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一些肥胖的密谋者，在一种半暗不明的光线中策划着什么阴谋。简直可以说，她们是在酝酿着一次私刑。
“嘿！你这娃儿，在这里做啥子嘛？”一个凶狠的女人嗓音响了起来，她拍着我的肩膀。
我扭头一看：这是个短头发的女人，上身穿一件男式短上衣，下身穿一条长裤，头戴一顶草绿色的军帽，胸前佩戴着一枚红底的金黄色毛主席像章，这是她思想觉悟的外在标志。尽管她已经有了身孕，挺了一个大肚子，她的脸上却依然长满了青春痘，疙疙瘩瘩的，流着脓水。说实话，我真为在她肚子里长大的孩子感到惋惜。
我决定装傻充愣，没有别的目的，只想刺激她一下。我继续直盯盯地瞧着她，直到她很愚蠢地重复她刚才的问题。然后，慢慢地，就像是在电影的慢镜头中那样，我把我的左手放到我的耳朵后，做出聋哑人似的动作。
“他的耳朵青肿青肿的。”一个坐着的女人说。
“要看耳朵，不在这里！”戴军帽的女人大声嚷道，仿佛是在对一个小聋子说话，“上楼去瞧，眼科！”
顿时，女人堆里像是砸了锅一样！她们叽叽喳喳地争论起来，不知道看耳朵到底应该去什么科，是去眼科，还是去五官科，而就在这个时候，那道门开了。这一次，我有时间把那位妇产科医生的脸深深地铭刻在了我的脑海中：一个四十来岁的男子，长长的灰白头发，瘦瘦的脸，神色疲倦，嘴里叼了一根烟。
在这第一次认定之后，我做了一次长长的漫步，就是说，我漫无目的地在镇上惟一的那条街上溜达。我记不清楚，我有多少次一直走到街尽头，穿过篮球场，再回到医院的门口。我一直不停地想着这个医生。他看起来比我父亲还年轻。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互相认识。我打听到，他每礼拜一和礼拜四在妇产科主持门诊，而其余的时间，他要轮流地负责外科、泌尿科和消化道内科的工作。他很可能认识我的父亲，至少应该知道我父亲的姓名，因为在成为阶级敌人之前，我父亲在我们省内算是赫赫有名的专家。我试图想象我的父亲或者我的母亲处在他的地位会怎么想，在这个县医院中，在挂着“妇产科”招牌的诊室的门后，接待乡下姑娘小裁缝和他们的宝贝儿子。那将肯定是他们一生最大的灾难，比“文化大革命”本身还更糟糕！他们根本就不会容我有时间解释是谁把姑娘的肚子搞大的，他们会觉得他们丢尽了脸面，一脚把我踢出门外，并永远不再见我的面。这一点很难理解，“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尽管在当权者的迫害下受尽了苦难，但是，从伦理道德上来说，他们跟他们的迫害者是一样的严厉保守。那天中午，我找了一家小饭馆吃饭。一进饭馆，我立即就后悔了，这一顿奢侈的午饭花费了我很多的钱财，但是，这是惟一一个可以跟陌生人呆在一起的地方。谁知道呢？兴许我会在那里遇上一个二流子，他对堕胎这一行的三十六计全都一清二楚。我点了一个鲜辣椒炒鸡肉，还有一碗米饭，开始慢慢地吃。我的这顿饭，被我故意拖了很长时间，吃得比一个没了牙齿的老头还慢。但是，随着盘中的鸡肉一点点地减少，我的希望也渐渐地开始飞走了。这镇上的二流子，看来比我还更贫穷、更吝啬，他们是从来不肯进饭馆门的。
41．想方设法
新浪读书
在两天时间里，我与妇产科的接触毫无结果。我终于可以与之探讨一下这个话题的惟一一个人，是县医院值夜班的看门人，一个曾当了三十年警察的人。因为跟两个姑娘睡了觉，一年之前他被清除出公安局。我一直在他值班的小屋里呆到半夜，我们一边下棋，一边讲述各自的冒险经历。他求我把我们山区的漂亮女知青介绍给他，而我则大言不惭地冒充这方面的行家老手，但是，他却拒绝了我的要求，不肯给我那个“月经有了麻烦”的朋友以援手。
“不要对我说这些事，”他心怀恐惧地对我说，“万一医院领导发现我参与了这类事，就会给我一个死不悔改的惯犯罪名，而且毫不犹豫地让我直接二进宫了。”
到了第三天，将近中午时分，因为我确认已经无法敲开妇产科医生的门，便准备立即上路返回我的小山村，这时，突然间，我的脑海里突然想起了一个人：这个镇上的牧师。我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但是，当我们在篮球场上看露天电影的时候，他那在风中飘逸的银色的长发实在让我们喜欢。即便当他穿着满是污泥点子的蓝大褂，绰着一把木头柄的大扫帚，在大街上扫地的时候，即便当所有人，甚至包括五岁的小孩，都会无端地打他，侮辱他，或者往他的身上吐唾沫的时候，他浑身上下仍然透着某种贵族气。整整二十多年以来，人们一直禁止他行使他的宗教职能。
我每次想到他，都会回忆起别人对我讲过的一个小故事：一天，红卫兵去抄他的家，发现在枕头底下藏着一本书，用一种外文写成，但是，谁也不知道那是哪一种外语。这情景跟瘸子那帮人围绕着《邦斯舅舅》看热闹的那场戏不无相似之处。红卫兵们只好把这本充公的书送到北京大学，才总算弄明白了，原来这是一本拉丁语的《圣经》。这让牧师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因为，从此之后，他就被迫去扫大街，而且总是扫同一条街，无论刮风下雨，从早到晚，每天都得扫八个钟头。扫到后来，他几乎就成了街景一个活动的点缀。就一个堕胎的问题，去讨教一个牧师，这在我看来是一个离奇的念头。我莫不是因这个小裁缝的缘故，正在昏头昏脑地走向迷途？随后，我突然十分惊奇地意识到，三天以来，我还一直没有看见这位扫大街的老人银白的头发，还有他机械一般的动作。
他上哪里去了呢？我急忙向卖香烟的小贩打听：牧师是不是已经结束了他的强迫劳动。
“没有，”他回答我说，“那个可怜的人，他只剩下一口气了。”
“他得的啥子病？”
“癌。他的两个儿子已经从很远的大城市赶了回来。他们把他送进了县医院。”
也不知道是为了什么，我赶紧往医院跑。我不是慢悠悠地散步穿越小镇，而是飞跑着，跑得上气不接下气。赶到山岭顶上的住院楼时，我决定碰一碰我的运气，向垂死的牧师征求一个建议。
住院部楼内，混杂着一股药品的气味和没有打扫干净的公共厕所的臭气，还夹杂有烟雾和油烟，刺得我鼻子直发痒，喘不上气来。不知底细的人还会以为来到了一个战时的俘虏营：住院病人的病房同时还用作厨房。病人的床边，就在便盆、在挂着输液瓶的三脚架旁边，满地杂七杂八地堆放着饭锅、菜锅、切菜板、鸡蛋、蔬菜、酱油瓶、醋瓶、盐罐，一派乱糟糟的景象。在这一午饭时分，有些人正俯身在冒着烟的热锅上，把筷子探进锅里，搅和着面条；另一些人则在炒鸡蛋，鸡蛋在热油里劈里啪啦地乱响一气。
这一背景把我弄糊涂了。我不知道，在一个县医院里竟然会没有食堂，病人们不得不自己动手解决吃饭问题，而他们自己还是患了病的住院者，行动根本就不太方便，更不用说，还有一些病人是手脚受了伤的，甚至还是肢残者、畸形者。这些小丑般的厨师展现出一派纷杂喧闹、乱七八糟的景象，他们身上花里胡哨地捆绑着红色的、绿色的和黑色的石膏，好些地方的绷带也散了，在滚水锅冒出的蒸汽中飘荡着。
在一个放了六张床的病房中，我找到了濒死的牧师。他在输液，身边围着他的两个儿子和两个儿媳妇，都是四十来岁的年纪，还有一个老妇人，一边流着眼泪，一边在一只煤油炉上为他做饭。我悄悄来到她的身边，蹲了下来。“你是他的妻子吗？”我问她。她点了点头表示没错。她的手颤抖得厉害，都快拿不住鸡蛋了，我赶紧从她手中接过鸡蛋，替她把它们打碎了。
她的两个儿子，都穿着蓝色的中山装，扣子一直扣到领口，一脸严峻的神色，看来像是当干部的，或者像是殡仪馆的职工，然而，他们的举止却像是记者，全神贯注地伺弄着一个很旧的录音机，它吱吱扭扭地转着，好像生了锈似的，黄色的漆皮已经斑驳成了鳞片。
突然，一个尖利的、震耳欲聋的声音从录音机中传出，像一声警报，回荡在病房中，差一点把正在各自病床上吃饭的其他病人的饭碗从手中震落。
小儿子终于掐灭了这一声魔鬼般的噪音，这时，他的兄长把一个麦克风伸到老牧师的嘴唇边。
“爸爸，你说几句话吧。”大儿子在求他。
牧师满头银白色的头发几乎已经掉光，他的脸变得几乎认不出来了。他瘦得那么厉害，简直就只剩下了一张皮包着一副骨头架。薄得跟纸一样的一张皮，蜡黄蜡黄，死气沉沉。他的身体，以前曾是那么强壮，现在却已经彻底萎缩。他蜷缩在被子底下，与痛苦顽强地搏斗着，终于，他好不容易睁开了沉重的眼皮。这一生命的信号令他周围的家人惊喜交加。麦克风又伸到了他的嘴边。录音机里的磁带也开始转动起来，发出一种碎玻璃踩在皮靴底下似的刺啦刺啦声。
“爸爸，再使一点儿劲，”儿子说，“我们这是最后一次来给你录音，你就给孙儿们说些啥子吧。”
“要是你能念一段毛主席语录，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