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初，宋子文离开武汉到上海，从事他的金融生意，但蒋介石却怀疑宋子文受宋庆龄的影响，所以对宋子文在上海的生意不积极配合。作为回答，宋子文也拒绝一家银行向蒋贷款。蒋怀恨在心。“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不久，蒋介石便封闭了宋子文在上海的办事处，宋子文为此也气得要命，但又奈何不得蒋介石这个政治无赖。
当时，蒋介石对宋子文是打一打又揉一揉，封闭了他的办事处后，又诱惑未参加南京的中央政府。这时两边都来做工作争取宋子文。宋庆龄动员他参加武汉汪精卫的中央政府，宋蔼龄动员他参加蒋介石在南京的中央政府，宋子文权衡再三，最后终于倒向了蒋介石。
但好景不长。1931年9月18日，日本侵略者在沈阳制造了“九·一八”事变，开始武装吞并东北。1932年日军又蓄意挑起“…·二八”事变，开始向中国内地渗透。于是和宋子文联系密切的金融家的利益受到严重威胁，而蒋介石当时却明确表示不抵抗政策。如此一来，宋子文和蒋介石的矛盾再次引发。
据说，宋子文曾几次找宋美龄，希望妹妹能说服蒋介石，对日采取强硬政策，哪知宋美龄一张口蒋介石就变了脸色。
当时，蒋介石不但不积极抗日，反而动用国库储备，耗费巨资开始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进行大规模的“围剿”。在讨论“围剿”经费时，蒋与宋之间再次发生冲突。宋子文不满蒋介石一贯独裁的霸道作风，并且力陈抗日比“剿共”更为重要的道理及国家平衡财政预算的重要，当场弄得蒋介石下不了台。
1932年5月，上海、浙江及江苏实业界的许多巨头和在西方留过学的学者教授，在上海成立了一个叫作“废止内战大同盟会”的组织。这个组织成立的目的，就是为了防止内战。当时同盟会成员做出决定，所有成员拒绝认购与内战有关的公债和借债。
宋子文虽然没直接参加“同盟会”，但“同盟会”成员中有许多是宋子文的同窗好友和生意场上的伙伴。更主要的是，内战会影响国家金融及商业发展，使原来发展的经济倒退，且宋子文原本就是反对内战主张抗日的。
但是，蒋介石一意孤行决心“剿共”，这就引起了“同盟会”成员的反对。第三次反“围剿”开始后，宋子文见上谏无效，便以“把蔡廷锴的十九路军调走了的作法在上海金融界不得人心”为理由，向蒋介石提出辞去财政部长的职务。
将介石虽然对宋子文的书生气和抗日情绪很反感，但这时孔祥熙出访欧美未归，蒋介石又觉得宋子文在上海金融界有较高威望，便再三挽留。结果，在来美龄的斡旋下，他们相互做了妥协。宋子文同意继续担任财政部长为蒋效力，蒋则许诺将来提宋为行政院长，封官许愿。将还同意来用贩卖鸦片的不义之财，来秘密填补因“围剿”工农红军造成的财政赤字。
时过不久，宋子文发现他又被蒋介石耍了。他为了支持抗日而发行的公债受到蒋介石的阻挠，对热河省的国民党军队原准备抵抗日军进攻，也被蒋一个命令撤了回来。不久汪精卫从海外回国，蒋介石为了拉拢汪，遂让他登上了行政院长的宝座。
宦海沉浮，蒋介石心狠手辣，使宋子文心灰意懒。他决心辞去中央银行总裁职务，借参加世界经济会议的理由，到美国散散心。这正中蒋介石下怀，他当然不会阻拦，反而劝来去美国安心开会，南京的事不用操心。
于是，孔祥熙的主要竞争对手就这样轻易地被蒋介石缴了械。所以，当孔祥熙得知宋子文要辞去中央银行总裁之后，宋蔼龄说：“这下你可如愿了。”
的确，孔祥熙和宋子文有许多相同之处。他们都留洋受过美国教育，都是基督教徒，都和孙中山、蒋介石有姻亲关系，都通过家族关系在政界发迹，在商界也都是出了名的大亨。自蒋宋联姻之后，就有人说如今的中国是“蒋家天下陈家党，宋氏姐妹孔家财”。但是，他们又有许多不同之处。如孔祥熙虽受的是西方教育，但却热衷于儒学，崇尚中庸，为人随和，被认为是中国政界的老好人，对蒋介石从来是唯命是从。而宋子文虽有学子风度，注重礼仪但却为人耿直，在官场不善于见风使舵，说话态度也直来直去，因此为政期间在南京树敌较多。在一段时间内，他甚至对蒋介石都表现出一种傲慢的态度，认为蒋介石出身卑微，不过是一个政治投机家、一个在乱世中靠手腕混迹于政坛的暴发户。他曾私下对好友说：“给蒋介石当财政部长，就跟当他一条狗差不多。”
正是在这种时候，蒋介石召见孔祥熙，向他透露了准备接班中央银行总裁的信息，孔祥熙怎能不感恩涕零呢。
宋子文走后不久，孔祥熙便走马上任。为报知遇之恩，孔祥熙上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为蒋介石“围剿”工农红军筹措经费。
当时，国内的经济形势极为严峻。由于国民党的腐败统治和帝国主义对中国资源的掠夺，加上蒋介石不顾人民死活又发动了一系列不得人心的内战，使民族资产阶级发展滞缓，广大农民流离失所，国民经济遭到严重破坏。当时政府的财政赤字连年增长，到1933年孔祥熙上任时，每月的赤字就达1200万元。
为筹齐对工农红军“围剿”反需经费，孔祥照专程赶到江西，同正在那里坐镇指挥的蒋介石进行了讨论。最后两人商定，以关税为担保，向国内外发行1亿元新公债。不过，发行的名义是支援国家建设。
孔祥熙从江西再到上海后，立即紧锣密鼓地进行发行公债的准备。没过几天，上海的各大报纸上都在显著位置上刊登了发行新公债的消息，还把这次购买公债说成是国民爱国的具体表现。
善良的人民当然不知道这是蒋介石和孔祥熙玩的把戏，于是1亿元公债很快销完。孔祥熙为此十分得意。只是1亿元公债一分一毫也未用于改善国计民生，而是全部被用于蒋介石购买军火，进而去攻打江西的中国工农红军去了。
第一、二、三次“围剿”失败后，蒋介石恼羞成怒，又紧接着组织了第四次“围剿”。当时他动用了四十万军队，下决心要把年轻的苏维埃共和国扼杀在摇篮中。为配合蒋介石，孔祥熙又发行了第二期“关税库券”，并通过越来越多的银行借款透支来支持这些军费开支。
孔祥熙的“锦囊妙计”，实际上是高利率夺走了本来应用于发展生产的资金。当时国家经济困难，农村经济萧条，民族工业也因资金紧缺困难重重，银根奇紧。在各行各业急需资金振兴的时候，孔祥熙却把资金都用来给蒋介石购买军火以支持内战，这对国计民生无疑是杀鸡取卵。加之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萧条之风愈刮愈烈，日益影响到中国大陆。1933年美国为了缓和经济危机对本国生产和金融业造成的打击，决定放弃金本位，开始储备白银做为财政准备，并宣布银价是每盎司50美分。这对上海的金融家极具吸引力。他们觉得，把白银运到美国而不是去买孔祥熙发的债券，就能大赚一笔。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中国的白银大量流人国外，债券销售一落千丈，蒋介石的内战经费频频告急。于是银行和贷款利率急剧上升，南京政府的财政面临破产的境地。
孔祥熙一计不成又生一计。为了防止白银外流，他开始对白银出口征收10％的关税。同时他又采取高压手段，颁布了《储蓄银行法》，迫使私人银行家必须购买国家公债，并强行规定每家银行都必须以四分之一的资金购买国家公债或证券，将此做为中央银行的总储备金。
在这一系列高压政策下，原来许多不准备购买公债的企业家银行家们不得不参与购买公债，但他们对孔祥熙的这种做法表示了强烈的不满。
四个月后，宋子文从美国出访归来。本来，他这次出去就是公费旅游，参加一些不痛不痒听起来口号大得吓人、做起来却无实质性意义的会议，然后北上加拿大观看尼亚加拉大瀑布，南到巴西漫步在布满珍禽异兽的热带雨林，晚上要么会友闲谈要么舞厅酒吧，真真悠哉悠哉！不料回国后，看他的生意场上的朋友一个个怨声载道，多年呕心沥血积累起来的家当被蒋介石、孔祥熙一纸文件就剥夺了四分之一。宋子文又得知自己做中央银行总裁时为蒋家政权辛辛苦苦积累下来的几十亿元的积累，也被挥霍一空，就越发对孔祥熙恼怒，对蒋介石不满。于是这种不满的日积月累，终于酿成了后来路人皆知的“耳光风波”。而这场风波的最大受益者，仍旧还是孔祥熙。可以说，尽管孔祥熙和宋子文是朋友又是亲戚，但孔祥熙是踩着宋子文的肩膀一步一步爬上去的，最终成为国民党财经领域的“皇帝”。当然，宋子文也非等闲之辈，“君子报仇，十年不晚”。抗战后，宋子文又复掌大权，并对孔祥熙狠狠地报了当初那一箭之仇。当然这是后话了。
此次宋子文回国又和蒋介石发生公开争执，是因为实行并坚持年终预算审计制引发的。
“预算审计制”，是任何一个现代国家在制定规划、投拨经费时都必须遵守的制度，也是国际惯例。但在中国却不那么吃香。几千年来的皇族统治，对当权者影响极深。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皇帝一言九鼎，需要用什么就要满足什么，想要什么就必须拿来什么。到了蒋介石这辈上，就叫经济必须服从政治，必须为满足他的欲望、巩固他的统治服务，怎么能让一个“预算审计制”捆住手脚呢。预算是给老百姓看的，谁还当他真的要实行？！
宋子文留学西洋，对中国封建主义这套东西当然反对，他认为，建国的根本在于法，经济的根本在于制度。作为财政部长，他为国民党政府建立了一套完整的财务制度，国家收支都要有计划，花销需有预算，预算要经过审计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