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宋- 第409部分

对于自己儿子的用人、治国，她都是有看法的。而且或者因为是骨肉相连的母子，她并不似曹太后那样委婉，很多时候，她会更直接的表达出来，而不那么顾忌赵顼的感觉。扪心自问，她高滔滔并没有一点私心，做一个贤德的妻子、母亲或者说皇后、太后，一直是她对自己的要求。

“这几日有十一娘陪着聊天解闷，我也宽心许多。”高太后慈祥地笑道，“倒是官家要注意龙体，莫被国事累坏了，这才是社稷之福。圣人说官家这几日都不怎么进膳，这可不是养生之道。”

赵顼笑道：“朝廷正议着伐夏之事，兵者国之大事，朕总得操点心。若能克复灵武，全祖宗之志，列祖列宗知后代有人，亦可欣慰。”

“官家决意用兵了么？”高太后敛容问道。这件事，她早已知道详细，但是皇帝既然是第一次说，却总得装成不太清楚的样子。

“伐夏之议，并非起自今日。”赵顼略带得意地说道，“朕与石越等一干大臣，实是筹划已久。数年之前，石越自杭州返京，便向朕密进伐夏方略，预言西夏臣强主弱，秉常不甘受制，久必生乱。朝廷一直便在暗中筹划布局，等待此事发生。如今果然被料中。大宋兵甲已精，士卒已练，唯一稍嫌不足者，是己丑政变比石越预料的早发生了一两年，粮草与兵饷，尚不能称全备。”

“然我亦听闻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粮饷乃用兵最要之事，官家岂可轻视？”

“母后之教甚是，朝廷已有应付之方。况且，朕以为未必便不可因粮于敌，夏国累世经营，岂无粮储？果能攻城略地，岂能没有一二仓储落入我军之手？”赵顼自信的说道。对于在西夏“因粮于敌”这种设想，在陕西的石越、在枢密院的文彦博，都是极力批评的。石越甚至在奏折中激动的指斥这种想法，是“自取败亡”之道，并激烈地请赵顼“立斩”提出这种建议的人，因为提出这种建议，是“欺君误国”。文彦博的态度要平和一些，但却也同样的坚决，认为那是完全不可能的事情。但赵顼也秘密地询问过李宪等一些带过兵的宦官与种谔这些长年在西线统兵作战的将领，甚至派遣使者询问过待罪受处罚的高遵裕，这些赵顼眼中身处前线、“深明西事”的将领，他们的回答却与石越、文彦博这两个文臣颇有不同。种谔为首的一部分边将认为这是完全可行的；而李宪与高遵裕等人的回答虽然保守一点，但也认为“未必不可行”。因此，在这方面，赵顼心里是有自己的算盘的——石越与文彦博是文臣，保守一点，从最困难的情况来庙算战争，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赵顼却相信，情况必不至于如他们说的那么糟。

“凡事兼听则明，偏听则暗。官家事事多询问大臣之意见，便不会犯错。”高太后虽然也是将门之后，但是她在军事方面，懂得却相当有限，只能说一些泛泛的提醒。

“朕理会得。”赵顼有点敷衍地说道。他的确是“兼听”了的。

高太后看在眼里，暗暗叹了口气，但表面上却点了点头，笑道：“官家能如此，是社稷之福。陕西能有石越坐镇，委之以国事，倒也是放得下心的。”

赵顼踌躇了一会，支吾道：“朝廷尚未议定主帅之选。”

高太后与向皇后都吃了一惊，只不过二人的惊讶，一人是真，一人是假。高太后自然是听过这些传闻的，向皇后却向来恪守妇训，对国事既便说不是漠不关心，亦可以说极不热衷，因此朝中这么大的事情，她竟全不知闻。高太后问道：“这却是为何？”

赵顼眼见保慈宫中人多嘴杂，有些话却不便直言，只是回道：“因有大臣有异议，争执不下，未可遂定。”

高太后摇头道：“这等事情，拖延无益。无论用与不用，宸断须及早。”

“母后说的极是。”赵顼并没有与高太后深谈的打算，语气虽然恭恭敬敬，但内心里却是打着敷衍的主意。

高太后斜着眼睛看了自己儿子一眼，忽然笑道：“官家的心思，我虽是老太婆，却也是明白的。外头有人能在这事上进言，归根到底，还是揣摸圣意，所以才敢在此事上做文章。”

高太后的这话说得虽然是笑语吟吟，但赵顼听到这话，却仿佛是在向曹太后请教一般，只觉高太后的语气神态，在这一瞬间，都像极了曹太后。他心神一凛，忙收敛起那种敷衍了事的心思，认真回道：“虽说如此，然亦不可不防。”

“是么？”高太后反问了一句，忽然问道：“若是真宗皇帝在澶渊之盟前便不肯用寇准，官家以为如今大宋是何等模样？”

赵顼听到这话，顿时怔住，若有所思地望了自己母亲一眼。到此刻，他才真正明白，他这位从小在宫中长大的母亲，在政治观点上也许与自己不同，但在政治智慧上，却未必逊色于自己。

“诸事终须以社稷为重。”高太后注视着她的儿子，缓缓说道。“一石越何能为？祖宗苦心立法以垂后世，养士百年，砥砺名节，纵是周公再世，亦未必动摇得了，何况区区一石越？收复河套，不过开拓之劳；澶渊之盟，却是救亡之功。论功劳之高下，石越亦未必胜得过寇准。景德元年，寇准已是宰相，今日石越不过一安抚使。宰相尚不忧功高不赏，何况一安抚使？”高太后不如曹太后的委婉含蓄，却一样可以直刺问题的本质。

“国之大事，在戎在祀。数十万甲士，亿万钱粮，委之一人，固不可不重。”赵顼细不可闻的叹息了一声。

“若抛开其余，仅以西事成败而论，官家可有胜过石越之选？”

“朝中似无此人。”

“如此则非难事。”高太后悠悠说道，“官家可以范纯仁、陈元凤督粮草；向传范、高遵惠督军器；另遣亲信者为石越之副以监军事。各行营主帅，本是朝廷委任；地方州府，亦是朝廷之官。如此，石越可立功而不能结党，可树威信却不能具羽翼……”

赵顼无比惊讶地望着自己的母后，心中油然生出一种叹服之情。高太后的处分，特别是最后两句话，实是触及了问题的关键——赵顼并不担心石越会拥兵割据，虽然为了谨慎，需要有适度的因应，但其实无论从哪方面来看，这几乎都是不可能的。赵顼真正担心的是，石越在伐夏的过程中，不仅仅立下巨大的功勋，而且还聚集起一群忠心的臣僚。若是这样的一帮人，在立下大功后，遍布朝堂与军队，再加上石越届时的威望，那是能让任何一个皇帝都要胆战心惊、夜不能寐的。

功劳太大，会打破政局的平衡，固然让人伤脑筋，但这并不是最可惧的。可惧的是，有功劳的人同时还有实力！

仅仅只有功勋，别说是寇准，即便是韩信，又能如何？

将这些人往各个要职上一派，不仅仅使原本可能性就极低的割据之患降到了完全不可能，而且还最大可能的分散了石越的人事权与功勋。此外，如范纯仁这样忠直的大臣，放到陕西去积累军功，将来回到朝中，必会成为他赵顼手中更有分量的棋子。

范纯仁忠直可靠，无偏无党；陈元凤聪明能干，与石越不契；向传范、高遵惠是值得信任的外戚……还可以再挑选一些人，派到陕西去。赵顼在心里已经拿定了主意。他并没有意识到，除了这种种原因外，也许他内心深处，是并不愿意调换石越的。

这一番交谈，似乎极快地拉近了母子之间的距离。他们并没有就这个话题继续深谈到下去，因为这件事已经说得够直露了，直露得简直不像是宫廷内的对话。二人巧妙的转移开了话题，由军粮的话题开始，赵顼向高太后详细地介绍着司农寺下属的研究人员们在两浙路做的各种试验：有时候他们种植了两块水稻，其中一块田中不施任何肥料，另一块田中施放猪粪，待收获之后，研究人员便可以得到结论，每斤猪粪，究竟能换来多少斤稻子……又说到契丹士兵常带的军粮“炒袋”，辽主祝贺赵顼生日的礼物中，便有这种炒米，味道并不敢恭维；从味道又聊到契丹破回纥时引进辽国的特产西瓜，司农寺已经设法从辽国引进了西瓜的种子，也许明年，在汴京的大街小巷，到处都会有甘甜的西瓜出售……母子二人随意地聊着这些轻松有趣的话题，保慈宫中，不时传出畅快的欢声笑语。

如此，一直待到在保慈宫用过午膳，赵顼才告辞离开保慈宫。他下午要在崇政殿单独召见文彦博，询问派往辽国使节的人选。离开保慈宫的那一刹那，忽然间，沉静下来的赵顼隐隐感觉到有些地方不对。他不觉回头望了保慈宫一眼，一只凤凰雕刻跃入眼帘。

“凤？陈元凤？！”赵顼愣住了，“母后如何知道陈元凤的？”他不觉喃喃自语出来。

赵顼身旁一个内侍脸上肌肉抽搐了一下，似乎是想说话，但又似是顾忌到什么，又收了回去。但他的表情却全部收入了赵顼眼中。赵顼心中动了一下，不动声色的踏上舆驾，离开了保慈宫。

“道长，这一局棋，却是小王侥幸！”距玉津园不远的一座道观内，赵颢笑吟吟地向李昌济说道。二人面前，摆着一副黑白相错的棋局。

李昌济将手中的黑子丢进小棋篓中，笑道：“是贫道输了。”

“听说石越的夫人已经启程进京了。”赵颢似不经意地说道。

“哦？朝中争议未定，倒先将他家眷召入京师。今上毕竟是舍不得不用石越的。”李昌济一粒一粒的捡着棋子，一面笑道。

赵颢笑了笑，道：“道长的主意，孤已依言向太后进言。且已向太后说了，孤不过是忧心国事，不欲因此博虚名而使兄弟生嫌，故要请太后辗转白于皇兄。”

“如此便是妥当。”李昌济淡淡地说道。

“道长说皇兄果然会知道是孤所言么？”赵颢虽然想掩饰自己的关切，却显得有点欲盖弥彰。他对“虚名”，绝非是不在意的。

“自然会知道。”李昌济似笑非笑地望了赵颢一眼，缓缓说道：“陈元凤不过一大名府通判，九重之内，如何知道此人？又如何知道