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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那个历史性的早晨之后，我们就经常改变闹钟的时间。一切取决于我们的体力状况，还有我们的情绪好坏。有时，我们不是把指针向后拨，而是把它向前拨快一个钟头或两个钟头，为的是白天里可以早早收工。
就这样，到后来，连我们自己也弄不清楚确切的钟点了，我们终于彻底丧失了现在时的概念。
5．口述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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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凤山上经常下雨，三天里头倒有两天在下雨。很少有雷阵雨或者大暴雨，但是经常下小雨，从早到晚，哩哩啦啦，简直可以说这雨就下得没完没了。从我们的吊脚楼看出去，四周的层峦叠嶂始终笼罩在一层浓厚的阴霾中，这番幻觉般的景象让我们心烦意乱，尤其是因为，在房间里面，也是早早晚晚一团潮气，什么什么的全都发了霉，霉斑一天接一天地缩小着对我们的包围圈。这情景，比住在地窖里还更糟糕。
到了晚上，有时候，阿罗睡不着觉。他就爬起来，点燃油灯，钻进床底下，手脚趴地，在昏暗中寻找他以前扔在那里的烟头。当他从床底下钻出来后，便盘腿坐在床上，把找到的那些潮湿的烟头全集中到一张纸（常常还是一封珍贵的家信）上，在油灯的火焰上烤干。然后，他捻动烟头，以一种钟表匠一般的耐心细致把烟丝收集起来，一丝一毫都不漏下。香烟卷好后，他就把它点燃，然后吹熄油灯。他始终坐在床上，在黑暗中抽着烟，谛听着深夜中的寂静，偶尔还能听到母猪的几声哼哼，它就圈在我们房间的楼下，正用它的长嘴拱着粪土堆。
时不时地，雨水持续得比平常更长久，断烟的时日也在延续。有一回，深更半夜里，阿罗把我叫醒了。
“再也找不到烟头了，床底下没有，角角落落里也没有。”
“那怎么办呢？”
“我浑身上下难受得要死，”他说，“你能不能给我拉一段琴？”
我连声答应，急忙演奏起来，尽管我的脑子当时尚未完全清醒。拉着拉着琴，我的脑子里就想起了我们的父母，我的父母和他的父母：我不知道，我那个当肺病科医生的父亲，或者他那个成了著名牙医的父亲，我们那曾经辉煌一时的父亲，在这天夜里，是不是能看到煤油灯微微的火光摇曳在我们的吊脚楼里，是不是能听见我的这一曲小提琴声，还有混杂在乐曲中的母猪的哼哼……但是，没有任何人看见，没有任何人听见。甚至连村子里的农民也看不见，也听不见。住得最近的邻居离我们也有一百米之远。
屋外，雨还在下着。很偶然，那一天下了大雨，不是平常的那种细雨，而是一场大雨，暴雨，我们能听到雨点打在我们头顶屋瓦上劈里啪啦的响声。毫无疑问，夜雨更是增添了阿罗心中的忧郁：我们注定了要一辈子在这里接受再教育。通常说来，一个出身于正常家庭的青年，工人家庭或者革命知识分子家庭的后代，如果不犯什么错误，按照党的机关报上的说法，有百分之百的机会在两年中结束再教育，然后就能回城与家庭团圆了。但是，对那些属于“阶级敌人”家庭的孩子来说，回城的机遇就远远地小得多了：千分之三。从数学计算上来说，阿罗和我已经被“排除”了。等着我们的未来，将是一辈子在这里劳动，最后变得年老秃顶，死在这吊脚楼里，身上裹上一条土产的白布。确确实实，你能感到自己是那么的消沉，那么的悲观，你受尽折磨，你无法合眼。
那一夜，我先是拉了一曲莫扎特，然后是一曲勃拉姆斯，接着是贝多芬的一段奏鸣曲，但是，即便是最后的那一曲，也无法让我朋友阿罗的精神重新振作起来。
“再来一段别的吧。”他对我说。
“你想听啥子呢？”
“来一点欢快的。”
我想了想，在我可怜的保留曲目中搜索着，但是什么都没找到。
阿罗开始哼起了一首革命歌曲。
“你觉得这一首怎么样？”他问我。
“漂亮。”
我立即用小提琴为他伴奏。这是一首藏族歌曲，人们把它的歌词改了，变成了一首歌颂毛主席的赞歌。尽管如此，它的曲调保留了充满生命力的快乐，还有永远无法驯服的野性力量。改编根本就无法抹杀这一切。阿罗越唱越激动，从床上站了起来，开始转着圈地跳起舞来。舞蹈中，雨滴从屋顶上没有合缝的瓦片之间漏下来，大颗大颗地落在了屋子里。
千分之三，我突然想到了这一比例。我还有千分之三的机会，而我那位现在成了舞蹈家的忧郁的抽烟人，他的机会还要更少。兴许有一天，当我把小提琴练得很出色时，当地县里的或者地区的某个文艺宣传队，比如说荥经县的文艺宣传队，将会向我敞开大门，吸收我参加革命协奏曲的演奏。但是阿罗不会拉小提琴，也不会打篮球或者踢足球。他没有任何王牌可以参加“千分之三”的极其严酷的竞争。更糟糕的是，他甚至连做梦都不敢想。
他惟一的才华是讲故事，当然这是一种很讨人喜欢的才华，但是可惜啊，它没有什么出路，没有用武之地。我们毕竟已经不是在什么《一千零一夜》的时代了。在我们当代的社会中，无论是在资本主义社会，还是在社会主义社会，很不幸，说书都不再是一门职业。
在这世界上，惟一一个真正能欣赏阿罗的说书本领，甚至还慷慨大方地为他付报酬的人，就是我们的那位村长，美丽的口述故事的最后爱好者。
天凤山离现代文明是那么的遥远，绝大多数的村民一生中从来都没有看过哪怕一部电影，也不知道电影是怎么回事。时不时地，阿罗和我就给村长讲一讲几部电影的故事，吊起了他想一听再听的胃口。有一天，他得到消息，说是某日里荥经镇上要放电影了，于是他决定让阿罗和我去看电影。从我们村赶去那里要走两天，回来又要走两天。我们应该在到达镇上的当天晚上看上电影。而一旦回到村里，我们必须给村长和全村的男女老少讲那部电影中的故事，要原原本本地全都讲述出来，从头到尾，一点都不能漏。
我们接受了挑战，但是，出于谨慎，我们一连看了两遍电影，在镇上中学的操场上看的，那里临时成了露天电影院。镇上的姑娘们长得真是俊俏，但是我们不敢偷看她们太多，我们的注意力基本上都集中在银幕上，全神贯注地跟随着每一句台词和对话，留意着演员们的穿戴着装，他们的每一个细小动作，每一个场景的背景，甚至还有音乐的旋律。我们回到村里后，一场史无前例的口述电影便在我们的吊脚楼前开演了。村长坐在第一排的正中央，他那长长的竹烟竿握在一只手中，我们的那只“地凤”闹钟抱在他的另一只手中，那是为了证实我们的进贡在时间上有没有打折扣。
我有那么一点点怯场，我分明看到，我自己只是在机械地展现每一个场景的背景，但是阿罗表现得恰如一个天才的说书人：他叙述得很少，而是轮流地表演每一个人物，时刻改变他的嗓音语调和动作姿势。他引导着故事的进展，设置下一个个悬念，提出一个个问题，让听众做出反应，还修正他们的回答。他什么都做到了，真是个干全活的人。当我们，或者还不如说当他，在规定的时间里结束了这一场表演时，我们的听众是那么的兴奋，那么的开心，他们甚至还不想离开。
“下个月，”村长面带命令式的微笑，向我们宣布，“我还要派你们去看另一场电影。你们可以记上工分，跟在大田里劳动一样的工分。”
一开始，我们似乎觉得这是一种有趣的游戏；我们从来都没有想过，我们的生活，至少是阿罗的生活，将会因此而动荡。
6．国王般的老裁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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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凤山最美的公主穿着一双粉红色的鞋，布做的，柔软却又结实，透过这双鞋，人们可以追随她脚指头的运动，因为她每踩一下她那缝纫机的踏板，脚指头就在布鞋里一动一动的。这布鞋很普通，也很便宜，手工做的，然而，在这个差不多人人都打赤脚走路的地方，它们可就很惹眼了，仿佛是那么的精致和珍贵。她的脚踝，还有她的脚掌，形状都很好看，在白色的尼龙袜底下显得格外漂亮。一条长长的辫子，有三四厘米粗，从她的后脑勺上垂下来，耷拉到她的背上，一直拖到她的胯部以下，发梢上扎着一条红红的头绳，色彩鲜艳，是
丝绸编成的。
她俯身在缝纫机上，光洁的台板上倒映出她白衬衫的领子，她椭圆的脸蛋，还有她亮闪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