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康普顿·麦肯齐的长篇小说《险恶的街道》（1913~1914年）里，一位学院院长在第一学期的迎新致词里讲道，而这部小说的第三部分发生在“如梦似幻的尖塔”的城市里。对牛津的崇拜和英国式的爱国主义天衣无缝地结合在一起。麦肯齐告诉他的学生主人公迈克尔·凡奈，他说他坚信，“牛津最杰出的人才就是英国最杰出的人才，英国最杰出的人才就是人类最杰出的人才。”麦肯齐是在莫德林学院读的书，那也是奥斯卡·王尔德的学院，1925年，后来的宫廷诗人约翰·贝奇曼也住进了这里华贵的房间。
当时有两类大学生，大力士（hearties）和文艺爱好者（aesthetes）。大力士们划船、喝啤酒、系学院的领带，所到之处总是一片混乱。贝奇曼和其他读书人则属于文艺爱好者，他们系前卫的真丝领带，蓄长发，“永远不清楚学院的体育场在哪里”。艾赛亚·伯林男爵回忆起文艺爱好者阵营的一位同学，当他问对方属于哪所学院时，那位同学回答说：“亲爱的，我实在想不起来了。”唯美主义者们在乔治·艾尔弗雷德·科尔克霍斯特那里喝雪利酒，乔治是一名西班牙语讲师。他们称他为团长，团长的脖子上用细线挂着一块糖是“为了使他的谈话更甜”，而且他戴着一只小助听器，这是“为了听到优秀的评论”。约翰·贝奇曼男爵的诗体回忆录《钟声的召唤》（1960年）是20世纪最有影响的英语抒情诗集之一，描写了牛津辉煌的20年代，它的年轻文学家、日渐衰老的花花公子和没完没了的香槟晚会—“因为生活就是午餐，自始至终都是午餐”。
百万富翁和艺术赞助者爱德华·詹姆斯也属于贝奇曼的唯美派圈子，他又名加尼迈德，这名字取自宙斯用做掌酒官的那位美少年。詹姆斯将基督教堂学院里他的套房屋顶粉刷成了黑色，用银色丝绸做墙布。于此同时，在隔壁院子里，作家W·H·奥登在从事“严肃”（serious entertaininig）的艺术。奥登讨厌阳光，所以他在幽暗的房间里招待他的诗人朋友斯蒂芬·斯彭德、路易斯·麦克尼斯和泽西尔·戴·刘易斯，这些人当时都在牛津学习。奥登身穿特别宽松的黑色男礼服，同他们一道起草马克斯主义世界革命的基本特征，朗读他的诗作。1956年，这位“奥登帮”的领袖返回牛津大学担任诗歌教授。
第一部分 牛群渡口旁的骚乱第6节 文学的牛津（3）
论起行为古怪的人来，没有人比得上奥登的同学哈罗德·阿赫顿。他的战斗口号是“回归红木”，而他的房间被漆成了橘黄色，他则站在阳台上，手拿一只喇叭对着基督教堂学院的草地朗读艾略特和他自己的诗作。当时，凡注重自身形象的人，都肩背哈罗德·阿赫顿设计的牛津包，穿着有束的宽松裤。据《名人录》称，他最喜爱的活动是：“狩猎庸俗的人”。是的，他是个势利鬼，也是个鉴赏家，是英国最后一位伟大的唯美主义者，比安东尼·布兰奇—伊夫林·沃以他的朋友哈罗德·阿赫顿为原型塑造的好卖弄的“布赖兹海德”人物形象，还要欣喜若狂得多。如果这位“布赖兹海德”英雄塞巴斯蒂安出门时总是抱着一只泰迪熊的话，那么伊夫林·沃眼前浮现的就是他的朋友约翰·贝奇曼，贝奇曼也抱着他的泰迪熊阿切巴尔德·奥姆斯比…戈勒在牛津街头闲逛。
这种布赖兹海德风格，大学里的孔雀和斑鸠共存的世界，不仅刺激了大力士们。1929年D·H·劳伦斯写了一首讽嘲诗，《牛津的声音》。这是一首用牛津口音写的讽刺诗，那上面都印上了上层精英的标记：“噢，如此诱人地出众／如此诱人地打动自己／希冀出众—／我们不会坚持它一会儿／但我们是／我们是／你承认我们是／出众的。”在奥托林·莫雷尔夫人的沙龙里，在她的加辛顿田庄上，他听腻了这种矫揉造作、懒散傲慢的腔调。伦敦的布卢姆斯伯里俱乐部成员和来自牛津的年轻俊杰们，他们全都聚集在那里。那是连斯蒂芬·斯彭德都没有体验到的那种同类相投的气味，虽然他从“牛津口音”的源头上进行模仿。史班德在他的自传《世界里的世界》（1951年）里形容当年的这所大学是“一个受阶级观念统治的集体”。最根本的公学和金钱起着决定性作用：如果你没有钱，“在牛津就会被排除在牛津大学之外”。史班德更强烈地感觉到的不是他的局外人角色，而是大学本身的孤立，尤其是它跟他那一代热衷政治的作家们发生的事件的隔绝：20世纪30年代欧洲的社会冲突和政治变革。“我们是被分裂的一代，哈姆莱特的年代。他们发现这个世界失去了平衡，再也找不回来了。”
当这个世界变成一片废墟而古老的牛津印象也破灭了的时候，伊夫林·沃的长篇小说《再见布赖兹海德》于1945年问世了，这是对他的年轻时代的世外桃源式生活的感伤眷顾；然而同是20年代时的这所大学却遭到了他的同学斯蒂芬·斯彭德的无情批判。伊夫林·沃讲述的是一段友情和一个信奉天主教的贵族家庭的故事，有关查尔斯·赖德尔和塞巴斯蒂安·弗莱特的著名学院小说。牛津，贵族和草莓野餐，伊夫林·沃以这一混合物创造了他的“G。E。C”，这是南希·米特福德所称誉的一部“伟大的英语经典著作”（Great English Classic）。他自己所看到的牛津的弱点，反而加强了这部浪漫的历史巨作的成功，尤其是在1981年被耶莱迈·埃隆拍摄成电影之后。
没有哪部小说对当代牛津大学的形象比《再见布赖兹海德》的影响更大。从那以后，更多的游客和泰迪熊涌进了这座城市，然而这部畅销小说的成功带给大学的麻烦不及它的布赖兹海德形象。1986年，一位女大学生在考试结束后欢庆时死于酗酒和吸毒。牛津大学发生的这一死讯刊登在报刊头条，因为死亡的女学生不是一位普通女生，而是奥利维亚·钱农，一位部长的女儿。人们在她的一位贵族男友的房间里发现了她，就是在戈特弗里德·冯·俾斯麦的房间里，在基督教堂学院里。这是“再见布赖兹海德”的另一种形式，是一则神话的不幸和阴暗的一面。荒淫和禁欲一样同属于牛津大学，每当大学生中“最时髦的人”发生什么有着奢华或者淫荡特点的丑闻时，人们就会引用这一布赖兹海德症状，好像生活就是文学的佐证似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伊夫林·沃的长篇小说是和“英国雅典”著称的牛津的漫长告别。牛津大学的特殊地位以及它的文学光芒消失了，结束了。但牛津人至今都在英国的文学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像文学史家约翰·凯里、彼得·康拉德、特里·伊格尔顿、埃尔米奥娜·李、抒情诗人和英国文学家托姆·波林、出版商和作家迈克尔·施密特、评论家理查德·英格拉姆斯和约翰·威尔斯、新闻工作者如詹姆斯·芬顿、A·N·威尔逊、克利斯托弗·希钦斯、彼得·斯托瑟德、安东尼·思韦特、玛丽娜·沃纳、梅尔文·布拉格—在所有的传媒和文学评论界里，牛津人如此之多不免招来了人们的指责，说他们构成了一个牛津文学黑帮。20世纪的英国作家很多也都是牛津人：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威廉·戈尔丁和V·S·奈保罗、约翰·布肯、格雷厄姆·格林和菲利普·拉金、金斯利·阿米斯和他的儿子马丁·阿米斯、克利斯托弗·汉普顿、威尔·泽尔夫、尤利安·巴恩斯和珍妮特·温特森，但这座城市本身几乎并没有启发他们的写作灵感。伊恩·麦克尤恩为了完成他的柏林小说《无辜者》中的某个情节，他曾经请教默顿学院的一位病理学讲师。这就是牛津作者的优势，他几乎能在方圆一公里的范围内找到所有课题的专家，即使这个课题跟麦克尤恩生活到2002年的那座城市一点关系都没有。
艾莉丝·默多克无论从哪方面看都十分特别，她在牛津大学学习、教学，并生活在这里，像她这样一生都在了解这个地方及其人们的人十分少有。她的小说则将牛津反映为一种精神生活形式—自我认识、自由、决定论、性欲和道德，总是围绕着有关哲学和生存的基本问题。对于艾莉丝·默多克来说，小说是“精神反映的厅堂”，是教师公用室的光华笼罩下的种种角色。她的伟大的思想小说《书和兄弟》（1987年）讲述了一群朋友的故事。那是考试结束30年后这群人相聚在学院的一次舞会上发生的一则充满激情、思想冲突和失望的故事—展现了一幅“失败事业”的全景。
继《再见布赖兹海德》之后惟一一部同样获得了国际性成功的牛津小说是一位西班牙人写的，即哈维尔·马里亚斯的《万灵》（1989年）。《万灵》描写的是这座城市和“失败事业”类的老一套，是一部后现代派的《朱莱卡·道布森》的续曲。那是一则双重错乱的故事，由爱情和牛津大学引起的双重错乱。一位年轻的西班牙人，他是大学的客座讲师，爱上了他同事的妻子。这位讲师所观察到的，犹如局外人看到内幕故事时的刺激感，和王尔德的警句一样有意思。哈维尔·马里亚斯诙谐地分解了牛津大学的神话，使一切都变得很滑稽。但是牛津大学的魅力却没有丝毫的减少，就像马戏团一样，而且十几年后，这种神话又在他的长篇小说《你早晨的脸庞》（2002年）里得到了延续。
“只要你不喜好诽谤或至少是恶意的诽谤，就在那里过一种界于边缘的不体面的生活，就像来自剑桥或牛津之外的某所大学的人那样。”玛丽亚认为，流言飞语和间谍活动是本地特有的才能。这所高等学院培养出了约翰·勒卡雷，他在小说《了不起的间谍》（1986年）里描写了一位双重性格的间谍的成长经历—马格努斯·皮姆。他的事业开始于牛津，在那里上大学时他曾经监视过社会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