娜斯佳的耳朵捕捉到非常细微的咔嚓声，也不是咔嚓声，是某种咝咝声。也就是说，有问题。
“爸爸，是我。说大点声。声音不清楚，有杂音，怎么搞的？”
“娜斯佳，”列昂尼特·彼得罗维奇提高声音，虽然电话里的声音非常清晰。他明白了“有杂音”是什么意思，“你把自己房间的钥匙留给谁了？”
“七楼的马尔加里达·约西冯芙娜。我不是专门留了字条？怕是你忘了。”
“噢，想起了。”继父的声音炮含后悔的情绪，“想起了，你好像在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