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论庶人》
肉食者或食肉者这两个词组，在中国这个自古靠天吃饭的稻作世界里，其望文生义的内含和外延都极为丰富：不仅包含吃的对象，更有身份等级、社会地位和阶层化分功的指设。我以为凡受过初级教育的中国人对食肉者的深刻理解和重视，与那篇多年来一直都收入初中课本且大家都耳熟能详的《曹刿论战》有关，其中有云：“春，齐师伐我，以将战，曹刿请见。其乡人曰：‘肉食者谋之，又何问焉？'刿曰：‘肉食者鄙，未能远谋。'乃入见”。
这其中的“肉食者”无外为在位者，或用当今的话来讲就是“吃坏了党风喝坏了胃”的当权者。而在古代其含义自然还包括通过分享祭肉这一维系贵族统治阶层的纽带，成为贵族在位当权者的标志符号。就连“无为”的孔子对此也深以为意――《孟子？告天下》：“为鲁司寇，不用，从而祭，膰肉不至，不税冕而行。不知者以为肉也，其知者以为无礼也。”
而一个人是否食肉者的重要性在中国民间社会中的表现，则是那个流播久远且广泛的民间故事《肉皮丢了》：一个穷人却非常好面子，怕别人知道自己整日吃糠咽菜，偶得一块猪肉皮，便系于门后，每日出门前必以肉皮擦抹其唇，让外人见其嘴唇油光发亮，以为他顿顿食肉，好有脸面，不料肉皮被野猫掠走，闹出种种笑话。此虽为传说，但其确实又是老百姓价值评判的“晴雨表”。
我自己对“肉”的经验则来自于我的一位同姓兄长：儿时我的一位堂兄，有幸上了“五？七大学（长大后方明了此类所谓大学是毛泽东“文革”中的又一浪漫产物：每县一所五？七大学，每个大型工厂一所“ 二？七大学”，以此让工人农民占领上层建筑！），当时我对其去上学的重要性毫无感触，而他所谓的毕业也就是喂了几个月猪就算完成学业了，可随后他所带给同姓人的荣耀以及外人的巴结迎奉，在当时连我这个少不更事的五、六岁孩子都能明显感觉到：因为他分到了供销社的肉食组，他不但能不要“肉票”买到猪的头蹄杂碎，而且还能买到猪身上最肥的那块连接猪头与身子的“槽头肉”！因为在当时大多数人家经年都是清肠寡水的忍饥挨饿，瘦肉对手头原本每月就没几两肉票的人们来讲确实是普遍受嫌弃的。换句话讲，就是最没有面子和能力的人才会用肉票去买瘦肉的。
故而，我打小便深受其惠，逢年节坎上，父亲便会托堂兄用金贵无比的肉票买块肥的不能再肥的“槽头肉”，其肉皮可做至今想起仍垂涎欲滴的“肉皮冻”，其肥肉可用来炼炸猪油（这可是日后漫长的缺油日子里的稀罕品了），炼炸过的油渣可用来包包子或者饺子。我堂兄随后能娶到当地非常漂亮的姑娘做媳妇，我想这和他当时的“特权”不能说没有关系。要不1990年代初，我的那位已有两个孩子的堂嫂又和他离了婚，我的曾经风光一时的堂兄却疯了。这当然是另外一个故事，但其变化还是耐人寻味的。
就连发韧于1980年代初期那场对千百年来“面向黄土背负青天”的中国农民来讲，算得上是真正意义上的“解放”的社会变革，其重要的标志也和“猪”分不开，君不见，随着“包产到户”的兴起，中央也及时将维持30多年的农村大政方针“以粮为纲”修改为“以养猪为纲”。这个看似不起眼的变更，不但终结了用以表现农村人民公社阶级斗争新动向的文艺作品母体的“饲养员偷集体饲料”的人斗人的阶级斗争思维模式和土壤，更重要的是这一对农村产业结构的宏观调整，使中国人的饮食结构和社会形态随之有了难以预见的变化――
最明显的莫过于1980左右，从中央到地方层出不穷的“赛猪会”：每逢国庆或者什么重要的庆典节日，各地都会给当地喂的最肥的猪披红插花，抬到游行队伍中去显摆。当时在农村传播最多、也最能振奋人心的便是“某某村某某人养的猪都快精了，超过了800斤或者1000斤！”
原本在农村生产队集体喂养的100多斤重就称得上肥大的猪，转眼就变成几百上千斤的一头，这种变化对农民的收入和生存方式都起到根本性的转变。此点，1980年代初流行于关中农村的民谣：“一辆车子两个筐，收入赛过胡耀邦”便是佐证。这其中的“一辆车子两个筐”，指的就是当时农民用自行车将自己吃不完的猪肉驮到西安或附近的城镇农贸市场去搞短途贩运，而“赛过胡耀邦”更是精神解放与个性张扬的显证！而此间不但包含对财富的肯定与认同，而且仅是三两年前，谁若敢讲什么超过毛泽东或者华国锋，那注定是要杀头的反革命口号或标语！仅此，我认为就是那一个短暂的时期，对广大农民甚至整个中国来讲，都不失为一个较为舒畅的“艳阳天”。
联合国粮农组织（FAO）的统计数字显示，2001年中国猪肉产量为4240万吨，占全球猪肉产量的46。1％，是名副其实的猪肉生产第一大国。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资料，2003年1…5月份我国猪肉人均消费量为每月1。78千克，占肉禽类消费比重的62。23％。有着十三亿人口的中国，每年人均消费口粮两百多公斤，蔬菜一百多公斤，肉类二十多公斤，食品安全不但事关十三亿人的福祉，而且其巨大的市场潜力和对国民经济的直接影响力也不容忽视。
随着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中国肉类产品的产量也开始令世界瞩目：1980年猪肉产量已占国内肉类总产量的88。8％；1985年中国禽蛋产量开始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禽蛋第一生产大国；1990年肉类产量又开始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肉类第一生产大国。而从1988年到1998年的10年间，中国肉食消费量增加了一倍多，人们戏称：中国人已开始由“食草性动物”向“食肉性动物”集体过渡了。
也许凡事都有个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吧，随着生猪产量的逐年增长，人们对猪肉的需求也开始由“爱肥嫌瘦”向“爱瘦嫌肥”转化，仅以首善之都北京为例，在1960年代，肉肥膘厚的为一级猪肉，每斤0。95元。肥膘中等的为二级，每斤0。84元； 肥膘在一厘米以下的为三级，每斤0。75元。等到了1980年代初，当北京的肥肉价格还高于瘦肉时，可当时香港的瘦猪肉已卖到11块港币一斤，而肥猪肉却降到0。8元一斤，其间价格差为10多倍！这和眼下北京市场一斤瘦猪肉一般在8元左右，而每斤三、两块钱的肥猪肉却少人问津一样！这是多么大的价格变化。
而养殖一头瘦肉型的猪，从畜种到成猪，其成本要比养殖一头普通型的猪高出许多，仅购买良种猪的花费与相对长的养殖期就使得不少养殖户无法承受。而瘦肉精每千克成本只有1600元左右，而卖出价却高达2500元，且用了药的猪毛色光亮，臀部肌肉饱满发达，生猪卖相非常抢眼，而屠宰后的猪肉由于瘦肉精的蓄积，色泽鲜红诱人，十分抢手，为市民所青睐，由于销售市场“瘦肉”走俏，一些商贩和调运户来到了产区，指定要收购喂养过“瘦肉精”的瘦型猪，有的携带“瘦肉精”直接与养殖户联系，并承诺喂养过“瘦肉精”的生猪收购价每公斤提高约0。1元（每头猪约20元），市场需求和利益驱动，使得一些兽药饲料经营单位和部分养殖户开始非法经营、使用“瘦肉精”了。用“瘦肉精”把一头普通猪催变成瘦肉型猪，前后只要10…20天左右的时间，成本仅8块钱，净利却高达22块钱，利润率为275％！这就应验了那位大胡子的犹太哲学家马克思已被引用烂熟了的名言：一旦有了适当的利润，资本就会大起胆来，如果有了10％的利润，它会到处被使用；有了20％的利润，它就会活跃起来；有了50％的利润，它就会铤而走险；有了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人间的一切法律；为了300％的利润，它就不惜犯下任何罪行，甚至绞首的危险。而“瘦肉精”的利润率距离马克思框订的杀头线仅仅差25个百分点，如此巨大的暴利驱动，你说其发展和流传怎么能不疯狂且变态呢？
瘦肉在中国是这样变成谈虎色变的精怪的
利益是一只看不见的调剂市场的魔手，随着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对肥瘦猪肉需求变化而带来的价格差异，在同一头猪身上如何能创造更多的瘦肉便成为一个焦点，也正是当年那些发明创造并向中国传播了营养学、猪能产生大卡热量等科学知识的西方科学家，又发明了一种可怕且能把瘦肉变成骇人的精怪的“瘦肉精”，近而危及到所有食用猪肉的国家和地区，引起了又一次多年来持续不断的“瘦猪肉恐怖”，无怪乎斯坦福大学的诺贝尔奖金获得者保罗？伯格在谈及科技进步和社会伦理的关系时说：“在某种意义上说，我们是在观看历史的重复。”而这也正好就是我们必须要正视的肉食品市场所面临的令人悚然的现状，我以为，要解决问题，首先要弄清楚问题的根源，还是让我们循着“瘦肉精”的流播轨迹，来一番溯本追源吧。
1980年代初期的美国，是一段雄心勃勃且蒸蒸日上的提升期。那是一个充满希望与创造欲望的年代，特别是在高科技和生物工程领域里：计算机这个注定日后要变成美国从全世界吸钱的巨大机器已经开始启动；科学家们已从胚胎细胞中克隆出完整的青蛙……而也恰恰就是对这些新发明新创造所带来的巨大的营利空间和前所未有的便利的憧憬，使公众便松驰了对科学滥用的警惕。
于是，在美国一家公司里，可能是一个并没什么名气却爱瞎捣鼓的青年研发人员，不经意的将一种叫做盐酸克伦特罗的粉状物放到做好的猪饲料中，奇迹出现了！于是，一条建在利润最大化基础上的产业和资本组合的链条，顺着由发达富裕地区递次的方向往全世界延伸。一时间，财源滚滚，皆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