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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坐上面包车去医院，却没见那一面包车的记者，想是已在医院等着呢。果然，到了医院就见那辆面包车在停车区里停着，周围站了一大堆的记者，我们下了车往门诊大厅走出，他们便呼啦一下子跟了过来，就在他们的簇拥下，我们进了门诊大厅。趁着袁泉及怪病女孩和母亲进了专家诊室的时辰，我到医院大门口转了一圈，扫了眼门口那个报刊亭，很多报纸都报道了怪病女孩进京就诊的事，有的还上了头版，没上头版的也都做了导读。
楼上楼下折腾，怪病女孩做了多项检查，包括仪器扫描和体液化验，差不多中午时分，苦着脸的母亲拉着怪病女孩，同袁泉一起从专家诊室出来，记者们呼啦地迎了上去，我也走上前去。看着大家，袁泉摇了摇头说：“专家怀疑她体内有瘤体，但还不确定，需要专家组进一步确诊！”对这个结果，我倒没感到意外，别以为省城的医学专家不行，京城的医学专家就牛X，哪儿那么容易呀？袁泉说完又看着怪病女孩：“那下午我们就去逛景点，天安门和长城你只能选一个，明天再去另一个！”怪病女孩想了想，说：“我想去长城！”
我们在一家快餐店草草吃了快餐，就直奔八达岭长城，只有三家媒体跟了去，另外的见一时也不会有结果，就打了退堂鼓。正值旅游黄金周，闭着眼睛都知道，来八达岭长城游玩的中外游客海了去了，袁泉派那个小个子司机排队买票，整整买了一个半小时，秋老虎也咬人的，太阳就那么晒着，本就提不起精神的怪病女孩，脚还没粘长城砖呢，就完全打了蔫儿。爬长城爬到一半的时候，怪病女孩就说累了，想回去，袁泉便耐着性子顺她说：“那就回去吧！”
我们转身正想往下走呢，一个头发皆粘成了薯条状年轻女记者忽然阻止：“等一等，给你们拍张合影好吗？”女记者指挥怪病女孩和母亲站好，又让袁泉也站了过去，一个男记者便端起了相机，可还没按快门儿，女记者有说“等一等！”然后就向我走过来：“你是记者方舟吧？你也配合一下好吗？”“当然可以！”我笑着站到了袁泉身旁，心想：从记这许多年，净让别人露脸了，今天咱在北京露露脸，让首都人民也相相面！女记者喊了声：“OK！”男记者按下快门儿，我的笑容就凝固了。
回去的路上，女记者跟我们坐了一辆车，我们正聊得热乎，方东方就给我打来了电话，他这个电话纯是一种炫耀，头一句话就说：“方舟，我和赵婷今天玩得很高兴，一起吃了饭，她还到我住处坐了一会儿呢……”方东方的话让我大惊失色，我们结识这么长时间，她还没光临过我的住处呢，两人都独处一室了，你想想……我大脑混乱，我也不记得我是怎么应付方东方的，我只记得方东方最后说了句：“得，不浪费你长途话费了！”就挂了。我的脸色一定很难看，女记者问我发生什么了，我勉强笑了笑，说：“没什么！”
回到宾馆我打开电脑，今天发回的关于怪病女孩的消息，分量应该重一点，篇幅也就长一些，可我方寸已乱，还哪有心思写稿子啊。但没心思写，也得写，要不怎么交差呀？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我终于把一篇跟踪报道写完了，但思维错乱的结果，连我自己读起来都觉得逻辑有问题。我也管不了这些了，就连同图片一起发了回去。
袁泉刚给我打完电话，让下楼吃饭，主任孙燕的电话就打过来了：“方舟，你今天怎么搞的？稿子写得那么乱，这可不像你的风格呀！”我支吾地，就编了瞎话：“哈，北京太干燥了，来北京的人又那么多，空气里呼出的全是二氧化碳，我也不知道是有点脱水还是有点缺氧，反正很不舒服，心烦意乱的！”孙燕竟真信了：“是吗？不至于吧？那行，稿子我给你改改吧，你多注意身体，多喝水，街上不是有氧吧吗？有空闲就多去几趟，等回来我给你签字报销！”
夜里我还是做了噩梦，一个接着一个的连环噩梦，一会赵婷和方东方的，一会赵婷和歹徒的，但我竟然没有骇醒，想是噩梦做习惯了吧。早晨七点的时候，通知吃早餐的电话把我吵醒了，两只眼睛很艰难地才睁开。我一夜没醒，可也没休息好。
天阴着脸，但好像不会流下泪来，就一辆面包车拉着我们赶往天安门。路过东长安街的一个报亭，我让司机停下来，下去买了女记者所效力的那张报纸，坐回车上翻了半天，终于在第八版找到了我的影子，黑白的，我咧嘴傻傻地笑着。和我坐在一起的袁泉也忙伸过头来看：“恩，我还行……好像把你拍胖了！”我笑了：“是，是有点儿变形！”袁泉却忽然说：“那姑娘怎么样？正点吧？”我就愣了：“什么姑娘呀？”袁泉就指着报纸上女记者的名字。我就笑了：“还行，可……我可没那意思！”“喜欢就追呀！”袁泉说完，又附在我耳根子上小声说：“我同学也是记者，你们当记者的都挺色的！”我瞪大眼睛看她，她笑着，没想到她开朗到了这般程度。
站到天安门广场上，怪病女孩就兴奋起来，课本上读过，电视上看过，今天却身临其境了。赶过来的记者没几个，拍了照片，便向袁泉了解医院方面的情况，袁泉告诉他们：“还在等医院会诊的通知，相信不会太久，就这一两天吧！”他们就又走人了。我正纳闷怎么不见那个女记呀，老远的见她和那个男摄影记者走了过来。
男记者为母女俩拍照，女记者就直奔我来了，我笑着扬起手里的报纸，刚想说：“看你们把我美化的？！”
女记者却抢在我前头开了口：“方舟，我们主任要找你呢！”我愣了：“你们主任？找我？”“是呀！”女记者边说边掏出小本子来：“你手机号多少？”我就告诉了她，她记下来。“你等一下！“女记者说着，又掏出自己的手机拨号，显然是通了：“主任，是我……对呀，要来了……他呀，就在旁边呢……好！”女记者忽然把手机递给了我。
我接过手机时，有点儿发蒙，电话里的这位主任姓什么，叫什么，是男是女，我一无所知啊！我把手机贴在了耳朵上：“主任你好！”手机里突然咯咯地笑起来：“方舟，你听不出来我是谁呀？”她这么一说，我还真觉得这声音似曾相识，可还是对不上号。“是有点儿耳熟，您是……”我疑惑着。“呵呵，我是你的老同学艾红呀！”我脑海里“刷”地就闪现了一个梳着五号头的亭亭玉立的女高中生形象，我一下子也兴奋起来。
她不就是总示人以青春明快的超级校花艾红吗？她不就是成天大妈一样唠叨我们的老班长艾红吗？她不就是偷偷往我书桌里塞苹果的那个怀春少女艾红吗？
艾红是我的高中同学，我们那届一共有三个考进京的，她就是其中之一，她考的是北大。我曾听哪个同学交代过一嘴，说她毕业时交了五万块钱“留京费”就留北京了，先是到国家经贸部门工作，后来又调进了一家报社。虽然记忆还鲜活，但没人提起，我都快把她忘了。没想到此时此地竟然“意外遭遇”，怎不让人徒生感慨，欣喜万分？
关于苹果的故事，我从来没向外人提起过，是我不愿提起。因为那是我们俩之间的一个青春小秘密，让外人知道了便不美好了。不过趁我此时高兴，忘乎所以，我就讲给你们听一听吧：
就在那个已嫁作商人妇的女生摸了我的手，我坚决要求调换了座位之后，一天进了班级，就发现自己的书桌里有两个红苹果，我诧异地以为男同桌放错了，便问他，他却摇头否认。既然不是，那就管不了那么多了，给了同桌一个，自己留一个，分而食之。几天后，走廊里遇见艾红，她忽然笑着问我：“苹果好吃吗？”当时我的脸腾地一下就红了，竟是她送的！我早就对艾红心生爱慕了，试问全校男生，谁又不对她心生爱慕呢？只不过那时我思想保守，还不开化。我以为艾红会有进一步举动呢，但没有。因此这件事就成了我们俩间唯一的隐私，她知我知，心有灵犀似的。
都考上了大学，我们起初还有联系，后来相互间就杳无音讯了。
“你晚上五点能回宾馆吗？”艾红在电话里问。“我呀，应该能回去！”我说。“那好，五点我准时去接你，请你去全聚德老店吃烤鸭吧？”她话里还带着征求。“行啊，老班长面前，我哪有选择的余地呀？”听我这么一说，她就笑了，说：“你怎么还那么乖呀？！”
我把手机还给女记者时，她看着我鬼鬼地笑，我问她笑什么，她说没什么，只是没想到我和她们主任还是老同学呢。我就说你小孩家家的，没想到的事情多着呢，她就嘴瞥成了大瓣橘子：“好像你七老八十了似的！”说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