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懋第到达张家湾后，清兵根据多尔衮的命令，安排使团住在四夷馆。随行参谋陈用极提出此事关系甚大，不可不争，陈洪范一声不吭，左懋第经过力争，才改在鸿胪寺，“且遣官骑迎之，建旄乘车，肃队而入”，维护了使团的尊严。左懋第身披重孝进入北京城，前来迎接的清朝官员表示惊讶，因为作为外交使节，应着吉服，怎么能穿丧服呢？左懋第义正辞严地回答：现在正是国丧期间（指崇祯帝），本人且有母丧，故穿丧服，“迎者不能诘”。清内院大学士刚林去见左懋第，要求他去朝见清摄政王多尔衮，左懋第坚持以客礼入朝，“反复折辩，声色俱厉”。刚林不由感叹地说：“此中国奇男子也！”连摄政王多尔衮听了都很敬重左懋第。《小腆纪年附考》上册，220页。
左懋第因清朝拒绝谈判，乃派陈用极去请求谒陵，改葬崇祯帝和周皇后，也没有得到允许。他就率领随行人员于鸿胪寺大堂中陈设祭品，“与将士哭奠三日。又以鸡酒奠范景文殉难诸臣”《爝火录》上册，335页。十月二十七日左懋第率使团人员离北京南返，十一月初四到沧州十里铺，由于陈洪范的出卖被扣，被清遣兵押回北京，囚禁在太医院中。左懋第致书多尔衮表示抗议说：“懋第奉命北行，以礼通两国之好，今无故羁我使士马，日呼庚癸，则后之持节者，谁冒险以图国事，必至上干天和，下戕民命，亦非贵国之利也。”多尔衮自知理亏，只得派内院官员好言慰问。
清朝试图劝左懋第投降，被他严词拒绝。内院大学士洪承畴去拜访，左懋第一见到洪承畴就说：“此鬼也。承畴统制三边，松杏之败，身殉马革，赐祭葬，死久矣，阍者安得通？”盖指松锦战后，明朝误听洪承畴战死，崇祯帝赐祭16坛，为他在北京城外建祠，并准备亲临祭祀，听说洪承畴降清方止之事。洪承畴无话以对，只能惭愧而退。几天后，内院大学士李建泰又来劝降，左懋第怒斥说：“老奴尚在？先帝宠饯，勒兵剿贼，既不殉国，又失身焉，何面目见我？”《爝火录》上册，354页。李建泰听罢，灰溜溜地逃走了。半年以后，南京失陷，左懋第的从弟左懋泰为原明吏部员外郎，先是投降李自成，后又投降清朝。左懋泰这时来见他时，左懋第说：“此非吾弟也”，干脆把他骂了出去。《石匮书后集？左懋第传》，卷29；《明史？左懋第传》，卷275。
左懋第之死。左懋第被囚禁在太医院中，就向随行人员表明：“生为明臣，死为明鬼，我志也。”抱定了死不辱命的信念。清顺治二年（1645年）闰六月十五日，清政府因平定江南，向全国颁布剃发令。左懋第属下副将艾大选首先剃发，被左懋第处死，清政府以此为由逮捕了他，随行官员参谋兵部司务陈用极、游击王一斌、都司张良佐、王廷翰、守备刘统五人自愿陪他入狱。清朝官员审问他时，左懋第说：“我头可断，发不可断，艾大选违我节度，我自行我法，杀我人，与若何与？”清朝官员知他不肯屈服，把他押往内朝去见多尔衮。多尔衮责备他犯有伪立福王、勾结土贼、不投国书、擅杀总兵、当庭抗礼五大罪，“懋第侃侃不屈”。多尔衮知劝降无用，问在旁边汉族官员处理办法，陈名夏说：“为福王来，不可赦。”左懋第讽刺陈名夏说：“汝先朝会元，何在此？”金之俊劝他：“先生何不知兴废！”左懋第针锋相对答道：“汝何不知羞耻！”多尔衮只好下令将他处死。临刑时，左懋第南向再拜说：“臣等事大明之心尽矣。”且题写一首绝命诗：
漠漠黄沙少雁过，片云南下竟如何；
丹忱碧血消难尽，荡作寒烟总不磨。《小腆纪年附考》上册，395~396页。《石匮书后集？左懋第传》载其《绝命诗》文句与此异，录之备考。其文云：“峡坼巢封归路迥，片云南下意如何；寸丹冷魄消难尽，荡作寒烟总不磨。”
这首诗反映了他临危受命义无反顾的赤诚之心。然后“端坐受刑”，与他一起入狱的陈用极等五人和他同时殉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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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失德武将凶狠私斗（1）
如果说1644年以前的明朝，战争只是这个政权处理国事的一部分的话，那么到了1644年，战争已经成为它的唯一大事了，而且正是因为一连串的战争失败，导致了它本身的灭亡。继此而后的弘光政权，可以说它就是在战争中诞生的，战争对它来说，是关乎生死存亡的全部事业。对此它做得如何呢？一句话概括，就是对武将失去控制，任其贪与斗。
原来明朝的军队，一部分和清朝作战遭到失败，或降或亡，消灭了；另一部分和李自成农民军作战也屡遭失败，不断地被摧毁了。弘光政权建立后，收拾来自北方的残兵败将和在南方保存下来的一些部队，成了它的作战力量。具体来说，主要依靠驻守长江中游武昌地区的左良玉和长江北部的四总兵即黄得功、刘良佐、刘泽清、高杰指挥的明军。左良玉的军队号称百万，实际有二三十万。江北四总兵加起来也有三四十万，总数合计大大超过清军（清军入关时总兵力20万人左右）。然而他们都由不服朝廷约束飞扬跋扈的悍将统率，在弘光称帝之前江北地区就发生了高杰兵乱。弘光帝即位，封左良玉为宁南侯，黄得功为靖南侯，刘良佐为广昌伯，刘泽清为东平伯，高杰为兴平伯，企图以此笼络他们屏障南京，收复失地。结果更加助长了这些武将们的骄横气焰，他们热衷于争城夺地，参与朝廷党争，在各自辖区内掳掠百姓，最后除黄得功一人战死外，全都投降了清军。
左良玉，字昆山，山东临清人《石匮书后集？左良玉传》，谓为“辽东人也”，此依《明史》。他少为孤儿，由叔父养育成人，“长身赧面，骁勇，善左右射，目不知书，多智谋，抚士卒得其欢心，以故战辄有功”。崇祯元年（1628年），左良玉为辽东车右营都司，因与后金（清）作战及调往关内镇压农民军有功，崇祯六年（1632年）即升至总兵官。在后来于河南剿杀农民军的战争中，左良玉因与督抚不合，“缓追养寇，多收降者以自重。督抚檄调，不时应命，稍稍露跋扈端矣”。至此，左良玉逐渐成为一个拥兵自重的军阀。他在与农民军作战时，遇强则逃，遇弱则战。崇祯九年（1636年），明政府命令左良玉和汤九州率军赴河南夹击起义军，左良玉见起义军势大，中途擅自带兵逃跑，导致汤九州部无援败没，“良玉反以捷闻”。次年，左良玉奉命驰援安庆，于途中击败杨四、侯驭民、郭三海等小股农民军，急行军赶到六安，击溃了农民军罗汝才和马守应部。应天巡抚张国维三次要求左良玉入山区援剿，他全无反应，却纵兵劫掠妇女，监军太监力促之，始去，已晚了。崇祯十一年（1638年），左良玉率军追击张献忠，挥刀击之，面流血。第二年，张献忠于罗猴山中设伏，大败左良玉，杀死明军上万人，缴获了大量军事物资。左良玉虽然打了败仗，由于得到督师杨嗣昌的赏识，认为他有大将之才，不仅没受惩治，在杨嗣昌的保举下，反而升任“平贼将军”，委以剿灭张献忠全权。杨嗣昌没有料到，左良玉兵败而授“平贼将军”，非但没有感激图报，反倒更不把他放在眼中，于是私下答应总兵贺人龙，将来把“平贼将军”之职交给他。但不久左良玉取得玛瑙山大捷，大败张献忠部起义军，连张献忠的妻妾都给捉住了。在这种情况下，杨嗣昌无法兑现对贺人龙的许诺，贺人龙怒气冲冲地把此事告诉左良玉，使左良玉对明朝更加三心二意；以致张献忠被左良玉军紧追不放时，派人送给他大量金银财宝，并说：“献忠在，故公见重。公所部多杀掠，而阁部（指杨嗣昌）猜且专。无献忠，即公灭不久矣。”左良玉因此停兵不追，张献忠得以进入四川。杨嗣昌召左良玉军合击，“九檄皆不至”。崇祯十五年（1642年）四月，李自成大军包围开封，崇祯帝特别发给左良玉军队15万两犒军银，指望他前去解开封之围。明朝将领虎大威、杨德政和左良玉会师朱仙镇。左良玉见李自成军容甚壮，连夜拔营而逃，造成明军全面崩溃。李自成亲自率军追击，左良玉“兵大乱，下马渡沟，僵仆溪谷中”，“弃马骡万匹，器械无算”《明史？左良玉传》，卷273。，愈加显出左良玉一军的贪婪和无能。
开封战后，左良玉成为一条丧家之犬，再也不敢同起义军较量。李自成占荆襄，张献忠下武昌，左良玉皆坐视不救，等到起义军转移，他就报告收复失地邀功。左良玉不遵明朝命令，他的部下多为投降的农民军将领，“亦不尽用良玉法”。北京失陷，他的部下请求趁势拥兵东下，占领江南，左良玉尽出己藏金银财物二三万，散给诸将，才稳住军心。《小腆纪年附考》上册，175页。
弘光帝即位，“颁诏武昌，良玉不拜诏”。兵部侍郎袁继咸与左良玉有旧，致书左良玉，“言伦序正，良玉乃拜受诏”《明史？袁继咸传》，卷277。弘光帝封左良玉宁南侯，对他保卫南京上游寄以厚望，岂料此举不啻是画饼充饥。
黄得功，弘光政权武将中的一位奇才。他的籍贯，或说开原卫人《明史？黄得功传》，卷268，又说“其先自合肥徙”。，或说顺天人《石匮书后集？黄得功传》，卷38。，或称安徽凤阳灵璧县人《明季南略》，卷1，“黄得功”。，有的还说是合肥人《明人传记资料索引》，657页，中华书局。其姓，一说本姓王《明人传记资料索引》，657页。；而名号则尤多，如德功之外，号虎山，或号“黄闯子”，军中呼为“虎将”等等参见《明史》、《石匮书后集》、《甲申朝事小纪》、《小腆纪年附考》等资料。他的长相“貌伟胡髯，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