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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论语正义》刊行之后，第一版三千册很快被一抢而空。除了桑氏印书坊全力复印，应付从京师到各地源源不断的订货外，各个印书馆也毫不客气的印起了“盗版”。一夜之间，石越六人的名声，传遍了大河南北。
但是石越反而越发的深居简出起来。但凡慕名来访的人，大抵都由桑充国、唐康等人去接待，他自己则全心全意构思另一部更加惊世骇俗的着作——《论语正义》的成功，给了他极大的鼓舞，改变一个世界的关键，在于改变其思想；改变其思想的关键，在于占据道德制高点。《论语正义》如此顺利的取得成功，已经悄悄地将石越推到了一个道德高度之上——但是，这还远远不够！
没有人的时候，石越喜欢静悄悄地一个人坐在桑府后花园的水池边，看水面飘浮不定的浮萍——他觉得自己很像它们，没有根的稳固，却也无惧于任何风雨的吹打。每当石越泛起“思乡”之情时，他便会来看浮萍。他用一根竹竿轻轻地挑拨它们，把它们打向远方，这个时候，一身绿衣的梓儿便会托着香腮，静静地坐在旁边观察他。
有时候，她也会问上一句：“石大哥，你为什么喜欢它们？”
“嗯？”
“我是说，浮萍。”
石越便会微微叹气，自嘲似的笑道：“因为它们没有野心，不会做自不量力的事情。他们听天由命，安乐于天地之间……”
梓儿的眼中充满了迷惘：“可是我听我哥哥说，男子汉是应当在天地间做一番大事业的。”
“是啊……”石越的回答总是不那么确定。
朝局依然在石越的掌握中，历史依然按照它原本的轨迹前进。王安石复出视事之后，立即劝皇帝中止了对司马光的任命，九次辞还的诏书终于没有再一次发下去。王安石对皇帝说：“司马光一向反对新法，让他做枢密副使，是为朝中反对新法者立旗帜，使他们全都聚于此旗之下。”他似乎没有想过，司马光这面旗帜是为什么而存在的。新党与旧党的矛盾越发的激化，张方平出外、韩琦削职、范镇罢官、司马光请辞……石越静静地观察着这一切，默道：“与我的记忆完全相符。”
但是历史也一定出现了小小的偏差：《论语正义》的发行；在石越的点拨下，唐康等人顺利通过了省试；唐甘南带着大批工具远赴杭州，创办真正意义上的棉纺工业……“子明。”桑充国匆匆的脚步打乱了石越的思绪。
石越站起身来，将竹竿丢到一边，笑道：“长卿，有事吗？”
“有个大人物要见你。”桑充国嬉笑道。
“哦？”石越淡淡的应了一声。
桑充国重重拍了一下石越的肩膀，笑道：“你不想知道是谁吗？大前天是苏辙，前天是王相公的弟弟王安礼，昨天居然是侍御史陈襄。今天，猜猜看是谁？”
“啊？我们家以前来个知县都是了不得的大事呀……”梓儿在旁边讶声道。
石越被梓儿天真的惊叹逗得一笑，在身上胡乱擦了一下手，无可奈何地说道：“凭他是谁，总是不能不见，是吧？”
桑充国笑道：“只怕确是如此，看曾布的神态，竟是非见你不可。”
“啊？”石越霍地盯着桑充国，“你是说曾布曾子宣？”
桑充国倒被石越的神态吓了一跳：“正是曾布。”
“王安石最坚定的追随者、新党的核心成员……”石越的心中闪过几个名词。
“我去见见他。”
历史上的王安石变法最终以失败告终，这是它历史的宿命。但是我来了，历史就还有机会，石越不会错过任何一次亲身了解王安石的机会。从曾布身上，可以折射出一个王安石，正如从王安礼身上，也可以折射出一个王安石。
“《论语正义》在下已经拜读，十分钦佩。请恕在下冒昧，不知足下以为如今国事如何？”桑府后花园水榭之上，石越和略显瘦小的曾布把酒论政，桑充国等人则在一旁作陪。酒过三巡之后，曾布开始投石问路。
“诚如王相公《本朝百年无事札子》所说，现今大宋，隐患重重，若励精图治，则是贤臣良佐大有为之日，非守成之时也。”石越不假思索地回道，措辞却十分谨慎。
“那么以石公子之见，若要励精图治，当以何事为急务？”
石越微微一笑，此时他已知曾布来意，当下笑道：“本朝之冗兵、冗官、冗费，有识之士，无不知之，自当以此三者为急。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吏治，亦未可轻易。”说完凝眸注视曾布的反应。
曾布果然摇了摇头，不以为然地说道：“公子的话虽然有理，却还没有找到真正的关键所在，若依下官之见，则其关键只在理财。”——这分明便是王安石的论调，“国家不可以无兵无官，若有善于理财之人，那么充足的财政收入足以解决这些问题。”
石越不过是抱着试探的目的，自然不去与他争论，不置可否地一笑，反问道：“曾大人，难道吏治的问题也可以用理财来解决吗？”
“吏治之事，省官益俸养廉，祖宗之法甚佳，只须依法而行，并无大碍。”曾布轻描淡写地回答道。
“在下却听说，治国需得贤臣，如若地方守吏与各部监官员不贤，虽有良法亦不能行。”
“不错，不过这个问题王相公却早已解决。”曾布面有得色。
石越怔道：“恕在下孤陋寡闻，还请大人明示。”
“王相公派遣四十多个提举官察行天下，地方官岂敢执行不力？”曾布洋洋得意地说道。
石越心中不自禁的苦笑：靠四十个人就可以解决执行中可能遇到的问题吗？只是自古以来，良药苦口，忠言逆耳，他与曾布相交未深，便不敢以肺腑相托，只淡淡一笑，道：“原来如此。”
唐棣性格耿直，却忍不住冷言问道：“曾大人，这四十余人若是有一二奸邪之人，与地方奸吏上下其手，那么一路百姓，岂不要遭殃了吗？况且学生在江湖市井之中，也听闻地方官吏专以苛刻为急务，只怕有违王相公本意……”
“毅夫，如何可以以偏概全？”石越不料唐棣如此直言不讳，怕他因言惹祸，连忙出言制止。
曾布摆摆手笑道：“无妨，唐公子说的也是不错的。奸人自古皆有，不过以王相公之明，他用的人，断不会有奸邪之辈。况且朝廷还有监察御史……”
“子明，王相公的才学，实可与孟子相俦，当今皇上又是英明之主，与王相公君臣相得，千古以来，唯刘先主之遇孔明可以相比。”曾布说得兴起，竟直呼石越的表字，倒似相熟朋友一般，一面又向众人说起王安石的学识——王安石治《老子》和《孟子》，本是当时有名的大儒，学问自然非比寻常，因此曾布说到精妙之处，颇让众人赞叹不已，只有石越这个现代人，对这些却天生免疫。
自此之后，曾布竟频繁来往于桑府，石越也回访过几次曾府。二人私交日见亲密，曾布对石越的才华、见识十分佩服，石越却是刻意要从曾布、王安礼等人身上了解王安石的为人与政见。但是每次长谈，都只能带来更多的失望。
石越小心翼翼地试探着提出关于新法的种种建议，曾布却似乎认为王安石的措施已经相当的完美，虽然对石越的建议表示赞赏，实际上却毫不重视。石越装作不经意的说起变法必然牵涉到多方利益，须审时度势，有时用猛有时用宽，宽猛相济才是上策，不料曾布丝毫没意识到石越是委婉地说他们推行新法过于“猛”了。石越又说起如何调和与旧党的关系，让新法顺利推行，曾布却认为只要用“征诛”之术，学习商鞅的果断与坚持，新法就一定能大行于世，又以为王安石和皇帝君臣相知，根本没有妥协的必要……石越的心在一点一点往下沉。
新法的支持者们似乎普遍有一种神经质的反应——若有人提醒他们要小心奸人，他们马上就怀疑有人意图污蔑他们，找借口攻击新法；若有人说老百姓认为新法不便，他就说这是“流俗”，不必在意，只要坚持下去，就一定能胜利；若有人说士大夫反对新法，他就说这是“顽固、迂腐、不读书”……总之，天下的道理一定是新党正确。
石越谨慎地判断着——他知道政治上的选择至关重要。
一次选择错误，终身皆有污点。轻易的投入王安石阵营，将来想反出新党，不仅旧党认为自己反复，新党也会认为自己是叛徒，打击起来必然更加不遗余力。
石越小心翼翼地伸出自己的触角，猛然发现自己碰上的东西很危险，立刻就机敏地缩了回来。一个曾布已经如此固执于新法的正确，号称“拗相公”的王安石又当如何呢？
也许曾布们不过是因为反对的声音太偏激而产生了强烈的逆反心——旧党往往针对一些小事情就极力的扩大化，攻击到新法的全部，而新党由此也变得格外的护短，几乎任何来自新党之外的意见都听不进去。
如果自己进入新党之中，或者说话就更容易被接受，但是石越终于不敢冒这个险。将一切寄托在王安石是否采纳自己的意见这种未知之上，不是石越的性格。
不过石越也清楚地知道，他现在没有任何对抗王安石的资本。短期之内，任何激怒王安石的行为，都属于政治自杀。保持中立，回到自己的计划之上，慢慢地积累自己的政治资本。石越在心里不断地提醒自己。
与王安礼的交往更加坚定了石越的决定。王安礼对于王安石的许多举措亦颇有保留，石越与其谈论古今大事，很是相得。王安礼与王安石有兄弟之亲，他做不到的事情，自己又有什么把握做得到？人家毕竟是兄弟！石越记起司马光写给王安石的信，信中司马光直言“一旦失势，必有卖公以自售者”，明显针对吕惠卿，可是王安石却置若罔闻。几十年相交的好友做不到的事情，自己又凭什么能做到？
他绝不敢拿自己的野心去赌王安石的性格。
石越从此刻意做出一种淡然的样子。他知道在古代中国，伦理被强调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