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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没有发现什么情况，也没有准确的信息，只发现有一些零碎的迹象。市里的妓女们中间有一些传言，说她们一些人比另一些人走运，走什么运？这一年来，有好几伙人开着自己的车三次到市里来，只呆一天就走了。他们是些什么人？来找谁的？为了什么？他们并没向我们打招呼。如果他们打招呼了，那就是说不是我们忽略了，就是我们中间有人搞蒙骗。还比如说，我的孙女蔽拉。我到学校和老师们谈过话。你们知道他们对我说些什么吗？说近来薇拉学习特别好。你们听听！特别好，而不是我预料的很坏，因为她正处在青春期，而且她完全不听父母的话。特别是那位教俄罗斯语言和文学的女教师对她倍加赞扬。还好，对我的一点看法她也抱有同感，也认为薇拉可能发生了什么事。不管是什么样的作文题目，她必然就享乐和需要付出的代价大发议论。她才14岁啊！”
“是麻醉品？”刑侦处长，微胖的矮个子斯塔尔科夫抬头说。
“像是，很像是。但也许我所说的这一切并无相互联系。很可能市里没有什么麻醉品，不过无论如何我想知道正发生什么事。”
两周后收集到第一批情报，城市里所说的“走运”的妓女们好像是在国外找到了既舒适又赚钱的工作，她们已经走了。但到哪儿去了，谁也不知道。开车来的那伙人在山谷疗养院租下一幢二层小楼，洗桑拿浴、喝酒，住了一两天便销声匿迹。根据情况判断，这些人虽然同时到达，但不是同路来的。他们来自不同的城市，而且照理说互不相识。那个服侍他们洗桑拿浴的小伙子从没有听见他们相互间以名字或以“你”相称呼。至于杰尼索夫的孙女薇拉，她只是在谈恋爱，和一个师范学院教化学和生物的在校实习大学生热恋。提供情况的人证实说，大学生很守规矩，并没有做越轨的事。
可是，这并没有使杰尼索夫放心。于是他找社会心理学家咨询。
艾杜阿尔德·彼得罗维奇从不喜欢拐弯抹角，他直截了当地问道：
“现在的14岁的女孩是否有可能把爱情看做需要以命相抵的罪过呢？”
“当然可能，如果对她的教育中有误导的话。”
“什么是‘误导’呢？”
心理学家给杰尼索夫详细地解释了一番。可是说实在的，艾杜阿尔德·彼得罗维奇的儿子和儿媳妇都是非常正派的人，他们对女儿的教育也很正规，家里从没发生过任何有关心理反常的事件。
“如果您保证不大喊大叫，对我说什么‘这根本不可能，您怎么敢’一类的话，我便可以给您提供一种解释。”
“我保证。”
“我的解释为性反常，性欲倒错。”
“您说什么？！”艾杜阿尔德·彼得罗维奇气愤地说，“假如您见过她……修长、纤弱的身材，一张稚气的孩子脸儿，她14岁像刚刚12岁的孩子。薇拉是个绝对天真无邪的好孩子。如果您怀疑麻醉品的话，我也许赞成。也许第一次有人诱骗她或强迫她吸食毒品，后来变成了不能自主的奴隶。这太可怕了，但总还算个解释。你说什么自觉自愿和出于善良的愿望，不，这完全是例外，这简直不可能！”
“您表过态的。”心理学家责备地提醒说。
“对不起……谢谢指教。这是您的酬金。”艾杜阿尔德·彼得罗维奇把一个信封放在桌子上便转身走了。
杰尼索夫对这次求访极其不满。回家时他想到，应当在不久将要召开的代表大会上提出为市大学心理学专业的学生建立专项奖学金的问题。也许这可以促使他们学得好一点。艾杜阿尔德·彼得罗维奇认为当前的条件与培养专家的要求是不适宜的。
很快发生了一件令人不安的事件。被刑侦处长斯塔尔科夫派去了解疗养院小楼晚会情况的瓦西里·格鲁申因颅骨骨折被送进市医院。他伤势很重，手术后使失去知觉。在他苏醒的几分钟里，身旁只有一个护士。
“记下……电话……”格鲁申嚅动着嘴唇说，“请告诉……名字……马卡洛夫……打……电话……”
“您放心，我打电话。”小护士安慰地答应着，便跑去找医生。10分钟后格鲁申去世了。
“您看，打电话吗？”护士把记有电话号码的纸条卷成个纸筒。
“随您便，”医生耸耸肩说，“要是我一定给警察局打电话。您也清楚，他是刑事案外伤。或是报告那个侦查员，他昨天在这里坐了一整天，等着格鲁申恢复知觉。今天他肯定还会来的。”
“好吧！”护士叹了口气，便伸手拿起电话。
“城市里正发生着什么事？”杰尼索夫气势汹汹地质问坐在他面前的人，“我问你，这是个什么组织，竟敢杀害我的人？他们采取这一行动表明格鲁申已经找到重要的情报。这里出现这么严重的事件，我们反倒一无所知。你们怎么解释？”
“我们也不是神，艾杜阿尔德·彼得罗维奇，”他的对话者心平气和地回答说，“假如我们什么事都一清二楚，就不存在与犯罪活动进行斗争的问题了。您自己也不必太着急，您也不是第一次损失人了。”
“但我总该知道，甚至在你们还不知道的时候就该知道，为什么我失掉他们以及是谁的责任。可现在我没有掌握任何情况，这使我非常担忧。以我的理解，还不具备破案条件吧？”
“最起码的也没有。”对话者摊开两手遗憾地强调说。
“显然，”杰尼索夫失望地说，“马卡洛夫这个姓不是提供侦查线索的特征，它和什么伊万诺夫，还有西多洛夫没什么区别。你们也没有时间把城里所有姓马卡洛夫的人都审查一遍。况且他可能不是本地人，而是混在从其他城市来的一大批人中。你们能给我提出什么建议吗？”
“只有一点建议：派人进入山谷疗养院。让他住在那里，也许会弄清这个马卡洛夫是什么人。”
“你们有合适的人选吗？”
“别开玩笑了！我的人屈指可数。一两周后能分出一个人来，但不能再多，本来就人手不够了。”
“好吧，我派自己人去。既然我们今天碰面了，就让我们算算5个月以来的账吧！如果破案率保持在中等水平，今年内未破的案件不能超过10个。有一半要留给农村地区和不可预测的事件。您只剩5个，这是最高线，也是危险线。要是算上格鲁申遇害一案就只剩4个了。”
“好吧，我们一致算3个，”杰尼索夫的对话者点头表示同意说，“现在是7月。到年底在我的管辖范围内不能超过两个。如果您没忘记的话，2月份的事件算一个。”
“没忘。”
第二天文杜阿尔德·彼得罗维奇·杰尼索夫亲自拜访了山谷疗养院的主任医生。
娜斯佳·卡敏斯卡娅离开打字机，披上一件短外衣，拿着烟走到阳台上。阳台是两个房间共用的：娜斯佳的双人房和相邻的单人房。几乎同时，单人房间通向阳台的门也开了。门口出现了一个肥胖的、衰老的、拄着拐杖的女人。
“您好，”她有礼貌地微笑着打招呼说，“我和您是邻居了，我叫列基娜·阿尔卡基耶芙娜。”
“非常高兴，阿娜斯塔霞。”娜斯佳自我介绍说，同时握了握伸过来的手。
老太婆好像怕冷一样瑟缩了一下。
“我听到您总在打字，是工作吗？”
“嗯！”娜斯佳含糊地应着。
“您休息的时候，请到我这边喝茶。我有上等的英国茶叶，来吗？”
“谢谢，一定。”
娜斯佳没有到列基娜·阿尔卡基耶芙娜房间去喝茶，又回去干起艾德·马克布因的侦探小说的翻译。她翻译的小说篇幅不大，总共才170页，如果想在疗养期间干完，每天要完成的定额是9页。娜斯佳翻译速度很快，9页，完全可以在下午治疗之后完成。定额还可以减少些，因为从疗养院回莫斯科后，她还有13天的假期。决定不去女邻居那儿做客并不是因为不愿意脱开工作，老实说，娜斯佳担心这个老女人可能会纠缠不休，成为摆脱不掉的沉重负担。“真不像话，”她把一张纸塞入打字机，同时想着，“我对老人甚至连同情心也没有。一定是我身上藏有某种道德缺陷。”
娜斯佳埋头于翻译，忘记了吃晚饭。马可布因对侦探斯蒂夫·卡列尔和他年轻的搭档利尔特·柯林格之间的矛盾描写得跌宕起伏，引人入胜。到晚上10点钟她才感到饿了，于是放下手中的活，打开热水器。恰好在这时有人敲门。进来的是女邻居，她手里捧着一个光彩夺目的铁盒。
“您还没吃晚饭，您现在想歇一会儿，准备喝茶，或是咖啡。我猜对了吧？”
“绝对正确，”娜斯佳笑着说，“和我做伴吗？”
“当然，”列基娜·阿尔卡基耶芙娜沉甸甸地坐到椅子上，把拐杖靠在墙边，“我还带来了饼干，我想喝一小杯咖啡。但我提醒您，亲爱的，我到您这儿来是第一次，也是最后的一次。”
“为什么？”
“因为您年轻，亲爱的娜斯佳，而且很忙。我常来造访会使您生气，而我又不喜欢人家出于礼貌忍受我的啰嗦。您明白了？这么说我说对了。今天我们认识，而以后，如果您喜欢，就自己到我那儿去吧。”
娜斯佳往杯子里斟开水，同时注视着老太婆的表情。看来与她打交道不必谦恭拘谨。
“您真敏锐，列基娜·阿尔卡基耶芙娜。”她平和地说。
“哪里话，小丫头，我太老了。请问，您在做什么？还摆着这么多词典。您是翻译家吗？”
“是的。”娜斯佳毫不含糊地顺口应着。随便就谈到刑事侦查工作无疑是愚蠢的，况且论水平她一点都不比专业翻译差。
“哪种语言？”
“英语、法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葡萄牙语。”
“哎呀！”列基娜·阿尔卡基耶芙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