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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卡尔多对那两位年轻人印象极好。从路上的交谈中，他已经知道，这两个年轻人，一个是朱仙镇讲武学堂的高材生，阿卡尔多猜测，他是奉命前往延绥行营报到。这位年轻的大宋武官，有着让阿卡尔多着迷的军人气质，虽然不过二十岁出头的年纪，但是举止沉稳，行事机敏而果断，寡言少语却言必有中，听说这个叫“种建中”（种建中是北宋名将种师道的本名。）的年轻人出自大宋帝国一个姓“种”的武将世家，是这个世家中年轻一代中的佼佼者。
另一个年轻人，比之种建中，其出身则更加尊贵。那个叫“柴远”的年轻人，其祖上曾经是中国的皇帝，直至今日，他的远房堂兄还被尊为“国宾”，享受尊荣。虽然依中华的习惯，他是旁支庶出，在许多代以前，便已无半点爵位与特权，但在阿卡尔多看来，他血统中的尊贵与荣耀，绝不会因此而减弱多少。况且，柴远同时还是一个资本雄厚的商人，这令阿卡尔多更加喜爱他。
阿卡尔多走近驿馆的前厅之时，天色已经开始泛黑。厅中点了几盏油灯——比起奢华的汴京人来说，陕西人更加朴素与节俭，所以，明亮的蜡烛除了在京兆府外，很少有地方能看到。就着昏暗的灯光，驿馆的客人们或单独、或三三两两凑在一起，吃着晚饭。阿卡尔多瞧见种建中与柴远坐在一起正交谈着什么，连忙快步走过去，笑道：“种公子、柴公子。”
“原来是阿兄，一起坐吧。”柴远和大部分宋人一样，对阿卡尔多的姓名分不太清楚。种建中也向阿卡尔多友好的笑了笑。
阿卡尔多道着谢坐下，正欲说话，忽听到有人大声骂道：“你这厮是睁眼瞎？还是反了天了，睁开你的狗眼看看，这是朝廷的驿券！我家主人，是新任的甘泉县主簿，你们不来服侍，连着这驿券，也敢不认？”
这一番叫骂，将众人目光都吸引了过去。原来是有衣着体面的主仆二人，嫌驿吏怠慢，又不肯付钱，而驿吏却不肯收驿券，那仆人便出言不逊。阿卡尔多与柴远倒也罢了，种建中却是剑眉紧锁，鄙夷之情现于言表。
那驿吏听说是个真正的官人，心中便怯了几分，但陕西一路是明颁诏旨，驿政不同他处，他亦不能自己吃亏，替人垫钱，当下便想着要措辞解释。
不料他没有说话，有人先替他说了。
“甘泉县主簿便了不得么？你这个刁仆，在陕西路放肆，当心连累你家主人将前程给丢了。十年寒窗，苦读不易。”一个儒生语带讥讽地打抱起这个不平来。
“你是何人？便敢管这闲事？”那主仆都拿眼打量眼前之人，一时摸不着对方底细。
那人笑了笑，道：“我是何人不打紧。朝廷明颁诏书，陕西路行新驿政法，凡过往陕西官员，依官品里程计算花费，至陕西路转运使司支取。不能亲至者，可请在薪俸中补发。一切驿券，陕西一路废止使用。除非事涉军情，有金、银诸字牌者，可以先开销后报账，便是朝廷的天使，到了陕西路，亦须得掏钱住驿馆。区区一个甘泉主簿，又算什么？同州、耀州、陕州，都有知县因扰乱驿政被参革职，难道你不曾听过么？但凡进了陕西，我劝你主仆便将作威作福之心收拾了，你们一路而来，这宜君驿又不是第一家，为何一路都安分了，此时偏忍耐不得？”
有宋一代，驿政之腐败，是“三冗”的“冗费”一项中数得着的弊政。石越的驿政改革，建立驿政网络，只是其一，改良役法，只是其二，而要革除这个驿政之弊，才是他极用心之处。宋朝的官员出差，本来各有驿券，至驿馆可以凭驿券消费，但是那些官员作威作福惯了，到了驿馆，便驱使驿吏无所不用其极，因为带着大量随从，他们在驿馆的花费，也远远超过规定允许。一旦供给不如意，驿吏往往还被这些官员虐打。而他们多花的钱，官府不肯认账，只能驿吏自己贴补，实在贴补不了，地方官员不敢得罪当官的同僚，就从附近百姓身上强行摊派，因此驿政实是宋朝之一大弊政。朝廷花费巨大开销维持这个网络，而百姓同时还要受涂毒。但是因为驿政同时还与军事有关，一直以来都投鼠忌器，纵有改良，也只是治标不治本，很快就故态复萌，甚至变本加厉。
但石越的新驿政法却很好的解决了这些问题。皇帝与两府在权衡之后，也终于首肯，并明颁诏令，在陕西一路先行实施。
在石越的新驿政法中，将陕西一路的驿政网分为干线与支线，连接军事重镇与主要城市直至汴京的网络，称为干线，干线全部是官营。而其余州县之间的网络，则是支线，这些或官营，或民营，不一而足。而无论是干线还是支线，都废止了驿券，官员可以根据品阶与里程领取固定的差费，想多花自己出钱，少花了也不用退还。而且，为了减少情弊，这笔钱直接到陕西路转运司去结算，与地方驿馆、地方官府都不发生关系。而另有一套方法，由转运司与各驿馆来进行结算。从此，官员进驿馆便与住客栈一样现钱交易，驿馆再也不是各级官员作威作福的地方。当然，以宋朝的条件，不可能花巨资另建一套军方的驿传系统，因此，驿政网的干线，同时也是军方的驿传系统，并且要优先保证战争的需要。所以枢密院另外颁布了通报军情的方法，即所谓的金字牌递发、银字牌递发等，各驿馆必须优先保证军方的用马与信使的一切用度。除此之外，如普通武官的出差，也与文官一样，并无特权可言。
石越的新驿政法触动了一大批人的利益。在汴京，找出种种借口来反对新驿政的官员，头一次比支持的还多。因为此事一旦陕西成功，肯定要推行全国，注定是要损害到所有官员的利益的。自从陕西推行新驿政法后，官员上任带一大堆人的事情，马上就消失了——若是自己出钱，即便是宋朝官员薪水优厚，许多人出行，也是一笔可观的开销。而且，更让一些人无法接受的是，在新驿政法推行后，地方上专门用来招待过往官员及使者的“公使钱”，也被大幅压缩了——新驿政法规定，三品以下官员过往不得动用公使钱；三品以上官员过境，可以动用的公使钱也有限额，不再是随地方官员想怎么用就怎么用。在新驿政法的限制下，不再存在官员们迎来送往的空间。这让许多人认为缺少人情味，实则不过是减少了官员用公费进行逢迎上司、建立良好关系网的机会，自然使人觉得深恶痛绝。于是，石越与刘庠将陕西路的公使钱“挪用”去兴修水利，竟然也成为这些官员攻击的借口。
石越这是头一次向天下展示他“狰狞”的一面。以往，尽管石越不动声色的做过许多实事，但他的形象始终是温和的，似乎是一个擅长调和与妥协的官员。但是现在，天下开始看到石越勇于任事的一面。自从石越抚陕之后，这种形象便越来越鲜明，到新驿政法推行之后，更是达到了一个顶点。石越的强硬之处，一点也不逊于他温和、妥协的一面。
安抚陕西后接连取得对夏战争的胜利同时也给石越赢得了巨大的威信。加上他自熙宁三年以来积累的政治资本也颇为雄厚，在朝中又得到了司马光、冯京、韩维甚至是吕惠卿等一大帮人的支持。这些政策推出之后，庆历老臣们要么保持沉默，要么公开支持；而三大报更是异口同声的赞扬，白水潭出身的进士，怀着年轻人的热情，也公开提倡“单骑赴任”，以示支持；从朝廷到地方，更有许许多多与石越利益相连、或者理念相合的官员替他辩护，为之声援。于是，陕西路的新驿政法，虽然非议、污蔑、攻击的声音从未停止过，但却终于被坚持下来了。但凡敢在陕西路破坏新驿政法的官员，无一例外，都被石越与刘庠参劾得罢官革职。陕西的驿政网络，也终于一日比一日健全成熟。
只是，陕西也是无法自外于全国的。由外地入陕的官员，难免会有几分不适应。
宜君县驿馆的事情，不过是这种不适应症的一个小例子罢了。主簿大人若是往他路就任，虽然职位卑微，但是因为是进士出身，一路之上，莫说驿馆要殷勤招待，过境的地方官员，免不了也要召集歌妓大兴宴会迎送，许多诗词便在这样的宴会上诞生。这既满足了他们文人身份都需要的风雅，又满足了他们官员身份所需要的逢迎。当然，这一切都要由大宋的财政来买单。但是，在陕西路，除非三品以上的官员，地方官员要接待，就要自掏腰包，否则被石越、刘庠知道，便会担上贪腐的罪名被弹劾。这样一来，各州县的地方官员们都变得小气许多，如主簿大人这样级别的官员，更是被不自觉地忽略了——宜君县的知县，完全是假装不知道有位甘泉县的新任主簿要经过自己的辖区。当然，主簿大人也不是头一次有这样的遭遇，进入陕西境内之后，只有一个县派人迎接过他，那是因为那个县的主簿，是他的同乡。但是宴会的规模，却远没有传说中的盛况——由私人出钱与由官府出钱，永远是两个模样。席间两位主簿喝着酒大骂石越与刘庠的祖宗十八代，但是一觉醒来之后，却也无可奈何。
所以，甘泉县主簿大人与他的仆人虽然被那年轻儒生讥讽得脸上红一阵白一阵，却始终不敢闹将起来，将自己的前程丢在这宜君县。那仆人嘟囔两句，便被主薄大人喝住，主仆二人自己给自己找了个台阶下，乖乖付钱吃饭去了。
阿卡尔多三人将这一幕闹剧看在眼里，不免都各有感慨。
柴远转过头来，便叹道：“何日能将这善政推行天下便好。”一面却在心里盘算着，陕西驿政网络支线中几个富庶地区的，都被江南十八家商行联号和陕西本地富豪瓜分，余下的便只是些没什么利润的支线由官府经营——这样的地方，由官府来做，成本并不高，不过是养成一两个老厢兵，一两辆破旧牛车。但是对于商人来说，却是没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