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历史变迁以及处于社会底层的小人物在历史变化过程中的茫然与无奈，加之作者对于江南水乡的风物传说与世态人情的淋漓尽致的描述，《乡谣》被评论界称为“奇书”。
代序·上帝给的日子
黄国荣
曾经说用三只眼睛看世界，并非标榜自己有〃二郎神〃的神通，而是指故乡、兵营、都市 三块生活令我终生眷恋。我在故乡度过了美丽又艰辛的童年和少年，在胶东半岛海防戍边 奉献了最灿烂的青春，现在北京为军队文学艺术创作、出版，倾注了自己的心血和才智。江 南水乡、海防军营、首都北京的环境、文化、大米白面、 玉 米高粱、牛奶面包、空气、阳光、雨露，养育了我，造就了我。自小到今天，是父老乡亲、 战友、同仁朋友与我一起在人生路上跋涉，品尝人生的苦涩和甘甜；经受生存的 艰辛和残酷，感受人间的欢乐和温暖。
是他们给我生活，给我智慧，给我灵感 ，给我毅力。生活把我与他们融合，血肉相连，息息相关，唇齿相依。我不能不关注、凝视 、遥望他们，不敢有半点疏忽和懒惰。《兵谣》、《乡谣》、《街谣》，算是对战友、父老 乡亲、同仁朋友的一个交待。《兵谣》献给部队同甘共苦的战友们，《乡谣》献给故乡生我 养我的父老乡亲们，《街谣》献给书业界艰难创业的同仁、朋友和哥们儿。自己是以这 样的一 种诚意来写这三部作品，不敢奢望战友、父老乡亲、同仁朋友们叫好，他们读了作品，只要 承认我是他们的战友、乡党或者哥们儿，就知足了。
故乡是我人生的出发点，也是我文学的根。每一个作家都有自己写作的根，根植得深与浅 ，获取的养分丰富与单调，成长的土壤富饶与贫瘠，决定着作家的写作生命。除了山水、 地 域文化和风情的熏陶，我以为赋予作家文学天资和灵性的往往不是父母，而是爷爷或奶奶。 父母对儿女考虑更多的是责任，是管教，心理上的对立会导致距离。爷爷奶奶则不同，他们 给孙儿孙女更多的是疼爱。隔代老小之间几乎没有距离，相互间可以无话不说。家族的历史 ，村里的故事还有民间的传说，常常是爷爷奶奶与孙儿孙女间永恒的话题。爷爷除了告诉我 那些历史、故事、传说外，对我影响最大的是他宽厚的性格。他是当地方圆几十里有名望的 〃牛头〃，现在叫经纪人。做中间人首要的是公正，要主持公道，离开了公平、公正，这
碗饭就吃不下去。我跟爷爷在一起生活十八九年，从没见爷爷与谁有过纠纷，也没见他跟谁 吵 过架。就是我娘与邻居发生口角，他也会把我娘叫回家。我记得他总是这样劝我娘：〃大小 姐，谁对谁错都摆在那里，你让她去说，她不占理再骂人，村上人就会说她，一人说她一句 ，她三天三夜不睡都骂不够本。〃很小的时候，我陪爷爷睡，我问爷爷，我们家的屋子为啥 比左右邻居的窄，床要是横着摆，连过道都没有。爷爷说造屋的时候家里没有人，把活儿都 包 给了他们，他们把自己的墙沟挖到了咱家的宅基地上。爷爷跟我说：〃忠厚才能有后。人 一辈子不能占别人的东西，尤其不能占别人家的地，要是占人家地占到棺材坑那么大，他就 该死了。〃当时我无法判断爷爷的话是否灵验，可邻居的长辈们不到四十就短寿倒是事实。 爷爷的宽厚影响了父亲，父亲在镇上猪行掌秤，也是一辈子做中间人，完全继承了爷爷的品 行，江、浙、皖都有他的朋友。宽厚待人成了我们家的祖训。现在想起来，太爷爷活到八十 七，因带短工下地抢收麦子中暑而死；爷爷活到八十三，因患肠梗阻医院不给治疗而死；父 亲今年已经九十一了，还常跟儿子们搓麻将，八十九岁那年跌断了大腿骨，居然还能长起来 ， 如今走路连拐杖都不用，一天一趟街，天天到茶馆喝茶聊天。现在再品味爷爷的话，道理深 在其中。我的作品没有跌宕起伏、曲折离奇的大悲大喜；也没有你死我活、尔虞我诈的深 仇 大恨；即便写心地阴暗的小人，也总是以规劝的宽容让其反思。这怕是直接受爷爷宽厚性格 的影响，可以说是长，也可以说是短。
我们家的生活境况，从太爷爷开始，一直处在叫富不富，叫穷不穷的中间状态。这种状态 让我自小看到了比我家穷困的人家，冬天穿不上裤子的贫寒，幼小的心灵里埋下了对贫民 的同情；这种状态还让我看到了比我家富裕的人家，宁愿拿剩茶剩饭喂猪也不给叫花子一口 饭 吃的势利，我与叫花子一起对富裕小人充满憎恨。同情与憎恨让我过早地成熟，我的情感变 得细腻，对人情特别敏感，思维活跃丰富，世事记忆永久。或许就因为这些，我的小说才生 活扎实、细腻逼真、人物鲜活，人物故事才显得新鲜、独到，与别人的不一样。
三部小说，冠以〃日子三部曲〃，该有点想法。写小说的都在以各自的角度思考人，书写 人生。在部队一个青年作家读书班上我说过这样一个观点：凡是一个成熟的有成就的作家都 有自己独到的视角。比如鲁迅先生的平民视角。他的眼睛始终盯住社会最底层的贫民，他的 爱与恨都交织在国民的那根脊梁上。无论阿Q、孔乙己还是祥林嫂，都倾注着他哀其不幸、 怒其不争的复杂情感。比如郭沫若老先生的文化视角。他的全部作品中，无论是秦始皇、屈 原还是王昭君、高渐离，在他们身上放射出来的艺术光芒，都饱含着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 再比如莫言的童真视角。他喜欢用童真的眼光来看待现实世界，无论是现实还是历史，世界 在他的童真目光里，非常滑稽可笑，又非常真实可爱。无论是《透明的红萝卜》、《红高梁 》，还是《牛》、《拇指拷》，只要他用这种视角来观察生活，他的作品就必定是全新、独 特的，也是叫绝的。
说到底视角其实是哲学，是观察认识世界的方式方法。窃以为，有些长篇前紧后松、虎头蛇 尾，有的概念、空洞、苍白，有的人物思想大于形象、符号脸谱化，根是哲学思想不够扎 实所致。 存在决定意识、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斗争性与同一 性、外因与内因等等这些基本观点，或许还停留在书本，未能真正成为自己观察世界和思维 的方法。人物看不出现实、家庭、地位、经济、环境、地域文 化、民 风民俗、教育等诸方面对他个性形成的营养成分，人物命运和结构也与事物运动发展的内在 客观规律相背离。一个作家的哲学观念尚未确立，便始终无法确定，或者无法找到 属于自己的视角，
那么可以断定，他的写作很难创新。没有独特的视角，就不可能有独特 的发现，作品很难具有原创性。主题跟别人大同小异，人物似曾相识，结构司空见惯， 故事陈 旧老套，语言东施效颦。现时这样的作品比比皆是，有的还炒得颇响，有的还得这样那样的 奖。其实真要是坐下来平心静气问上几句，它写了个什么样的人物？提供了什么新鲜故事？语 言有什么魅力？对生活有什么独特发现？表现形式有什么创新？可能有的作品就问成了一摊泥 。
不敢说自己已经有了独特的视角，或许只是有了这种意识和追求。我着力关注普通人生命 的价值。在评论家、作家眼里，从拙作中发现更多的或许是人物、思想、细节、语言、文化 和风情。但我写的是普通人的日子。他们所遭受的天灾人祸、遇到的命运挫折，碰到的生存 困 难、人与人之间产生的矛盾是非、他们按照当地的文化习俗为人处事的所作所为，都是生存 的客观赋予他们日子的内容，都是日子本身的程式和过程，他们就是如此一天一天活着，生 命的价值完全涵容在他们平凡的日子里。《兵谣》是士兵和下层军官的日子，《乡谣》是乡 村底层农民的日子，《街谣》是都市下层市民的日子。
一个生命，当他从娘肚子里钻出来呱呱来到人世间，无论上帝给他安排怎样的命运，官也 好 ，民也罢；高贵也好，卑贱也罢；天才也好，愚蠢也罢；作为人，他活着，都要过日子，每 一个人的生存权利是平等的。我们的社会、我们社会的掌权人、政府的权力机构、我们的法 律、法规、政策、制度都应该给他们以平等，可现实恰恰给人以不公正、不平等。有的人为 了别人过好日子，把艰难和困苦留给自己；有的人则把自己的好日子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 。这种客观或人为的不公正、不平等，制造了许多人间悲剧或人间喜剧。我只想为那些被 不 公正、不平等所抹煞其生命价值的、为这种抹煞所折磨所困惑的人们呼喊，让我们的社会更 加 尊重人过日子的权利。古义宝、汪二祥、闻心源、莫望山就是在这种不公正、不平等的扼制 下，艰难地过着上帝给的苦涩的日子。
既然是诉说他们的日子，三部作品就尽力跟日子本身一样自然和真实，不制造人为的悬念 和曲折。诉说的功夫，关键在说。叙述，说也。一部几十万言的书，如果能让当代人读完， 作者的语言便有些功夫；如若能让读者读出滋味，甚至品味陶醉其中，作者的语言功夫便修 炼到相当的程度。我是作者，也是读者。我以为一部好的小说，它应该让读者随时随地，随 便翻到哪一章、哪一节、哪一页，都能读下去，而且一读，很快就能把读者带进小说营造的 氛围，让其陶冶其中。这是小说的一种境界，也是我一直追求的境界。
在《街谣》最后修改的日子里，上帝扔给我人生最大的痛苦，母亲患肺癌医治无效，于腊 月二十六（二二年二月七日）傍晚七点零八分，永远离开了我，我再也见不到用血和汗养 育我们的娘。尽管在她最后的日子里，我在病床前陪伴了她十八天，这是我当兵三十四年中 与 母亲在一起最长的日子，也是叫娘最多的日子，尽了一点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