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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征北上（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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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首先决定在川黔边建立根据地。进至遵义后，因受国民党军四面包围，根据1月中旬遵义会议决定改向四川西北部，与川北的红军第四方面军会合，建立新的根据地。半个月后，即2月初，因渡江不成，又受国民党军队围追堵截，中共中央再度“决定停止向川北发展，而最后决定在云贵川三省地区中创立根据地”，即决定进一步“以川滇黔边境为发展地区”。但是，在国民党中央军和川军的追堵挤压之下，中央红军虽在贵州赤水河两边跳过来跳过去，没有遭受更大的损失，却还是无法顺利地实现入川的计划。
3月初，中共中央再度被迫放弃建立川滇黔边根据地的计划，宣布准备坚持黔北地区，进一步“赤化全贵州”。而一个多月后，即4月下旬，黔北也无法立足了。红军不得不下决心放弃由贵州入川计划，大步西去，四渡赤水，转进云南东北部。故中共中央决定：去云南东北地区“消灭敌人取得新的发展局面”。而此一命令发出几天之后，进至滇东北的红军就发现，他们完全可能由这里进入四川。因此，4月底，红军迅速离开云南东北地区，横渡金沙江，大举北上，并宣布将“转入川西消灭敌人，建立起苏区根据地”。
中央红军强渡大渡河、入川北上后，却再度发现在川西北建立根据地其实可能性很小。恰好，这时红军四方面军也放弃了原来的川北根据地，西来与中央红军会合了。双方于6月下旬召开了两河口会议，反复研究了当前的局面，决定主力进入甘肃南部地区，努力“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这样一来，红军前此努力在西南地区创建根据地的战略方针实际上已经在悄然改变了。
很明显，红军转进西南地区，在贵州、四川及其周围地区长途跋涉、东奔西突，军事上固然机动灵活，实际上却仍旧是迫不得已。中共中央清楚地了解，部队长期处于游击状态，没有根据地，是极端危险的。因此，他们始终在要求部队为创造新的根据地而战，但每一次这样的努力最终都没有成功。总结起来，红军努力在西南地区建立根据地却失败了，根本上不外两个原因：一是敌人力量较强；二是群众基础薄弱。西南地区虽然地处偏远，却仍旧是人口密集地区，地方军阀各霸一方，养兵甚多，除贵州军队不大能打以外，川军、滇军都有一定战斗力。加上蒋介石刻意经营西南，派遣大军跟入，迫使矛盾甚深的西南各地军阀联合起来，异常积极地对红军作战，从而使红军几乎处于无日不战、无处不战的困难境地。
与此同时，红军因兵力有限，非战斗人员较多，又因长途征战，损失不断，补充困难，战斗力减弱，不得不避实就虚，尽力避免与强敌决战。因此，红军只好转战于川黔滇三省交界处和四川西部这些高原山区，力图在敌人力量薄弱之处寻找立足点。而这些地区的群众往往又以少数民族居多，民情方言处处隔膜，何况这些地区少数民族与汉民族关系一向较为紧张，红军不仅立足困难，而且给养、兵源完全不能解决。因此，中共中央很快就开始承认，“我们过去对于少数民族不大清楚，现在经过许多少数民族的地区是清楚了”，要在这些地区建立根据地根本没有可能。故中共中央从1934年12月决定西征进入西南地区创建根据地，在云贵川转战半年之久后，终于在1935年6月决定改变西征的方针，开始考虑实行北上甘南，以便进一步“背靠甘（肃）青（海）新（疆）宁（夏）四省的广大地区”来建立根据地的新方针了。
关于红军北上方针的提出，张国焘的《我的回忆》一书中是这样说的：在红军第一、第四方面军会合后，双方领导于1935年6月间举行了一次会议。在这次会议上，
首先由毛泽东提出了向甘北宁夏北进的军事计划。他说明共产国际曾来电指示，要我们靠近外蒙古，现在根据我们自身的一切情况，也只有这样做。我即发问：“共产国际何时有这个指示？”张闻天起而答复：在他们没有离开瑞金以前（约十个月前），共产国际在一个指示的电报中，曾说到中国红军在不得已时可以靠近外蒙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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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征北上（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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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国焘记述的这个会议，从时间、内容及事后决议看，显然是中共目前史书所记的6月26日在懋功附近召开的两河口会议。但张所回忆的内容与目前中共保存的会议记录却颇多出入。
首先，会议并非由毛泽东提出军事报告和北进计划。毛在江西中央苏区期间曾备受排挤，直到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935年1月间在遵义召开的扩大会议上，才当选为中央常委，开始参与中共中央核心领导工作。3月以后，毛成为中共中央军事三人团（周恩来、毛泽东和王稼祥）的成员之一，并担任了红军前敌政治委员一职。因此，实际上可以说，毛泽东这时在军事上确实大权在握。不过，这时中共中央还没有完全改变遵义会议的规定，党内在军事上负总责者，名义上还是周恩来。至少在这次会议上作军事报告的还是周恩来，而不是毛泽东。
其次，在会议上，无论毛泽东，还是周恩来，或者是这时实际上任总书记的张闻天（即洛甫），都未曾提到共产国际的这一指示，并且也没有人提到过向甘北宁夏北进的任何想法。可想而知，张国焘在回忆如此不准确的情况下所说的这个共产国际的指示是否存在，值得怀疑。至少，中共中央撤出江西苏区后的行动方向表明他们并没有执行这样一个指示的任何计划，在上述中央红军一度所争取过的重新建立根据地的目标中，有川黔边、川西北、川滇黔、黔北、滇东北、川西，却丝毫没有向北部边界地区发展的影子。
北上的方针毫无疑问是在中共中央注意到在西南地区已没有建立根据地可能之后才提出的。问题在于，考虑到中共与联共（布）之间的秘密关系，中共中央为什么当初从江西撤退时不提出北上方针，非要到西征失利之后才转而北上呢？
从地理上来看，北上应该远比西征对中国红军更具有吸引力。早在20世纪20年代初，苏俄的势力刚刚到达远东地区，孙中山就接二连三地提出过从北部边界接通苏俄的战略设想，苏联政府并且一度批准过孙中山的提议，准备利用中国西北地区帮助孙中山训练军队。此后，苏联政府虽因了解到国民党在中国西北省份缺少影响，不愿意国民党利用外蒙古的库伦作为进攻北京政府的军事基地，最终拒绝了孙中山提出的西北军事计划，转道海参崴由海路来援助广州政府，但当冯玉祥的西北军参加了反对北京政府的战争后，它很快就通过外蒙边境对冯的军队提供了大量的军事援助。这说明利用中苏蒙边界来援助中共是完全可能的。
当然，当年援助国民党是一回事，这个时候援助共产党则是另一回事。要中共来接通甚至靠近苏蒙边界，无论是在苏共中央，还是在中共中央看来，中国最早通过西北边境得到大批苏联军事装备的国民军将领冯玉祥
看上去远比援助国民党要复杂得多。这是因为，第一，在中国共产党人的观念上，“打通国际路线”的想法并不是一个值得肯定的军事主张。早在1927年4月，当国民革命陷于困境时，苏联顾问鲍罗廷就曾提出接通苏联与外蒙以取得援助的所谓“西北路线”，
结果这一设想很快就成了“逃跑主义”的代名词。第二，作为共产国际下属支部之一，中共一向把“保卫苏联”看成是自己最重要的责任。而苏联这时正在受到高唱反对共产主义的德国和日本两个方面的战争威胁，中共中央显然担心，在这个时候公开靠近苏蒙边境，难免会给苏联带来外交上的严重压力，甚至为日本进攻外蒙和苏联制造口实。冯玉祥1933年在察哈尔组织抗日同盟军，揭旗抗日，试图取得苏联援助，却遭到苏方严拒，就是一个证明。因此，除非万不得已，中共中央不仅不会设法去靠近苏蒙边界，而且连向北发展的想法往往也是被否定的。
据有记载可查的历史文献，中共最早提出接通与苏联的联系，是在1935年的5月份。这时，中共中央了解到因新疆盛世才实行亲苏反帝政策，苏联已公开卷入新疆事务，所以敏感地注意到红军已具有靠近新疆和外蒙的条件。考虑到在西南四川一带无法立足，东西南三个方向均无发展可能，北上已成唯一出路，故中共中央才下决心向北发展，准备首先进至川西北的松潘地区。用周恩来在两河口会议上的话来说，就是当时中央的“决定是到岷江东岸，在这地区派支队到新疆”，争取从那里取得同苏联的联络与援助。随着6月中旬红军第一、第四方面军在川西会合，中共中央更进一步提出了“占领川陕甘三省，建立三省苏维埃政权”的战略设想，并准备设法与苏联接通。6月16日，中央红军前敌司令员朱德等人在给张国焘的电报中明确提出：准备“适当时期以一部组织远征军，占领新疆”，打通国际路线。但这些显然都不是源自于共产国际的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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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征北上（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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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国焘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一直与共产国际有着密切的关系。1930年前后，他还曾作为中共代表之一长驻莫斯科，自然很清楚上述历史。因此，得知中共中央一些领导人的想法之后，他明显地表示了不赞同的态度。6月17日，他专门致电中共中央，说明川北地区地形不利，给养又断，红军意图已为敌悉，目前不宜再过岷江东进和北上，而应迅速西进经阿坝进入甘青或南出雅安、名山、邛崃、大邑地区。6月18日和20日，中共中央接连两电表示不同意张国焘的主张，并建议张国焘来中共中央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