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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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宋- 第26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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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越已觉得有点疲惫,本想去泡个澡然后养足精神参加刘庠的晚宴,但他刚刚想委婉对陈良说有什么事明日再谈,抬眼间却忽然看到陈良眼中闪过一丝不自信的神色。他心中一动,连忙把话咽了回去,笑道:“子柔但说无妨。”

在石越的所谓“幕府”中,陈良虽与潘照临并为石越的两大幕僚,但后者一切机密无所不预,但有所言,石越言听计从,信任有加,在礼仪上,石越以师礼待之,而潘照临无论石越官做得多大,也一贯只称“公子”而已。而陈良却一向只是处理一些琐碎的事务,间或给石越提供一些典故礼仪法令方面的意见,不要说潘照临,便是比起以前的司马梦求,也几乎称得上是黯淡无光。石越虽然敬重,但也不过以门客之礼待之。便是外间之人,颇有知道潘照临的,但陈良却少有人知,甚至是想拍石越马屁的人,也是拼了命的讨好潘照临,而不太在意陈良。

而陈良也自认才华不及潘、马,因此甘居人下,只是尽心尽力做好自己分内的事情。但如此时日一久,便连石越有什么事情,也越来越多征询潘照临的意见,而不知不觉有点忽略陈良了。而在陈良本人,则觉得潘照临有帝师之材,无论哪方面都远胜于自己,因此主动向石越提供建议的情况,也越来越罕见了。

这种不知不觉间形成的惯性,当事人是很难觉察到的。便是石越,此时也并非是意识到了这些,而只是出于一种习惯性的尊重。在石越看来,当自己的地位越高,敢和自己说真话的人就会越来越少,他语气稍重,甚至是一个脸色的难看,就会令人噤若寒蝉。因此,鼓励别人在自己面前发表意见,便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了。事实上,石越也并不是时时刻刻能记住堤防这样的事情发生的,一个人的位置越高,听到的赞美便远远要多过批评,甚至根本听不到不同的声音,于是自信心便也会不知不觉的开始膨胀,这是石越也无法避免的事情。

这一次,他不过是偶然的记起来了这件事而已。

但却让陈良大受鼓舞。

“石帅来陕西后,已经察访了陕西内地的许多州县。这陕西一路之政,无非是西事、民政。石帅至陕西,不先去延州、庆州、渭州诸边郡,而先巡视内地州县,显见原本是以民政为先的。陕西一路百姓,困于弊政久矣,闻石帅来陕,莫不翘首以待,如久旱盼甘露,莫不冀望石帅能解此一路之倒悬。但石帅自沙苑监归来后,却无一纸之令下,而每日与僚属商议者,皆是西夏情弊、西军整编、兵力部署、将校才德,今日会议之后,又要亲自前往渭州……学生不明白的是,石帅是于陕西民政,已有成竹在胸,还是竟要锐意进取,以西事为先?”

陈良一口气问完,脸色已是激动得有点泛红。

石越却是再也没有想到陈良会问出如此尖锐的问题。他颇觉尴尬,沉默良久,才不无回避的说道:“子柔质问得极是,但是陕西一路,无论西事、民政,都极为棘手。我虽想以民政为先,但朝廷推行新的地方官制,须得给地方留一个缓冲期,而西夏梁乙埋咄咄逼人,所谓‘树欲静而风不止’,不除西患,难言治陕啊!”

但这样的回答显然不能让陈良满意,“姑且不论是‘不除西患难言治陕’,还是‘不能治陕难除西患’,学生敢问石帅,如今可已经有了治陕之成策?石帅可已经找到了治理陕西之关键了么?”

石越这时终于坐不住了,红着脸站起身来,朝着陈良长揖一礼,道:“还要请子柔赐教。”

“不敢。”陈良连忙避开石越这一礼,起身欠身抱拳道:“学生这一路随石帅察访诸州县,深感陕西百姓之苦,过于他路数倍,因此殚精竭虑,想要为这陕西百姓做点事情。但恨学生才疏智浅,虽略有愚者之得,看出陕西之病根,却奈何找不到药方。”

“子柔且说说这病根是什么?”

“学生以为,陕西民政,其实只有三件事——水利、淤河、役法。而归根结底,只有役法一件事。”

“愿闻其详。”石越这时也不觉得疲惫了,一面请陈良坐了,又吩咐下人换了茶,竟准备长谈起来。

“陕西一路几乎无河害,却常受旱灾与山洪之困。因此兴水利,开通诸渠,使其能灌溉关中,便至关重要。秦国富强,是因为郑国渠;汉唐关中号称‘天府之国’,靠的也是水利。倘若能重修水利,恢复汉唐旧观,关中可再为天府之国,陕北亦不失于富裕。这淤河其实也是水利的一部分。淤河为田,既可减少河害,巩固堤防,又可得良田万顷。天下之利,莫大于此。然而,此二者,前人并非不知道,实是不能为。为何?症结所在,便在役法!”

“役法?”

“正是。”陈良双目炯炯放光,侃侃言道:“学生以为,国朝最大的病症,就在役法。大宋采用的,名义上是唐德宗时杨炎制定的两税法,讲究的是‘量出以制入’,朝廷根据财政支出定总税额,分摊到州县;又按丁壮与财产定户等,依户等纳钱,依田亩纳米粟。夏秋两季征税,租庸调、杂徭、各种杂税一律取消。大宋之所以不抑兼并,也与两税法有关。因为国家税收之主要来源不需要抑制兼并。这也是大宋立国与唐初立国之异。”

“然而,两税法中,百姓在交纳两税之后,是不需要再服任何徭役的!但国朝承五代之弊,两税之外,又有什么丁口之赋与杂变之赋,要随同两税输纳。丁口之赋不论主户、客户,一体交纳,等于是两税之外,再征了一次人头税。百姓之负担,较之两税法,已经变重。特别无地的百姓更深受其害。但最为不堪者,却是交了两税与丁口之赋、杂变之赋以外,还要服差役!”

“本朝差役,五花八门。有主管运送官物或看管府库粮仓的衙前,有掌管督催赋税的里正、户长、乡书手,有供州县衙门随时驱使的承符、人力、手力、散从官,有逐捕盗贼的耆长、弓手、壮丁等等……衙前丢失损害官物,要自己赔偿,经常赔得倾家荡产;里正、户长摧不来拖欠的户税,也要自己垫付,往往垫得卖妻卖女;至于什么承符、人力,什么弓手、壮丁,则常常要在农忙之时替官府做事,搞得田地荒芜,丰年都会歉收!王介甫看到了差役法之害,想推行免役法,却要收什么免役钱。在学生看来,王介甫是没弄明白,租庸调变成两税法后,本来就是不应当有差役的。他不去纠正五代以来的弊政,反而承认这些弊政。于是,两税等于租,杂变等于调,他的免税钱则等于租庸调之庸——租庸调制是以均田制为基础的,因为均田制破坏了,杨炎才不得不改成两税法;可本朝不抑兼并,根本没什么均田制可言,这王介甫的‘租庸调’制,又怎么可能行得通?更可恨的是交了免役钱后,差役往往并不能免除。于是役法之祸更烈!本朝若真的想宽政为民,依学生之意,却应当尽废丁口之赋与杂变之赋,让百姓一体免役,使两税之外无役税,这才是为百姓着想。但是本朝立都汴京,冗兵冗官,国库空虚,想要轻徭薄赋,毕竟也只能是空想。”

“而陕西一路,百姓所受刻剥,更是国朝之最。尤其是役法,因为与西夏历年交兵,百姓被征发转运粮草,组织乡兵弓手,别处的百姓还可轮息,陕西百姓却几乎无一日可能息肩。兴水利,淤河为田,全是大工程,单靠官府出钱雇人,根本不可能做到。而若要征发百姓,百姓已经疲于奔命,实不堪再被驱使。为民谋利反而会变成了害民。故此陕西路最难者,是无钱可用,无人可使!”

这无疑是很有见识的看法,石越原也不是毫无所见,只不过没有陈良想得这么清晰,这时听他说来,沉吟了一会,因试探性的问道:“子柔以为解散一部分乡兵弓手如何?”

陈良摇了摇头,苦笑道:“那要朝廷的敕令,事关军国边防。”

“沿边或者还需要弓手协助守卫,与西夏不接壤诸州县,要弓手何为?”

“怕的是万一。而且此事亦非石帅可以决定。”

厅中顿时陷入沉默当中。石越苦思良久,依然是没有半点法子。须知兴水利、淤河为田,充足的财力之外,更需要组织大量的人力。但是陕西一路,早就变成了一个边防组织,百姓们在承担了沉重的赋税之外,还要被征发来替军队转运粮草军需,修筑城池要寨,还要组织民兵,来保卫自己的家园。在这样的地区,要办大工程,只有两个办法:一是不顾百姓死活,强行征发,以蛮横的作风,为了“百姓的利益”反而去置百姓于水深火热当中;或者,从边防机器中来抽调人手搞建设,但是这种可能危及到国家安全的行为,会遇到多大的阻力可想而知。

“不管怎么样,知道了症结在哪里,便总能想到办法。”石越忽然笑道,“今晚我去见刘希望、范德孺,便可以好好和他们谈谈这件事。先把陕西路需要兴建、修复的水利设施与淤河计划按轻重缓急列一个清单出来,大的工程不能做,也可以先做一些小的积累经验。就是没钱没人嘛,给我一年时间,我定能想到办法。”

“石帅……”石越的这个表态,让陈良又惊又喜。

“不过,陕西要大治,到底还是西北平静才行。西事才是真正的病根。”石越低声道,“西夏不仅仅是陕西的病根,也是我大宋最大的病根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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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四节

渭州城。王韶回京后,原熙河地区的军事归李宪总管,而秦凤以至环庆一带诸州军的军队,则由渭州经略使高遵裕节制。按照新官制,渭州经略使并不是正式的官职,而只是临时的差遣。此时,定远将军、武经阁侍讲、渭州经略使兼渭州知州高遵裕一身戎装,正站在城楼之上,翘首东顾。

“高帅,始终不见石帅的仪仗。”说话的是高遵裕的部将,翊麾校尉顾灵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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